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荣旗插队时，曾担任过三年的生产队长。在我二十几岁时，管理过几十户，指挥过上百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实行着人民公社的体制，土地的高度集中，分配的大锅饭形式，劳动的赶羊方式，都越来越多的暴露出这一经济组织形式的弊病。加上农村基层组织领导者的特权，复杂的宗族关系，生产队的好坏往往同这个队的生产队长的素质紧密相关。
     我插队的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有着姓刘、姓王的两大姓。刘姓人多势众，王姓有多人在大队当干部，有靠山。彼此互不服气，明争暗斗。生产队长如走马灯一样，一年一换。尽管生产队土地资源很好，但谁上来当队长都难摆平队里这两大姓的大爷们。眼见生产队一年比一年混乱，收入一年不如一年。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把目标瞄准了我。那几年我经常出民工到外面修公路，一是修公路补贴高一点，再有修公路有食堂，不用我为一日三餐操心。在众人劝说下，我走上了生产队长的岗位，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等级序列里最小的官，而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山村里，又是说一不二的角色。

    再一个办法就是管住工分。那时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分分社员的命根”。我想既然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就要在管好工分上下功夫。那时，为了记工分是否公平，常常发生争吵，厉害时，还经常出现一家人一家人地出来打架。当时，农村上工用敲钟的办法。以往，生产队长敲破了钟，人们才不紧不慢懒懒散散的聚拢来。来早的要等来晚的，队长干瞪眼没办法。

    我当队长后，先让木匠做了一个带锁的玻璃大厨窗，做为大家的工分栏挂在队部里。一个月里边挂一张，所有的名字和出工情况，所得工分情况大家一目了然，再也没有了过去记错工分出现纠纷的事了，而且发挥了相互监督的作用。再一个招法，我选用了大队书记的亲侄子当记工员，那年月村里的人有几个不怕大队书记的，这样我就树立了工分和记工员的权威。

    在我当生产队长最初的日子里，我又宣布了一个规矩，每天我敲三遍上工钟不到者，当天不但不记工分，还要扣10分；又规定迟到者上一天工，只记一半工分，而且就在当天工分栏里兑现。

    这一政策果然厉害，我不管他姓刘、姓王，让我扣了五、六个人后，大家发现他们本来不以为然的新队长动真格的了。自那以后，我一遍钟敲响后，五分钟之内人就到齐了。甚至有人算计到我的敲钟时间，啃着干粮提前蹲在队部山墙下面等着。干活的人多了，再加上风调雨顺，你想哪有不丰收的道理。

    小小生产队长的当官经历告诉我，管理首先要立好规矩。然而在执行这一过程中，也有村里个别的“大爷”不服管的，那时候你想我一个“天涯沦落人”的北京知青怕谁，加上有青年点的兄弟们和大队书记撑腰，一些村里平日不好摆弄的人都变得服服贴贴。

    别看一个小小的生产队，种地也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事情。尤其春耕时，节气、湿度、茬口、施肥、扶犁、点种等农活也还是很复杂的。春耕不象夏锄，工种多，分工细，还要根据人的所能去派活，这些都是我不太熟悉的事。于是，我就在自己队委会的班子里选了几个种田的能手，并不顾旁人反对，选用了两个富农出身的青年农民进入了我的队委会班子。他们种地在行，农活又好又精于算计，给我当“打头”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也就被我管得有条有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