一九七四年，我的胃溃疡病又犯了，连队用牛车给我送进了营部卫生所。那天晚上，连队指导员老谭来看我，恰巧，场部没有发电，惨淡的月光穿过玻璃窗，照在我惨白的脸上。快死的样子，把老谭吓了一大跳。不久，连里同意为我办病退，老谭让我悄悄填了一张草表。

不久，团部副政委汪xx（昆明知青），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已决定调我去五营（雷允）学校教书。当时，我的身体已经不能适应在大田劳动了，办病退的事也没有把握，去当老师总比在大田劳动好一些，先改善一下环境再说。于是，五月份我就去了雷允学校。哪知道，我调到学校以后，病退的事就吹了。一纸调令使我失去了回城的机会。

于是，作为知青教师，又在雷允学校干了四年，一九七九年的六月，我才离开瑞丽，返回北京，结束整整十年的知青生活。

去了学校以后，劳动强度有所改善，但胃病并没有缓解，经常发作，这样就有了多次去总场医院住院的机会。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几件事。大概是76年。那一年我和兄弟碰巧都住进了医院，他是急性阑尾炎发作，须做阑尾切除手术，我是胃溃疡出血。那些日子真是艰难，兄弟手术后需要人照顾，我还得撑着病体过来照顾他。多亏了医院的几位小护士的帮助，我们兄弟俩才度过了难关。

认识这几位护士还是几年前的事。她们大部分都是现役军人的子女，随父母来到了生产建设兵团。后来就在兵团参加了工作，当然，由于这种关系，他们都被分到了团卫生队，没有分到基层连队去。

七四年兵团撤销，现役军人走了，他们没有随父母走，就留了下来。不久，一些农场干部就提出这些人没有经过锻炼，必须下基层锻炼一段时间，经过群众评议，劳动表现好的，可以回来。

于是，七队这个劳动的大熔炉就接受了这些小姑娘，当年他们也就十七岁左右，大田的劳动非常艰苦，特别是栽秧季节,他们很是吃力，幸好知青们都很同情他们，都气不过，觉得农场的

头头办事太缺德，军人在时巴结，军人不在了，就欺负。劳动时都主动帮助他们。半年之后，在评价会上，大家给他们说了不少的好话。终于，劳动关过了，她们又回到了医院。

在医院里，我们无法做饭，只好吃医院的小灶——病号灶。一个月大约十块钱，当时我们每个月工资36元。老同志都嫌贵，都是自己煮饭吃。只有我们几个知青病号在那里吃。有时,小灶只有我一人吃,一个炊事员给做饭，真可谓“高干”级别的享受。

由于我的病反反复复好多年了，医院的大夫都认识我。就有好心的医生动员我做胃切除手术。说老出血，会转胃癌。我怕做了手术，身体状况更差了，如果转不回去，日子更难过。而且对当时的手术条件思想顾虑很大，很担心不能成功。我想到北京去做。于是，我就表态胃不穿孔就不做手术。医院无法只好保守治疗，尽量缓解症状。因此，每次住院的时间都比较长，一个多月。时间长了,有时心里也腻歪, 就自己找乐来打发时间。

我不记得是从哪里借来的古书《增广贤文》和《千字文》，为了掩人耳目，还在日记本的眉头写了四个字“仅供批判”。就这样，病重时就趴在床上抄笔记，练习写字。病轻时查完病房就与病友到处乱逛，赶街子，看电影，串附近知青宿舍。

记得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许多老电影又可以放映了,什么《五朵金花》,《勐龙沙》等都是那时看的。特别是放映日本电影《望乡》时,简直是全县轰动,街头巷议都是一个主题，“看了《望乡》吗？是写日本妓女生活的！”

特别是底下“村里”的知青们闻讯都纷纷跑到县城，千方百计托关系找人弄票去看。放映那三天，县城真是人头攢动，洛阳纸贵！

那时，瑞丽也没有公共澡堂，洗个热水澡很困难。有人发现，酿酒厂排出的废水很热，可以洗澡。虽然，水中有很浓的酒糟味。但能有热水澡洗也就顾不上这许多了。于是，我们就经常偷偷跑到酒厂去洗热水澡。

回想起来，下乡十年，在医院住院的那段时间是我当知青中最轻松的日子。

————老高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