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和一个社员到奈曼旗外调，去的地方在奈曼最南边，靠近辽宁省的朝阳，在大山里。此地就是“麦饭石（改革开放后闻名全国）”的产地，但因为不允许农村搞副业，所以相当穷。一天正好是阴历二月初二，按当地习俗这天的早饭要吃饺子，被安排我们俩吃派饭的人家没有白面，更没有肉（即使是曾经有过肉和白面，过年时也吃光了），只好用荞麦面包酸菜馅饺子。荞麦面粘性差，饺子皮擀薄了容易破，煮熟的饺子呈暗红色，吃到嘴里，几乎全是面，没多少馅。三十几年后一次到商店买白面，发现荞麦面的价格竟然比白面还贵三分之二，不由得心生感慨，想不到当年上不得台面的荞麦面会身价倍增，甚至超过白面。 还有一次我们到开鲁县东边的东风公社外调，这个公社在开鲁县过去算是比较富的，但是受大形势的影响，不少生产队越干越穷。这天的早饭我俩被派到一家吃饭，不知为什么，这家人只有三个女人，母亲和两个女儿。饭端上桌，女主人照例在一旁张罗，两个女儿坐在炕角落里看我俩吃。还没吃上几口，那个大约四无岁的女孩哭叫起来：“妈妈，我的包破了！”一边说一边拉起袖管给她妈妈看，我用眼角瞄了一下，果然，黄绿色带着血丝的脓水正在往外流淌。我不敢有什么反应，可那位社员受不了了，他“叭”地撂下饭碗，虎着脸掏出粮票和钱（按规定，在社员家吃派饭每顿半斤粮票三角钱）拍在桌子上，“吃好了，咱赶路吧。”
参加“清队工作队”期间，每天两顿饭都是到社员家吃“派饭”。当时正是春节前后，队干部安排时，总是派到已经杀过猪的人家，所以我们工作队员几乎是顿顿有肉吃。吃了几家，我发现他们做菜的手艺都差不多，端上来的菜味道没什么区别。我最喜欢吃的是一种白切肉片，半寸多宽，两三寸长，两三分厚，肥瘦全有，还带点皮。不知怎么弄的，似乎只有八成熟，咬起来还咯吱咯吱的，有嚼头，味道很好，别看白花花三指多宽的肥膘，可是一点也不腻，吃了还想吃。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特别喜欢吃肥肉，无论是红烧还是白烧，看见就想流口水，吃到嘴里感觉比奶油蛋糕还美。二○○二年回开鲁，真想再尝尝这白切肉片的美味。可能是当地人的吃肉习惯也变了，竟然没有一家上这菜，未能如愿。事后和同学们说起，有几位也有同感。
开鲁农村和北方农村一样，土炕除了晚上睡觉外，日间是一家人室内活动的主要场地。男人干活回家喝茶吸烟，女人飞针走线缝衣裳，包括一日三餐，都是在炕上。倘若家里来了客人，为表示礼貌，也是热情地往炕上让“上炕，上炕！”。对于尊贵的客人，还要加上一句“炕里坐！”让到炕中央靠近窗口的位置。
到农民家吃饭，盘腿坐成了我的困难。我家是南方人，虽然一直生活在北方，也住过北京最典型的四合院，但从没睡过炕（下乡劳动除外），也没有盘腿而坐的习惯，吃饭一向是坐椅子或是板凳。在我们知青家里，队里特意给做了桌子和凳子，我们平时吃饭看书都是在桌子上。盘腿坐的时间长了，两条腿又酸又麻，吃完饭跳下炕来，两条腿几乎不听使唤，要活动一阵子才能恢复正常。还有一样，我盘腿一坐，就像有一口气憋在心口窝，堵在那里咽不下饭。如果硬往下咽，吃不了几口饭就堵到了嗓子眼，噎得我直翻白眼。拍胸、灌米汤地折腾好一阵子才能把饭送下去。噎了两次，我再也不敢坐炕里边了，只能坐在炕沿上，一条腿盘在炕上，一条腿垂在地上。
偷
不管怎么说，“偷”也是个不好的行为，这里，不想为偷窃行为作任何辩护，只是如实记录。
下乡第一年秋后，庄稼已经全部放倒，苞米也扒下来，一堆堆地集中在一起，准备往回运。这时候要特别当心，成堆的苞米为偷儿提供了方便。为了保护这即将到手的粮食不受损失，队里加派了“护秋”的人员，我也有幸被选中。这天夜里，我随着一位社员漫山遍野地转悠。转来转去，最后转到村子西南方的一块地。这块地呈狭长形，用社员的话说就是垄沟特别长，一根垄可以从我们村边一直延伸到他们所在地一队的村头。我俩顺着垄沟走到可以看到一队村子时，那位社员说：“饿了，咱俩烧苞米吃吧。”我俩挑出几个比较嫩的苞米，再找些苞米秸杆来，点上火，一会儿就烧熟了。
