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曲《小芳》唱毕，掌声雷动，在单位这次卡拉OK比赛中我获得了“优秀歌手”奖。熟悉我的人都很惊讶地问我﹕你怎么会拿这首歌参赛？是的，我一向对这首歌都持批评态度。我是知青，我在农村时除了傻吃猛干穷欢乐，就是抠报纸、学马列，还有后来的自学微积分、微分方程，很少考虑什么“前途”，也没有过什么和村里“小芳”吊膀子之类的风流经历。我一向嘲笑这首歌的油腔滑调。 可是后来，我的态度却有所转变。 在96年的春节前，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去了一趟我插队的小山村。虽说那里已经于92年通上了电，但我上山那天偏偏踫上停电，所以窑洞里看到的仍是二十八年前的“麻油灯，吱吱响，点的还是那么丁点儿亮”。 农村人真不经老，当年的房东也就比我大15岁，我刚到村里时他是队里最精明强干的劳动力，但此时老得牙都快掉光了。油灯下，我们回忆着往事，谈着其它知青的下落，他惊叹我还是可以操着纯正的当地土话和他聊天。 他忽然对我说：“要是丑花知道你回来了，一定会从前沙涧回来看你。” 哦！丑花，我回想起这是个留刘胡兰短发的小女孩。接着，他告诉了我一段我一直不十分了解的情节.... 丑花虽然没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也不是“辫子粗又长”，但是却并不丑，也许小时候很丑吧。她是队长的小女儿，68年她大约只有十一、二岁，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小姑娘。我是知青负责人，经常去队长家，当然和她也很熟悉。在我眼中，她不过是个村里的小丫头片子而已。当地的风俗，小孩到这个年龄就由大人包办婚姻。丑花定亲那天跟着她嫫去前沙涧，经过我们知青门口时大家正在吃饭，我早知道这事，就带头哄起来。她满不在乎地回过头，冲我们撇了撇嘴，似乎在说﹕你们什么都新鲜，少见多怪！ 后来的日子，十多个知青走的走散的散，有后门的去当了兵，有路子的转到了“五七干校”农场，有“本事”的成了“工农兵学员”。到73年时，村里就只剩下连我在内的两个“臭老九”子弟了。那年夏天，另一个知青到大队学校当了民办教员，在队里干活的知青就只有我一个了。虽然学校也曾点名要我，但我在队里是保管兼出纳，偶尔还要代理队长，我也对教书不感兴趣，所以也没去。即便如此，我还仍旧是个乐天派，成天和村里的小伙子们打呀闹呀地，不懂什么叫发愁。在这一年的麦收季节，我才忽然注意到﹕丑花已经长大了。 在我插队的地方，平常干活都是男女分开，女社员由妇女队长带着干，只有在麦收时才“男女混杂，干活不乏”。那个地方以自然村为生产队，人少地多，不足百人的生产队却有七八百亩地，正经劳动力仅仅二、三十人。所以一到麦收，那就是从天不亮干到天黑，只要能看得见就别闲着。每块地都是又窄又长的梯田，净是些近公里长的地垄。这季节是男女老少齐上阵，连放麦假的小学生带“三寸金莲”的老太太一块算，每天人均割麦子都要在2.5亩以上，以我那时的年纪，割三亩地也是不在话下的。那天正忍着腰疼割得欢，一个姑娘从后面左一个“交叉把”，右一个“抢把”地赶上来﹕“冒洞啦！”原来是丑花。这里割麦子的规矩是三人一组，一人三垄，当中这个人叫“巩洞”，必须割在前面，如果被两边“挂翅”的超了就叫“冒洞”。好吧，我就把“巩洞”的位置让给你，看你能好受得了！但跟在她后面我发现这已经不是以前的丑花，她动作干净利索，要跟上她还真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没多一会儿就被她拉下十多米。当然不能服输！我憋足了一口气左蹿右跳地玩起了“搓把”——队长一般不准用这手法割麦，因为腕力小的这样会留下较高的麦茬。用队长的话说﹕“看你割那麦茬，妇女还能蹲下尿吗？”但我是例外，论掰腕子全公社的小伙子也没几个是我的对手。不到100米远，我终于再次追上丑花也要“冒洞”了，我却偏偏不冒，直起腰，举起镰，象赶牲口一样得意洋洋地吆喝她“跑快一点儿！”让大家都看得哈哈笑，那得胜者的感觉就别提有多爽了。 下午该担麦子了，小伙子们都是一人一条大扁担，挑起两个比人还要大的麦子捆，爬坡翻梁地从地里挑到场上，全部那几百亩麦子都是要这样干的。杀麦子捆的是挑麦子人自己，这样可量力而行。我一手按着麦捆，另一手接过女社员们抱过来的麦子，正在和大家取笑上午丑花如何被我赶着走，丑花咯咯笑着跳到我身后，趁我两手腾不出来的时候胳肢我来了。我忍着笑，急忙杀紧了牛皮绳，抽出一只手向后狠拍了一掌。没料到这一掌正拍在她屁股上，隔着那层土布裤子，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丰腴”。众人大笑，丑花闹了个大红脸。我有些后悔——我这才意识到，她已经不是个天真的小女孩，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女性了。 