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几位知青离开村子去延安工厂工作了。在通往县城的山路旁，村民们目送走了远去的马车后，陆陆续续地返回村里。而此时的我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悄悄地拐向玉米地里的一条小路，一条令人伤心的不归之路。

    话还要从几个月前的一件事说起，那天晚上队里召开了一个会，一个半年才开一次的社员评工会。当队长念到我的名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九分。此时我的脑海像开了锅似的翻腾起来，我是一个讲究原则、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自打来到这里，我就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什么脏活累活都抢在前面，从不请假休息。一年下来，除了一个放牛的知青按365天全勤计算外，我是十几个知青中，唯一一个没有倒贴粮款的人。这次出去筑路前，你队长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国家是按每天10分补贴民工的，怎么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就变了呢？我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仍旧默默地坐在那里，但心里已拿定了主意---我要为了自己的尊严而奋起抗争了。

    第二天，我和往常一样，一早起来生火做饭。吃完饭后，我没有像其他知青那样扛起锄头去上工，而是拿了一张报纸，坐在窑洞门口消磨时间。大约九、十点钟左右站在村口的路旁，等邮递员经过那里时，将知青和北京干部的信件截下，捎回到村里。就这样日复一日，也好生自在。…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队里对我的这一举动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有些知青和好心的社员劝我自认倒霉算了，但我不会轻易地被说服，仍旧坚持着当初的信念。

    塬上的麦子到了收割的季节，村里的劳力紧张了，这天队长终于在知青的窑洞前露面了，他一见面就冲我说：“小X，今天为什么不出工啊。”哼，今天不出工，我那么长的时间干什么来的，你心里没数？我嘴上说：“队长，村里还有那么多挣8.5分的老头儿、老太太（暗指跟我一起去筑路的七十多岁出身不好的老头儿，他评了个8.5分），缺了我一个挣9分的人算什么呀！”“这个事儿先放一放，回头再说，你先下地去行不行？”“对不起，我今天不舒服，下不了地。”说完我转身回到窑洞里了。

    几天后，队里开了个会，公社和大队的领导破例参加，队长站起来，在几句恭维的开场白后，接下来的讲话中都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我，我毫无反应地坐在那里，权当他在数落别人。当会议结束时，队长宣布：“除了XXX留下来，大家可以散了。”社员们陆续散去后，我面对着的是八个公社、大队、小队及北京干部。又是队长首先发言，什么对知青关心不够啊，疏忽了对知青的思想教育啊，我听得浑身不自在。最后轮到我表态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事情不解决就别打算让我出工---结果是不欢而散。

    我在那里已经没有呆着的必要了，父母亲也打算让我回去歇一段时间，来年再说。家里连续发来了几封家人病重的加急电报，我送到大队部后都石沉大海，没有音讯。我很清楚谁在里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天，队长出人意料地主动上门来跟我谈回京探亲之事。他非常明了地告诉我，办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全凭他的一句话。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让我代表知青到大队会计那里签个字，把知青安家费的帐给平了。我当时没有马上回复他，只是要求容我再考虑考虑。队长看我没有拒绝他，马上做出了许诺---只要我一签字，马上就给开回京的介绍信。

    队长的用意再明白不过了，是想利用我急于回京的心理，借我之手把知青安家费的帐给抹掉。别的不说，我们十几个知青每个人的安家费中都包括一孔新窑洞的钱，来到这里这么长时间了，我们还是借住人家的破窑洞，这么多的钱都未花在我们身上，就想把帐抹掉。怎么可能呢！天地良心也不允许我去签这个字！我不再指望拿到什么介绍信了，便悄悄地开始收拾行装---两天后我们中间有几位被延安的工厂招去当工人。我准备和他们一起离开这里，并下决心永远不再回来。

    第二天队长又来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我爽快地答应他，送走招工的知青就去大队签字，他高兴地走了。当天晚上大家的心情很沉闷，在一起同甘共苦奋斗了那么长时间，第二天就要各奔东西了，心里真不是滋味儿。我们不停地安慰着那几位留下来的知青，受到他们的情绪感染，终于忍不住在一起抱头痛哭，把长时间压抑在心里的郁闷，一下子都宣泄了出来。

    出门远行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一大早，几位幸运的知青把行李放到队里为他们准备的马车上，我的行李也混在了其中。我随着送行的人群把他们送到了村口，这时队长看见了我，走过来问：“不是讲好了吗，今天上午去大队呀，你为什么不搭送行的马车去呢？”我笑了笑说：“他们是去延安当工人的，我哪有资格坐人家的车呀！”“要抓紧时间啊。”队长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