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长王江是队里的第二把手。队里的大事，例如什么时候，那块地种什么庄稼，都是邵队长说了算。但是具体多少人干什么活，具体哪个人干什么活就由王队长安排。

    王队长小时候家里很苦，和我们相处得熟了以后，陆陆续续给我们讲了一些他家过去受的苦。六八年冬，大队还特意安排了几天时间让他忆苦，由知青们整理出来宣传。

    王队长有个堂兄叫王河，家里也像王江家一样穷。有一年冬天，王河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地方办事，事情办完已经是日落西山。那天天气奇冷，王河衣着单薄，肚里没食，越走越冷，越走越饿，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没了知觉。不久一位老农赶着一辆小驴车也从这条路上走，忽然看见路边土堆旁蹲着一个人，面前摆着几块土坷砬（土块），两只手伸在土坷砬上，好像在烤火。老农经验丰富，知道此人是冻迷糊了，赶紧上前试探，见人还有救，就把他拉起来，拉着他走，再拉着他跑，最后终于把他从阎王殿门口拉回阳世间。事后人们问起王河当时的感觉，他说：他觉得很冷，非常想烤烤火，就拾了些柴草烤起来……听到这段叙说，我马上联想起丹麦作家安徒生的著名童话《卖火柴的女孩》，多么相似的情节啊！我坚信，王队长讲的绝对是真实的，他为人老实，大字不识，绝对不会知道那个外国人写的故事。过去，我一直以为《卖火柴的女孩》只不过是作家笔下的童话人物，听了王队长的讲述，震动很大，人世间真有这么悲惨的童年。

    王江为人很老实，不怎么会说。大概是从小给地主抗活的缘故，闲不住，他的脾气是，宁愿干活，也不愿一动不动地呆着。给集体干活，一般人的思想是能少干就少干，能歇就歇。所以，每次休息的时间相当长，如果干活的地点离村近些，不少人干脆回家，给自家干些活。可是对于王江，休息反倒成了他最难受的时候。他身子虽坐在地上，两只手却闲不住，不停地拔地上的草，似乎在发泄着什么。

    68年冬，农村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不知什么原由，王江的岳母成了清理对象。这位老太太六十多岁了，小脚，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思想不通，就跑到通辽亲戚家打算避避风。谁知这一举动犯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忌，队里马上派两个人专程到通辽“揪”老太太。大概是要锻炼、考验知青，知青H是其中之一。老太太一回到家，马上开会轮番审问，知青们也参加。我因为会画两笔漫画而在大队里小有名气，就让我到审问现场收集素材。大概是碍于乡里乡亲的面子，审问会比较文明，没人动武，只是让老太太站着。我从正面、侧面，画了几幅写生速写。其实水平很差，只是抓住老太太鹰钩鼻的相貌特征。审了两天，没有审出什么结果，于是组织全队社员开展大批判。让我画了几幅漫画批判老太太。所谓漫画，其实没有任何技法可言，无非是“文革”中流行的那一套，搞点变形，夸张，丑化。漫画张贴出来后，引起了社员们极大的兴趣和一片赞扬声，我也有点儿晕乎乎的，至于王江是什么感觉，我没有考虑，只是发现他总是躲着那些大字报和漫画。过了几天，大概是没闹出什么名堂，并且又有了新的审查批判对象，老太太被撂在一边，渐渐被遗忘，继续过她平民百姓的日子。王江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带领大家出工干活。

    耪第一遍苞米，主要目的是间苗。这时候的苞米苗，棵与棵之间的距离不到一厘米，有不少干脆就紧紧地挨在一起。要想一锄头下去正好把需要的留下，多余的铲掉，得要点真工夫。干的漂亮的，先认准目标，然后前一下后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再找补一两下，就间完了一棵苗。需要留下的，毫发无损，亭亭玉立，不需要留下的，东倒西歪。如果碰到两棵苗紧紧挨在一起，把锄板子立起来，用锄板尖插到两棵苗之间，再一切一推，两棵苗一留一除，赏罚分明。苗与苗的间距，有比较严的要求，大约一尺二，太多太少都要扣工分。

    我刚学耪地时，老是掌握不好这个尺度。间第一棵苗时，用手比划好尺寸，把多余的苗铲去。第二棵苗就参考第一棵苗，第三棵苗再参考第二棵苗，……理论上讲这种作法没什么问题。实际干起来，就出问题了。我看着几棵长在一起小苗，总是偏向于把较远的苗铲去。这样下来，苗的间距越来越小，用工程技术术语就是“误差累积”。干了一个多小时，王队长不放心我们几个知青，特意回过头来检查我们的质量，一下就把我查出来，并且当场宣布扣我一分工。宣布完，又教我怎么控制苗距：利用手中的锄头作尺度，从锄的最前端往后量一尺二，确定个标志点。锄下一棵苗时，锄头伸出去，当前一棵苗和锄头上的标志对齐时，锄的最前端就是下一棵苗的位置。嘿，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照王队长的办法干，果然有效。以后，干得熟练了，眼睛也有了准头，不再靠锄杆定距离。但这种办法在初学阶段，确实给了我很大帮助。

    一次干活，因为天热，我赤膊上阵。休息时，王江发现了我胸脯上横贯左右二尺多长的刀疤，关切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把作过心脏手术的事如实相告。听了我的话，王江当时没说什么，只是低头想了一阵儿。我那时年轻气盛，自我感觉良好，自认为手术后的心脏已经恢复得与常人一样，可以承受与正常人相同的任何繁重体力劳动。我能产生这种感觉，有些根据，下乡前，曾经参加过身体检查，没有哪个医生提出过任何疑问（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体检，这一条反而成了淘汰我的最充分理由），也没有哪一级领导说过半个不字。受党的教育十几年，我对“组织”的决定深信不疑。谁想到王队长会把这事深深地记在心里，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给我以帮助和照顾。夏天麦收，我才拔了半天麦子，就接到通知，让我夜里护麦。秋后打场，我被安排看守场院。

    队里在县北牧区（俗称“北沼”）有一块草场，每年秋季，都要派人去那里打草，然后把草运回来，作为大牲畜过冬草料。打草就是割草，不过用镰刀特别大，刀柄有一人多长，镰刀头有二尺多长，所以很费体力。北沼的生活条件很差，到处是盐碱地，有时连一口淡水也喝不上。我们一到队，就常听社员说起北沼打草，心里很憧憬，总想着能到那里一试身手。我们几个男生多次向队里领导要求，知青H有了一次体验的机会,我却始终未能如愿。下乡三年，我对北沼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口头文学”的水平。出民工修水利工程，也是个重体力活。就是把淤积在河道沟渠里的泥沙挖出来。工作报酬是包工制，干得快的人，一天可以挣两三个工甚至更多，早干完早回家，还可以到队里再挣工分，多一个工到年底就是一块多钱。所以社员们只要体力好的，都争着抢着想干这活。我们男知青受工分的诱惑，也一再向队里请战。知青H和W如了愿，可也把人累得够戗。H的两个肩膀被扁担压起了两个大包。W完工后回到家在炕上睡了几天，差点把多挣的那几个工全赔进去。我几次当面找王队长要求，王队长摇摇头：“不行，那活计你干不了！”态度很坚决，没半点商量的余地。七一年，下来一个修路的工程，虽说不是包工制，但活计轻松，工分多少也可以比在队里多些，听说还有营养补助，大家都说是一次难得的美差好机会。没想到，这一次命运之星反倒降到了我的头上。并且一干就是多半年，直到我接到调令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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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队长王江。左：1968年冬 右2002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