吃完烧苞米，那位社员大概觉得光有饭没有菜不够尽兴，抹抹嘴说：“咱去偷点胡萝卜吃。”我知道“偷东西”不是好事，可是我们下乡来是接受“再教育”的，“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不能有二话。他熟门熟路地把我带到村子的北边，指着一块地：“就这儿！”
说老实话，长这么大，胡萝卜吃过不少，胡萝卜叶子是什么样可从来不知道。在我的印象中，萝卜叶子就是儿童歌舞剧《拔萝卜》中那个样子，胡萝卜既然叫“萝卜”，它的叶子也应该是那样无疑。如果不是有人指点，别说是深更半夜，就是大白天把我领到胡萝卜地里，我也不知道地皮底下就是胡萝卜。我学着那社员的样，拔了两个胡萝卜，又悄悄地溜回我们队的玉米地，坐下来定定心心地啃胡萝卜。
就是“信号弹事件（见《插队生活片断（三）》）”那一次，我和HJY值更巡逻到后半夜，转来转去转到村东头果园附近大路上。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周围是一片沙沼，视野比较开阔，我俩就站在大路上看那几颗“信号弹”星星。正看着，从庄稼地里钻出两个黑影来，我俩一下子紧张起来，心想：“这一夜总算没有白等。”
谁知那俩人没一点“贼”模样，走路大大咧咧的，脚步声很重，走着走着还高声说起话来。仔细一听，原来是本队的两位“看青”的社员。“看青”的任务是保护庄稼，不是抓贼，即使有贼，吓跑了就成，所以他俩走路有那么大的动静。和他俩随便聊了几句，一位社员忽然提出到生产队果园里偷葡萄。我俩未置可否，跟着他俩走。
我们从果园东墙的一个缺口钻进果园（自家的果园，当然是熟门熟路），由于扮演的角色从庄稼的守护者转换成偷窃者，我们一个个蹑手蹑脚地摸到葡萄架下，匆匆忙忙地摘了几串葡萄就走。要说这两位社员的胆儿也真够大的，撤退的时候不走原路，领着我们摸到看果园人睡觉的窗下，隔窗欣赏了一会儿看果园人的鼾声，才轻手轻脚地从果园大门出去。到了村头大路上，哥儿几个席地而坐，把“战利品”一扫而光。
第二天干活休息时，听一位社员说：“昨天夜里有人偷咱果园。”“听说是从闸门来的，有一个还穿着大水靴呢！……”原来，看果园人的警惕性也很高，临睡前把地面全用扫帚扫了一遍。早起一查，我们几个偷儿的脚印历历在目。所幸的是，当时我穿了一双胶棉鞋，鞋底花纹和高统水靴差不多，而我的鞋又是农村少见的44号（相当于新号型的28号）。人们根据现场的“犯罪痕迹”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得出结论“闸门来的人偷果园”。为几串葡萄去惹水利部门的人，犯不上，此案便不了了之，也没有记录在案，否则，我还真不敢再穿那双胶棉鞋了。
说实在的，那葡萄并不怎么好吃，外表看起来还不错，挺大挺水灵。吃到嘴里，不是很甜，和北京的无法相比。最不可理解的是，吃了几颗葡萄以后，嘴角有辣的感觉。大概是品种不好，或是栽培技术不到位，造成品种品质退化的缘故。
偷萝卜：一年麦收，王队长安排我和一个社员夜里看麦子。到了后半夜，社员说：“肚子饿了，咱去弄点儿吃的吧。” 社员们粮食少，白天尚且填不饱肚子，哪有东西带着作夜宵。他带着我到队里的菜地，拔了几个白萝卜，擦擦泥，就吃了下去。
需要特别声明一句，下乡三年，我统共只有这三次“偷盗”行为，并且都是受人“教唆”，应该算是“从犯”吧。
三十四年后，我们十一个年逾五十的老知青旧地重游。回忆当年趣事时，我对BGL“坦白”了这仅有的三次偷窃经历，BGL哈哈大笑：“三十年的疑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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