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食堂”也办起来了——家里不再做饭，三顿都是拿着坛坛罐罐去大食堂排队等“分饭”，却从来没有分到真正的“饭”，而是焦味浓烈的大米糊（食堂的超大铁锅让炊事员天天“做实验”，直到几个月“散伙”时也煮不出一顿好饭出来），即便如此，我们全家还是高高兴兴地过着日子，以为从此可以摆脱饥饿的威胁了。
最奇怪的是我爸爸，他一会儿是“政协委员”，一会儿是“国民党反对派”——县里开政协会请他去，回来时偷着带来了两个肉包给我们吃——那可是我从来不曾吃过的最香最香的食物了！但几天后又把他抓去批斗，打得死去活来——后来才听别人说镇上有一个青年想要入党，硬说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反共救国军的先遣队员”。
离我们家不远处开办了一家不大不小的“牛奶制品厂”，有一天晚上，厂里的工人连值夜班的也偷跑去看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不知怎么的突然厂里烧了起来，很快地整个工厂就成了火海！为了扑火，邻居们把我们住的房子拆了，慌乱中我奶奶的皮箱被人“撞”开，东西散落一地，箱子里竟然有一面叠得方方正正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从此我爸爸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
我爸爸一生逆来顺受，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他在解放前（我伯父当“大官”的时候）也是受尽别人的欺负，国民党抓壮丁，他照样得逃到亲戚家躲藏。他一直患有胃病，就在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而被发配去一个偏僻的山区砍木头（当然也是为了“大炼钢铁”）的那一段时间里，妈妈最担心的是他的胃，没想到回来时竟笑呵呵地对我妈妈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派我去砍木头，竟然治好了我的胃病！” 就在这一年9月初的一天，我同妈妈在街上的关帝庙边看到好多穿得漂漂亮亮、大小同我差不多的小孩子在跳绳、踢毽子玩，过一会儿只听到口哨声一响，他们全都跑进屋里去了。我问妈妈“他们是干什么的？”妈妈说是“念小学”，我觉得这比幼稚园好玩多了，就吵着要妈妈让我“念小学”。于是妈妈带着我问了几个人（应该都是“老师”，我当时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一直问到校长的办公室，校长没有问我的年龄，举着一本书（应该是“语文”吧）里的一些字叫我念，我竟然都念出来了，又拿起另一本书（“算术”?）问我几个阿拉伯数字，这更难不倒我。于是校长满意地收下了我，就这样我“跳”过一年级直接上了镇民办小学二年级。
直到几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学校是由一群没能上高中、大学的青年人办起来的，专门招收上不了“中心小学”的孩子。我属于“年龄不够”加上“政治原因”（我过了好几年以后才知道我的“出身不好”）的“双料”，因祸得福。学唱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的田野》，非常好听，它让我对小镇外面的世界充满幻想；第二首歌《快乐的节日》，歌词的第一句是“小鸟在前面带路”——我一直不解的是，既然小鸟会为我们带路，为什么我们要消灭麻雀呢？教唱歌的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第一次见面就送给我一个精美的铅笔盒，我直到今日还不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的几年记忆最深的还是挨饿！每个月的29号粮站开始“供应”下个月的粮食，全镇人都去排队，“队伍”的长度以公里计，吵架、打骂，煞是“热闹”。有时可以买到十几斤发霉的大米，但更多的时候“供应”的只是发黑的地瓜干。
我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指的是哪三年，我们这个镇子从 “大炼钢铁”、办“大食堂”的“尾声”开始每个人就开始挨饿了，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饿死者的尸体。有一天我清晨摸着黑要去学校“早自修”，路上被什么绊倒了，一摸竟然是一具尸体，已经没有体温了！吓得我连滚带爬到了学校还说不出话来。
