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今天我成了一名知识青年，记述一段回北京探亲的经历以作纪念，并向当年同情过、帮助过知识青年的人们致意。
陕北的冬天有多冷，只要到黄河边看一看就知道了。那波涛翻滚、浪声荡谷的河水到了冬天竟悄悄无声，只有站在五尺厚的冰面上才能听到闷在冰层下带着冰块的河水冲撞的隆隆声音。连那咆哮喧天的壶口瀑布也躲到厚厚的冰帘后面无声无息。农村也像那黄河一样没有了声息，除了隔三差五给牲口铡铡草以外，什么活都没有。这是我们回北京过年探亲的时候了。 回北京得先到公社开介绍信。刘主任似乎知道我的来意，还没等我张口就打着官腔说，“还是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吧。” 我也知道刘主任不会痛快，装模作样地犹豫一番之后便顺应着说，“也好，不过要是能给贫下中农做一点北京点心，这个年过得就更有意义了，刘主任，您说对吗？” “对着咧，”刘主任满意地说。 “可是做点心需要糖，刘主任能给我开个买糖的介绍信吗？” “这个莫有问题，”说罢，刘主任便从抽屉里拿出公社信笺， 用自来水笔写道：“壶口公社供销社，兹有西塬知识青年唐牧到你处购买白糖二两，请准予购买。此致，革命敬礼。壶口公社革命委员会”。 写好了买糖的介绍信，刘主任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了自己的权利象征，在印泥上使劲按了两下之后，把图章盖在了买糖介绍信上。我拿着介绍信，一边道谢，一边急急忙忙往外走。只听刘主任在后面叮嘱，“做好了点心别忘了给我拿两个来。”在公社大院的角落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用袖子使劲擦了擦，趁图章的红色油墨未干，把图章印在镜子上，然后朝镜子上哈了一口热气，马上又把镜子压在一张空白的信纸上，捂在手心里几秒钟后，一张空白介绍信便诞生了。至于那张买糖介绍信，回去放在草酸里浸泡一会儿，用钢笔写的字便消声灭迹了，而图章的红色油墨却丝毫不受影响。这样，第二张空白介绍信便诞生了。 回家过年之二：“小路” 里面穿上了“还乡服”，外面套上打着补丁的棉大衣，天刚亮就出发，走了一天到宜川县城，天已完全黑了。车马店的老板不知道在忙什么，见我进来只一摆手说没地方。我给他看我的介绍信，他连看都不看还是摆手。我拿出一盒牡丹烟请他抽，他才停下来，接过我递给他的烟。我不抽烟，但我明白，没有烟是办不成事的。把我给他的一盒牡丹揣进口袋，收了住店费，老板才从身后的大柜子里取出一床被子，带我到住宿的地方。 车马店里面是个大院，右侧是牲口棚，左侧是人住宿的地方。 房间里是一个大通铺，已经有几位知青坐在铺上打牌，还有两位老乡躺下了，忍受着打牌的喧吵。在昏暗的油灯下我找了个空位，跟那几位知青寒暄了两句，看他们打牌。 就在这时，隔壁的房间里传出悦耳的女声二重唱，是用俄文唱的俄罗斯民歌“小路”。高音轻柔，低音浑厚，和声配合默契，演唱者显然才华横溢，必定是当年师大女附中之类尖子学校的高材生。动人的歌声把人带回到学校学习的愉快年代，让我想起教俄文的马老师拉着手风琴，在新年联欢会上跟同学们一起用俄文唱歌的情景。谁会想到，两年前在北京火车站，上百人高唱“小路”挥泪与亲人告别，如今在远离家乡亲人的一个山沟里的车马店又听到了这优美悲伤的歌曲。歌声在冰冷的房间内萦绕，然后消失，牌友们热情地高喊“再来一个”，却只听到隔壁轻轻的哭泣声。 第二天清晨在汽车站买票，我看到了那两位女生。她们穿着厚厚的蓝色棉大衣，手上戴着蓝色的棉手套，脸上戴着大口罩，只能看见两双忧伤的眼睛。一位女生围在头上的红色围巾是黯淡的四周唯一鲜亮的颜色，围巾下散落着几绺未经梳理的头发。上车以后却再也没有看见她们了，也许她们乘坐别的车要去别的地方。 不管她们去哪儿了，我相信在经过更多磨难之后，她们一定找到了归属自己的人生。现在每次到北海公园，看到那些下岗退休的中年人在愉快地唱着当年伴随他们度过艰难青春的俄罗斯歌曲时，都会想到那两位女生。说不定在白塔湖畔尽情歌唱的人中就会有她们。
