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队当“清队工作队”队员的时候，同队的还有两个社员，分别是四、五队的人。一个心里明白，嘴上不说。另一个特别爱说，大会小会都要说，说起来就是车轱轳话来回转。我是啥也不知道，啥也不懂，胆子又小，干脆啥也不说。开会时别人都说完了，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一概回答：“没什么。”问过几次，他们索性也不问了，我是乐得不说。因为我没有主见，工作队的大小事，都是那俩社员说了算。
农村的阶级关系，搀杂着大量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和亲戚关系，开始时我也想弄明白，注意听取各方面的言谈话语，脑子拼命记，心里使劲算，谁跟谁是什么亲戚，政治上又有什么联系。可是听得越多心里反而越糊涂，后来索性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连脑子也不过了。
既然不能说也出不了什么主意，后来就让我干点和文字打交道的事。有一次，安排我去辅导妇女们政治学习。知道我嘴笨加上好脾气，怕我压不住阵脚，特意让一队的贾振荣队长陪我。贾队长身高体壮，浓眉大眼，鼻宽口阔，头发和胡茬子全支楞着，天生一副大嗓门，如果背后插上两把大片刀，活脱脱一个李逵式的梁山好汉。
有贾队长坐镇，会场秩序果然不错，妇女们基本上没有大声说话的。但是手里都不闲着，有的搓麻线，有的纳鞋底，有的缝补衣裳……。时间长了，有几个憋不住，小声地交头接耳说起话来，被贾队长瞪一眼或是哼一声，立马就打住。所谓政治学习，无非是念念报纸，读读材料。我基本上是照本宣科，碰到稍为难理解的名词或是成语典故，我给解释解释，但是不作任何引伸发挥，也绝对不结合联系本村实际。就这么着我一个人又念又讲地说了一个多将近两个钟头，说得我口干舌燥，嗓音嘶哑。忽然，坐在最前排靠右边的一个纳鞋底的中年妇女抬起头来对我说：“我说这位青年（社员们对知青的统称），你都说了些啥呀？我咋听不明白呢！”说的其她妇女捂着嘴偷笑，我楞了半天说不出半个字，还是贾队长站出来帮我收的场。就这一句话的评语，我一上午的唾沫算是全都白费了。
说实在的，这位妇女一看就是个本份人，绝不是那种调皮捣蛋的角色。这事全怪我，我嗓音低沉，说话咬字不十分清楚（在北京时就有人形容我说话是“嘴里含着热茄子”），说话速度比较快，再加上一口学生腔，难怪妇女们听不懂。从此以后，辅导学习的事也不让我干了，我只能干些开会记录整理文字材料之类的事。
运动深入以后，需要外出调查个别人的历史情况，于是我又有事情干了。按文革前的规矩，调查人的事，只能由党员来干。这时候各级党组织已经被砸烂瘫痪，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非党员干预党组织内部事务的事屡见不鲜，让既不是党员也不是贫下中农的我去调查，也算是见怪不怪了。
第一次接到外调的任务时，我像扎了吗啡一样，兴奋不已。除了准备好路途中的生活必需品外，还特意带上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文革中出版的一本选有毛泽东重要文章的书，32开本）。住进旅店后，我兴冲冲地拿出《选读》，对同行的社员（按规矩外调必须二人同行，大概是防止一个人作弊吧）说：“咱们先学学《农村调查》这篇文章吧，按毛主席的指示做好调查的准备工作。”那位社员说要到外面去看看，转身出门了。其实，一个远离城市的难得进城农民进了城，要去看看也是情有可原。我只好一个人自己学。以后的外调，我再也不带书了。
七一年春节前后，开始恢复农村基层党组织，根据上级领导的统一安排，各大队搞起了“整党”运动。这一次我又陷入了深深的不明白当中。运动一开始，斗争的矛头直指平时我们尊重的大队领导。例如，某主要领导的弟弟找的对象是一户中农的女儿，就被批成：“把贫下中农后代送进虎狼窝。”北京知青经过两年多的农村生活，斗争的棱角已经被磨的差不多了。七○年下半年，我们大队来了一批通辽知青，被分配到三、四队。这次运动，他们成了急先锋，写大字报，批判发言，非常积极。我们先来的只是在一旁冷眼观看。看得多了，我越来越糊涂了，但有一点还算清楚：这种事，只能闷在自己肚子里，不能和任何人议论。闷的多了，不吐不快，不能用嘴说，就用笔写。可是又不能说得太明白了，万一被人发现告发出去，也不是个事。于是我模仿文言文的样式（我虽然不喜欢语文课，但对古文还有些兴趣），写了一个小故事，借以抒发苦闷，大意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城里的书呆子，一次偶尔下乡闲游。漫步间，发现一片麦子地，左右端详，模样与家中经常食用和书中记载的韭菜很像：“从生。叶狭。叶长数寸……”于是确认是韭菜。只有一个问题令书呆子闹不明白：“种如此多之韭菜，何时才能吃完？”
和平大队其他的知青并非都像我是“政盲”，有几位在清队工作中逐渐显现出自己在这方面的才干，像BGL、LYS、HJY、YH等人。他们对清队工作的一些作法有自己的看法，有的还和个别干部发生了激烈争论。我们参加清队两三个月后，渐渐的出现一些针对知青的议论，如“知青到农村来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反过来教育起咱们来了？”到六九年三四月，就接到所有知青撤出清队工作队的通知，没有说明什么理由。我们也不问，无非是回生产队继续下地干活。