我的祖母饿得“水肿”（浮肿）还要请医生来检查开证明才拿到一张“供应一斤（500克）米糠粉”的条子，当时听说米糠粉可以“治疗水肿病”，我拿着这张条子到“大食堂”排队购买，从星期六下午3点排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买到。现在讲给孩子们听，没有一个人相信。
我的祖母终于还是饿死了！米糠粉并没能救她的命！临终时的她一直看着伯父留下来的阑尾，不断地念着“看不到了，看不到了”，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我的外祖母、大舅父也先后饿死。
我的兄弟姐妹有8个，先后4个送人，妹妹在送人后不久也饿死了。
记得母亲仍然每天半夜和几个邻居一起到十几公里外的山上偷割柴草挑回镇上卖钱，经常被守护山林的农民追得无路可逃，被捉到不但劳而无功，有时还被打骂。有几次比较顺利，柴草卖了钱买了几两肉“打牙祭”，全家高兴了好几天。我和父亲有时在天亮前也要走几公里去“接柴草”，所以后来的“上山下乡”对我来说并不觉得可怕。当时母亲的“最高理想”是让全家人“一个月能够吃上一次鱼或肉”。但这个“理想”直到“文革”结束都没能实现。
民办小学的所有校舍、经费全是我们师生们“挣”的——我们从来没有放过暑假、寒假和其它假日，包括星期六、星期日也没有停过。我们全体师生到附近山上挖土“印制”土坯，不但自建校舍用，还出售“赚钱”。我们还为镇上的企业、单位捏煤球（当时还不懂得“蜂窝煤”）、卷鞭炮（现在看到许多鞭炮厂爆炸的报道我还在庆幸自己）、剥花生、捶石子等体力活挣钱。
我上学的第二年开始每年“六一节”就拿着校长写的“感谢信”到镇上每一家企业、商店募捐。我走进工厂的办公室或者商店里面，先给大人们敬个礼，然后开始念“叔叔阿姨你们好”等等，之后便是请他们填上“捐献”几十块或者几百块钱，第二天校长叫人（应该是“财务”吧）去“收钱”，每年都有几千块“入账”。这个苦差事我干了4年，镇上所有的“老板”们都认识我。（几年后我才有可能当上这些“老板”手下的“小技术员”）
靠这种“勤工俭学”我们盖起了小学校（校长说我的讨钱本领为办学贡献了一半），还真象个样子，可惜“文革”一开始就被“中心小学”兼并掉，后来甚至还把它拆了，令人遗憾，这是后话。
记得有一回县教育局拿了一份“中心小学”的期中考考卷来考我们民办小学，我所在的一班除了5个考99分，其余全部100分，轰动全县。而我们的体育成绩更不赖，在全省的板羽球赛拿到第二名！
我父母当过糖厂的季节工、建筑公司的临时工，又被“安排”到镇“副业队”当了搬运工。政府号召“扫盲”，“副业队”的人员中虽然大多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但仍然有不少是文盲，有的只念过几年书，队长异想天开，竟让我每天夜晚帮他们“扫盲”，指定我教的是5年级的课本，而那一年我正在念4年级！队长说9岁教9册，刚刚好。但我实在弄不懂“双轮双铧犁”的“铧”字应该念“中华”的“华”还是念成“化”。有一回我教的“学生”（都是大人了）把“患难”的“难”字念成“困难”的“难”字，还敢同民办小学校长“打赌”看谁念错，我一看是校长大人，吓得跑到家里躲起来。
报考中学时，我们班有几个因为毕业考试成绩不好而没能领到毕业证书的同学坚持也要参加报考，学校额外开恩同意了，竟然全部考上，有的还考上重点中学。我有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在“戒备森严”的考场上刚看完考卷就大叫“妖怪果然厉害”，差点被驱逐出场。原来作文试题被我们的语文老师猜对了。
我考上了一间侨生特多的省级重点学校。这学校在当时还算是“私立”的，海外华侨在学校设助学金，主要赞助侨生，也有一小部分赞助国内的贫困学生。我打过几次申请报告上去，学校同意赞助，但需要镇居委会证明。居委会可以证明我家经济困难，但后面还要加上“管制人员家属”（后来我才知道我爸爸是“四类分子”）几字，等于废纸一张，奇怪的是有时竟然还发几块钱给我。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几块钱简直就是“救命钱”了——家里每星期给我五毛钱，扣去“柴工票”四毛五分（十八顿，每顿两分半），剩下五分钱要买六天的菜！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