顺着车站外的铁丝网走了大约一里路， 已经没有路灯了，周围一片漆黑。我翻过铁丝网，跳进了车站的外端。听说华山有土匪，常下山打劫，所以看到黑暗处有烟头的闪亮，吓得急忙从一辆货车下面钻过去。辨认清楚东南西北后，我就爬上一辆空货车车厢，等待东行的列车出发。只要是向东开，不是到郑州，就是从三门峡北上进入山西，都会离北京越来越近。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从右到左传出一连串“咣啷啷”的响声，一列空煤车开始缓慢的向东行驶。我赶忙跳下货车，向那列火车跑去。就在这时，黑暗中出现了跟我一样向火车奔跑的人群。我顾不上他们是谁，先抓住了一辆煤车外边的梯子，爬上了煤车。在我后面，一个人紧跟着也爬了上来。我定神一看，是一位农村妇女，背上还捆着一个孩子。她跨上来以后，转身去拉她后面的一个人，那个人竟是一位小脚老太婆。车上的人向后面喊，“上来了没？上来了没？”。车下的人像一群蚂蚁一般还在追赶速度越来越快的火车。人一个接一个地爬上来，直到火车把下面的人甩到了后面。 前呼后喊的声音平静了下来，车上的人各自找到了自己的角落坐了下来。我也坐下来开始打量同车的旅客。她们全部是妇女，有怀抱幼儿的母亲，有裹着小脚的老太婆。我身边的妇女面容憔悴，打开包袱，拿出一条破旧的毯子把自己和孩子包了起来。我忍不住问她，“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她们是从焦书记领导下战天斗地的兰考来的。男人都出去修路了，女人带着孩子沿着陇海线逃荒要饭已经几个月了。 火车已进入全速，寒风掺夹着火车头喷出来的煤灰打在脸上生疼。我以为陕北窑洞的生活已是社会的最底层，我们村缺粮断顿只是山沟里的个别现象。但看到这些难民，我震惊了。新中国怎么还会有在生死线上如此挣扎的农民？电影上看过旧社会逃荒要饭的农民，三年自然灾害听说过俄死人的事，但当我亲眼见到这些贫苦的农民在文化大革命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下为了一口饭而四处奔波流浪的惨状，第一次心里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怀疑媒体、怀疑政府宣传的想法。
火车继续在寒风中行驶，走走停停。我一夜没合眼，脚也冻得有些麻木。黎明时分火车似乎到了目的地，停下来不走了。有经验的难民们知道火车不会再往前开了，便开始前呼后应地爬下车去，前前后后招呼着找自己的亲人，然后成群结伙消失在清晨的浓雾中。我也跟着爬了下去，东张西望不知去向。从周围的景致看似乎到了一个城镇，铁路远处有一座建筑，好像是车站，我便顺着铁路朝前走。果然，那个建筑是襄汾火车站。到了山西了。 襄汾火车站的街上有一些商店、饭馆，但都还没开门，四周冷冷清清。车站内横七竖八躺在板凳和地上的旅客也都沉沉酣睡。透过晨雾听到有动静，便顺着声音来到车站外。一个老太太正打点着生火卖江米醪糟。我又冷又饿，凑到老太太的炉子跟前，一边伸出手烤火，一边问江米醪糟怎么卖。 “带鸡蛋一毛五一碗，不带鸡蛋一毛，”老太太一边生火一边回答。 “来一碗不带鸡蛋的，”我犹豫了片刻，决定省五分钱。 我给了老太太一毛钱，继续烤着火，看着老太太煮江米醪糟。醪糟的香味开始随着蒸汽飘了出来，我已经垂涎欲滴了。这时，老太太伸手从一个罐子里取出一个鸡蛋。 “我不要鸡蛋，”我急忙提醒老太太。 “娃命苦，吃吧，”老太太把鸡蛋打到煮醪糟的砂锅里，片刻后，连醪糟带鸡蛋盛到一个碗里递给我。 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一碗热腾腾的江米醪糟吃下去浑身暖烘烘的。我当时的样子一定非常狼狈，眼圈发黑，嘴唇发紫，惨白的脸上沾满火车的烟灰。在那个人妖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我遇到了一位相濡以沫同情我的老太太，她简直是菩萨的化身。“娃命苦，吃吧，”五个字，代表了普通中国老百姓的仁爱之心。我永远忘不了襄汾火车站那位老太太慈善的面孔。40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在家里煮江米醪糟，都会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娃命苦，吃吧”。