还是在那年，秋收季节妇女摘棉花，作为保管我每天将摘回的棉花过秤入库。一天中午已到吃饭时间，我在场上还有些豆子没碾完，一个人在忙。丑花来到场边，要我开棉花库门，说她的摘棉筐忘在里面了。我好只放下活去了。库房的院子四孔大窑洞，不住人，此刻又是中午，社员们都在家吃午饭，只有我俩在一起。她拾起了筐挎在肩上，却不走，坐到棉花堆上端祥着我，好象有话要说。从那略带娇羞的目光中我也似乎感到了些什么，便拿起了门锁催她﹕“回家吧！我要锁门了。” 那年入了冬，我终于不堪忍受一个人自己磨面、自己做饭的日子，上四十多里外的后山水利工地去凿洞开山了，干的是打炮眼，吃的是“大锅饭”。那里全是小伙子，更是混得像个高兴的傻瓜。 这样的水利工地，劳动保护是极差的，再加上农民的文化素质低，不到两年就已经死了三个人。在我来之前不到一个月，这个一号天井工地就有我们大队一个小伙子掉下去摔死了。其它工作点分别还有排哑炮炸死和触电死亡的。按城市里的看法，这样的活是给多少钱也不能干的，但是农民们在干，每天除了记工分外只有可怜巴巴的三毛多钱补助，而且住宿条件极其恶劣。说老实话，这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在这里，由于没负担，我成了第一号大玩命。这已经是下乡插队的第六年，那些自称“一辈子扎根”的人们早就离开了农村，那“猴子称大王”的原理居然落到我头上，我成了全县知青中最知名人物。尽管我在地区知青代表会的大会发言中，把“扎根农村”改成“坚持农村”、把“一辈子接受再教育”改成“继续接受再教育”，那些当领导的还是没听出来。我的名字甚至还上了省报。当然，除了给县领导壮门面的那些活动外，我还是在工地卖我的苦力玩我的命。 不知不觉地又到了春节，民工们回家过年，我没家没业，正好在工地值班。过了初五大家都来了，领导放我十天假。然而回到村里发现惨了，我还得现搭锅台现做饭，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十天，值得费一回工夫吗？以往回村来都是因为要照顾那两个知青总共的一亩二分自留地，最多也不过忙上三、五日，背回几个馒头就对付过去。农谚“麦在种，秋在锄”，说的是冬小麦用不了多少田间管理，所以我们的自留地就年年种的是冬小麦。春节后小麦还没返青，我这十天可怎么熬？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好丑花家利用农闲在打私人窑洞，我就又有了帮忙和吃饭的地方。在工地是抡大锤打钢，回来是抡大镐打窑洞。这抡大镐也是当地的一个功夫，只要使劲使得对，一天接一天地抡镐，手上也不会打泡。这十天就不难熬了。 接受了这一次的教训，以后我不再轻易回村，对我来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的说法，在村和在工地都是一码事。后来在工地担任了民兵营长，“水不下山，人不下山”，整整干了一年半。 1975年的夏天，县知青办将各点的零散知青来了个“合点”，我被合到了山下平原地带。为了甩掉知青的“包袱”，公社主任亲自跑上山来监督我和另一个知青的搬家，我们离开山村时相当匆忙。我自嘲是“粮未增产奖增产，水不下山人下山”。在村里只听说，丑花不久前已经出嫁（当地只要虚岁满18就发给结婚证），过门那天哭成了个泪人。 这次旧地重游，丑花她爹已死于胃癌多年，这是当地的常见病。房东告诉我，我在后山水利工地时丑花要她爹退婚，要嫁给我，说自己是大姑娘，不能亲口说，让她爹来跟我说，并一口咬定“他同意，我知道”。她爹却是理所当然地大骂她一顿“死不要脸”，关在家里几天不准出门。 我这才回忆起，那次帮队长家打窑洞，伺候吃饭就只有丑花的嫂子，打了十来天窑洞，就从来没有见到丑花露面。我死活再也想不起来和丑花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我终于明白：这，原来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小芳》的故事。 下山时我“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村边没有“小芳”。我回忆起了她的爽朗笑声。可是，如果她当年有胆量向我直接提出来的话，我有可能接受吗？这么多年来，我几乎从来就没想起过她，也不知道她老成了什么模样，见了面还能认识吗？真没想到她还在望眼欲穿。当初别人告诉我她哭得死去活来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却不料只有我一个人闷在葫芦里，如今也实在没有再去见她的勇气。 为了这份感人的情意，我也只能献上这首《小芳》，虽然这首歌并没有唱出她心中的凄惶，虽然她这辈子到头也未必能够听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