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枯燥的生活，使有的同学精神越来越压抑。我的同班同学陈韶山原来在学校是位好学生，由于在市委工作的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下乡后又常郁郁寡欢，下乡后第二年的春天，他便出了事。一天夜晚，老乡井边打水，摇辘轳时发现冻成窄窄窟窿的十几米的井下有人抓着铁索链悬在那里，忙呼喊人来援救。早春的北大荒，气温零下二十来度，井台上到处都结满了厚厚的冰。陈韶山的手已和井链冻在了一起，那种情况真有些惨不忍赌。 将陈韶山抢救上来后，我们千方百计费了很大劲，在大队公社帮助下，说服了旗知青办，把他送回了北京。他是我们中间第一个回北京的知青。过后得知，他是自己跳的井，他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中最严重的一种。
阿荣旗虽然是处于边远的山乡，但当时的政治运动也没有放过它。当呼盟行政区划归内蒙时，这里便开展了翻天覆地的整“内人党”运动。运动的组织者说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粉碎四人帮后担任过国家副主席)是“内人党”；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一夜之间，内蒙的共产党全成了“内人党”，共产党员的家属全成了“内人党”的家属。从内蒙广大的牧区到农区，从城市到乡村，一时冤狱四起。其逼供的手段令人发指，许多干部、党员被批斗，被关押，被整死。经历过北京运动的知青们，再也没有了红卫兵时的狂热，大都冷冷而无奈地注视着这场人间悲剧。 当呼盟划归黑龙江省后，这里又开始了“整党建党”运动。当时的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从哈尔滨的各机关抽出干部向这里派出了工作组。在那个特别严寒的冬天，白天干活劳动累了一天的农民，晚上还要不断地去开会。
原来，赵老二在说解放后三年自然灾害的事，顷刻满屋哄堂大笑。一个严肃的“忆苦思甜”会，只能草草收场。
在分配问题上，一开始我们青年点自己搞“小共产主义”。大家都挣工分，到年底时，队里分的钱都由青年点统一管理。粮食、衣服，青年点统一买；出工多少，工分挣多少都一样。实行三年多后，便实行不下去了，小“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流产了。由于青年点大部分成员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因此同命相怜，在漫长的插队岁月里，大家彼此关心，互相照顾，共同度过了我们最好的青年时代和最艰苦的人生岁月。
有两个冬天我没有回北京，留在东北过年。乡亲们怕我孤单，一个月当中居然没有让我在青年点做过饭，这家请完那家请。在好心的东北乡亲们的炕头上，他们轮流用北大荒最好的东西招待我。猪肉炖粉条，酸菜白肉，小鸡炖磨菇，鸡蛋炒木耳，还有东北特有的炖菜，烫好的烧酒，他们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
我从l968年9月去插队，1977年7月返回北京。整整在北大荒度过了九个年头。插队的后几年，青年点有路子的人都走了，招生、招老师、招工又走了不少人。但我因为下乡时，档案中被军代表塞进去许多关于父母莫须有的黑材料，只能在那里沉重的修理地球。
现在，梁大虎在北京一家运输公司当党委书记。肖庆平在国内读完博士以后定居在美国洛杉矶，他的夫人王明明也是我一起插队的同学。王明明她在农村时很能干，曾被选去开柴油机磨面打米，后来招工农兵大学生时上了大学。
我们的大队书记邱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十几岁参加革命，为人耿直，对知青象自己亲人一样爱护。他对我们有知遇之恩，如不是他放手启用我们，又怎么会有我们展示指挥才干的机会。公社党委书记胡福元一班人顶住“左”的压力，相继把我们几个知青干部接纳为中共党员。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将城市中上千万的中学生发送到了偏远的农村，使我在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山村生活了九年。我能在插队九年后乘未班车返城，应当感谢两个人。一是粉碎四人帮后复出的邓小平，他们拨乱反正，为知青返城政策上亮了绿灯。再就是我的爸爸，他从五七干校返城恢复工作后，千方百计运用在北京的各种资源，为我开出了一张返回北京的特困调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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