上路已经两天了，行程刚走完一半。我觉得十分疲倦，决定善待自己，便混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客车。车上挤满了人，好不容易在两辆车厢衔接的地方找到一块空间坐下。几个小时后，火车过了太原，开始查票了。躲避查票最好的藏身之处是厕所。可是挤过人群，每一节车厢的厕所都有人。我继续往前挤，来到餐车。餐车门上挂着一个“暂停营业”的牌子。正不知所措，听到有切菜的声音,便顺着声音走进了厨房。一位年轻的师傅见我探头进来漫不经心地问，“没票吧？” 我嗯了一声。 “坐那儿去，”他指了指厨房里的一个装菜用的木箱，“这儿没人查票。” 我在那个木箱上坐了下来，看着年轻的师傅切菜，心里还是提心吊胆。听说凡是被抓到的没票蹭车的知识青年，都要送到石家庄砖厂干苦力，搬砖一个星期，一天两个窝头，然后遣送回原插队的地方。年轻的师傅大概是见我这样儿的见多了，也没心思跟我说话。过了一阵子，当他把切下来的大把的菜帮子仍进垃圾桶，我忍不住跟他说，“师傅，这菜帮子在我们那儿都能吃。” “我知道你们那儿挺苦的，” 年轻的师傅这才打开话匣子，跟我聊了起来。原来，他是北京长辛店中学初中生，因父亲退休他才来顶替父亲列车大师傅的工作，不然也跟着姐姐去陕西插队了。他还给了我一个印着北京铁路局标记的什么东西，让我到了北京以后，别从右边下车出站台。从左边下车过铁道，往西走有一个铁路员工专用进出口，拿着这个东西出去没人问，出去就是崇文门外大街。 北京华灯初放，却冷冷清清。下班回家的人顶着北风艰难地蹬着自行车。“战无不胜”的革命口号和“坚决打倒”的大字报依然处处可见。商店门口排队买年货的人群是节日即将到来的唯一迹象。然而就是这排队的人群给了我回家的亲切感觉，让我想起往年过节自己去排队买花生瓜子、带鱼粉条的情形。 回家过年之六：眼泪
32路到了中关村，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回家，给了奶奶一个意外的惊喜。奶奶看着我难过得直摇头。家里没有什么饭菜，奶奶给了我半斤粮票，塞给我一个饭盒，叫我去福利楼买些晚饭回来。 福利楼餐厅有我小时候美好的记忆，全家人常到这里来吃饭，有时还能碰到学术界名人也带着家人改善伙食或庆祝佳庆。福利楼的糕点部更是不亚于莫斯科餐厅。可是这次来餐厅里坐满了身穿制服、工作服和军装的年轻人，风纪扣大敞，嘴里叼着烟卷喷云吐雾，没有一个能受人尊敬的长辈。大桌子上啤酒瓶林立，喝得半醉的人狼吞虎咽，骂天咒地。几处小桌子也有情侣打情骂俏，谈笑风生。几张没有人的桌子饭菜狼藉，烟头满地。 我叫了两个菜，找了个空座坐了下来。经过三天艰辛的旅程，终于回到了北京，终于能吃一顿饱饭了，这本应是高兴的事，不知怎么，望着这朱门酒肉臭、醉生梦死的欢乐世界，我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缭绕的烟雾、熏天的酒气令人心里难过，回到北京的亲切感渐渐蒙上了一层怨恨，怨社会的不公，怨自己的无能。 蓬头垢面的我引起了一桌食客的注意。他们斜眼打量了我一下，一个人摆摆手说：“插队的”。三个字不知怎么那么可笑，招惹得一桌大笑。我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心底冒出一股无名火。可是我没有勇气面对这桌食客，没有胆量为“插队的”伸张正义，我象被社会抛弃了的懦夫一般忍受着。雪白的日光灯慢慢变得那么晃眼、盘筷酒杯碰撞的声音那么刺耳、人笑似鬼嚎……北京腔那么难听、油烟酒气那么难闻，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那么令人恶心……周围的一切仿佛是一场噩梦，恨不得一觉醒来回到那朴实宁静的黄土地…… 外边飘起了雪花。凄凉的寒风把亲切与怨恨都刮得无影无踪。远处酒足饭饱的喧闹声仍在黑暗中飘拂。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往回走，头脑里回荡着火车隆隆的节奏声，耳边又响起“小路”悲伤的旋律，眼前出现了衣衫褴褛的难民和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牛群，想起窑洞里昏暗的小油灯和整天喝面汤的日子，想起了四分五裂的家，想起了从前……。我教育好了，改造好了，满手老茧、浑身疮疤是很有必要的……一阵苦涩的自嘲之后，眼泪突然夺眶而出。 那是我长大成人后第一次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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