一次路上遇到迟学良的大哥迟学泉，老迟万分感慨地说：“我这下半辈子的路还不知道怎么走呢！”老迟五六年初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因为有文化，转干提职，做到营级干部，老婆孩子也随了军。虽说升了官，但是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一直是在中蒙边境的戈壁荒滩上度过的，也没享过什么福。“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康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大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连肩负国防重任的边防部队也不能幸免。老迟因为父母家在据说是“内人党”老窝的内蒙东三盟，被打成“内人党分子”关押审查，受尽了非人折磨。据老迟讲：部队里整起人来比地方上利害得多。文革前，部队里管理严格，当干部的难免要得罪不少人；文革一来，一些人趁机进行报复，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他曾见到一位团长被活活打死，其状惨不忍睹。还有个连长不堪折磨，把随军的家属安排回老家后，躺在炕上拔枪自杀。虽然后来中央制止了抓“内人党”扩大化的错误，老迟总算逃脱了厄运，但彻底伤了心，打报告坚决要求复员回家。到家的第一件事是把红领章扔进了火炉，若不是儿子要拿去玩，那枚红五星帽徽恐怕也要被火葬了。文革前像他这样的军官复原后找工作很容易，这时候可就难了。真的让他下地干庄稼活也够他为难的，毕竟十几年没干了。没工作就没收入，只好靠当小学教师的老婆的微薄工资维持全家四口人的生活。
下乡前，在学校里“逍遥”的时候，有一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年代里，所谓“要好”并不是指兴趣、爱好相同的好朋友。那时学校里基本上是以“家庭出身”划圈。）闲聊。一个同学有感而发：什么“阶级斗争”。世上本来没有什么阶级，偏要在人堆里分出那么多阶级来，挑动一拨人和另一拨人斗，斗得死去活来，国无宁日……（并非原话）。当时听了，还觉的这位同学“思想反动”，替这位同学担心。现在想来，这位同学是“思想超前”，已经有了一些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的味道了。
没有爸爸 下乡时间长了和老乡们混得熟了，也经常说些家里的事。说得多了，老乡们发现破绽：“你们这些孩子们怎么好像都没有爸爸。总听你们说家里这人怎么样那人怎么样，从来没有听你们说爸爸怎么样。难道你们都没有爸爸吗？”
说起来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才有的怪现象。文化大革命经过翻来覆去烙烧饼似的几次大折腾，真正能够称得上绝对没有“问题”的人已经没有多少了：不要说在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过的“老运动员”，也不要说顶着“高级”帽子的老知识分子（作家、工程师、演员、艺术家等等），更不要说新中国自己培养教育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就连“爬过雪山，打过日本、国民党和美帝”的老革命军人和“在白色恐怖下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老地下工作者，也纷纷被罢官、批斗。这里所谓的“问题”，大多是指历史上的一些事情。
例如，解放前国民党军队需要大批医务工作者，于是硬性规定：凡是医学院的毕业生必须到军队服务一年以上。这样一来，干医生的几乎都有了“为国民党军队服务”的历史。抗战期间，很多决心以自己所学知识报效祖国的青年学生要参军。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几万人，并且都是在偏远的山沟沟里。况且，没有共产党人士介绍，一般人也去不了。于是大多数人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有些学有一技之长的大学毕业生还被委以校尉级军官。国民党为了壮大声势，不管个人意愿如何，在军队里搞“集体入党”，凡是军官，谁也跑不了。入国民党后，几乎没什么组织活动。离开军队后，党籍也不知还有没有。解放后，这段糊涂历史成了永远抹不掉的污点，无论来个什么政治运动就得敲打敲打。到了文革，更是成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我们十个人来自不同的班级，平时不说自己父亲的情况，好像有某种默契，互相之间也不询问，所以具体情况都不清楚。日子相处长了，从日常谈话中多多少少听出各自父亲所从事的职业。至于父亲们文革中的遭遇，那更是最最忌讳的话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