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涯琐谈
我是个大男人，年轻时最讨厌小孩子。你想小东西一会哭了，一会尿了，多烦人呐。可是当我有了自己的女儿，感觉好像就不一样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她长这么大，无论多么淘气和任性，我都没动过她一手指头。我家里有一幅我们爷儿俩的照片，我在背面写道：“依依何相亲，囡囡抵万金。同赴三千里，可知父母[a1] 心。”——想起当年我们夫妇从东北把一岁多的她抱回北京的时候，她瘦得像小萝卜头一样，至今我想起来都心酸。
(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列车喘着粗汽呼啸着冲进黑龙江省鹤岗车站，终点站到了。
列车员——一位戴着什么造反组织袖章的快乐的中年汉子，他高声喊道：“都下车啦都下车啦，别忘了拿别人的东西！”
大家被他那善意而幽默的提醒逗笑了，纷纷检查自己的随身物品，并且陆续地走出车厢。
站台上两道草绿色的人墙引导着一股蓝色的人流涌出车站，边防军人们挥动着红色语录本，高喊着热烈欢迎之类的口号。500名北京支边青年每人着一身蓝色棉服，一个个激动而惊奇地看着车站那黄色的有些俄罗斯风格的尖顶建筑。有些人的眉毛上、帽子上马上就结上了白色的冰霜。
风吹在人的脸就像小刀刮一般，这是许多人的第一印象。
一路上歌声不断。同时还有几件事叫人印象深刻。
车出鹤岗市区，在天地浑然一体的白色世界中急驰。 “那是什么？！”有人喊了一声，大家纷纷用嘴呵开车窗上厚厚的白霜向外窥探。原来有一只狐狸在路边的野地里正与汽车同方向飞跑着追逐我们的车，这家伙似乎要与我们所乘坐的这个嘀嘀乱响的庞然大物一决高下。
荒凉，这也是大家的第一印象。
车队经过罗北县城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停了下来。农场带队的干部前往交涉，不久就放行了。听农场的人说，刚才有些持枪的人要“征用”汽车，可能因为我们是“文革”中第一批下乡的知青，并且是从北京来的，当时省军区和省革委会比较重视，那些赳赳武夫们才没有坚持。我只是在停车时听见街上的大喇叭正在愤怒地声讨着对立一派的什么滔天大罪，并且至今记得黑龙江省罗北县当时发生的真的开起火来的武斗中，有一派叫作“人民战争”，那是我用手捂化了车窗上的白霜，窥探到路旁的一幅大标语上的落款。多年之后，我还得知一位已经落户北京的“罗北姑爷”的身上还留有那时的枪疤。
动乱，当然也算是大家的第一印象。
路过检查站时要查边防证。车到名山，小山上中国边防军的岗亭与黑龙江对岸苏方高耸着的电视塔隔江相望，大家心里又是一震，边境的神秘感，这又是一种第一印象。
当时这500人不可能怀有500个不同的动机，但也不可能“万众一心”地怀有一个共同的动机，反正他们迈出了支援边疆的第一步，这些知青们。
(二)
世事之艰险，莫过于边地。刚迈出校门的知青们如果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貌似淳朴的边民们，那才是复杂呢，好人不多。
农场的人分为几类：当地“土著”、山东及河北移民、复转军人。“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
队长王成宾是当地人，有人说他家的成份应当划为富农，因为解放前他家有十几垧地，于是他家成为清查对象。那清查的手段，无非是老老实实地向广大群众交待。于是在每天晚上“狠抓阶级斗争”的会上，他和他爹被无休止地批斗。王队长他爹的头被打破，他母亲想不开服了毒（但被救活）。他们父子坚持说，按照政策，划成份只能以雇工剥削的程度为依据，群众认为他们爷俩就是态度不好。于是每次批斗，都让老头站在桌子上，弯腰九十度，后脑勺上用铁丝挂两块履带式拖拉机的链轨板（铸铁的！），然后把王队长按在桌子下边跪着，老头子若是坚持不住晕倒了，那链轨板掉下去砸谁的脑袋？所以尽管每次老头浑身颤抖大汗淋漓，他就是咬牙坚持着，反正当时让我这样的年轻人连续两小时弯腰九十度都是做不到的，这老人真硬。
王队长仍然是每天在队部里给大家分配工作任务，一派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只是脸上常常带着伤痕。那时候当官真难。
支部委员兼民兵队长陈玉中是参加过凉山平叛的转业军人，嫉恶如仇，在文革初期是铁杆保皇派。因为当初队里一批年轻人居然敢造党支部的反，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他坚持内查外调，毫不手软。不幸的是他四川老家转来一份造反派的证明，说是当地群众认为他岳父家和这边的王队长家一样，应当改划成富农。他一怒之下回到家里质问妻子为什么结婚时向他隐瞒家庭成份，他妻无言以对，气得昏过去。
知青们也没躲过这一关，我父亲在运动中靠了边，母亲被捕，于是清理小组根据我爷爷旧社会曾在铁路上任职这一事实，认定我家的成份应当是“伪职员”，不说也罢。
当时有个口头语是“还有余秋里同志”，那意思是把余秋里排在最后，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当时报刊上每次报导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活动时，总在不起眼的字里行间有一个名字：XX。可是他的女儿也不得不在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上被迫承认她的家庭成份“应当是地主”，因为她爸爸那时正受冲击。真叫人啼笑皆非。
余波竟波及到1977年，曾任武装连副连长、主管军事的张鸿业，从团“农业学大寨”动员大会回连以后，带头批判一位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山东移民，惹得那梁山汉子怒不可遏，乘夜潜入张家，用斧头把他妻儿六口全部砍了（张仅以身免）然后自杀。
一方是曾参加过凉山平叛的复员军人，另一方老抗日根据地的农民，双方都有过光荣的历史，他们成了“一正一反”的双方。本不该发生的事，却发生在那些热情并且充满向往的人的身上。
知青生涯琐谈--2 (三)
人们描写乡间景色时，常用的一个词是“一望无际”。它能引起人们对美丽壮观景像的向往。可是作为一名城市知青，我却对这个词心有余悸。我一生所受过的从未想象到的最大磨练，就发生在这个词所形容的真实的土地上。
“用小镰刀打败机械化”本是东北农垦系统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的的一个口号，但在1969年麦收季节，连续的阴雨天迫使人们把它作为豪言壮语来付诸实践。麦田里水深没膝，机械下不了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人们的下半身始终是湿的。
割麦子本来就是个累人的活，何况在“一望无际”并且水深没膝的地里。无论你怎么拼命向前赶，直到腰疼得支持不住，吃力地挺起身体向前一看，仍然是“一望无际”。反正能抢回多少算多少，抢不回来的就在地里大量地长芽烂掉。连秋耕都受影响。
长时间地在水里泡着并无数次地重复着一个动作，我的手握起来就张不开，好像那不是自己的手；运了半天力气，突然一下子张开时又握不上了！就这样我破费了多少“伤湿止痛膏”！
团长来检查进度，看见一位瘦小的男知青（记不清是上海人还是温州人了），正夹着镰刀一拐一拐地往宿舍跑。
他厉声喝道：“干啥干啥，快回地里去！”
对方停一下脚，回头一看是团长，只好笑着将镰刀往团长手里一塞：“你他妈去试试！”，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
这位农民出身又经过战火洗礼的现役军人，如果正规部队里的现役军人这么顶撞他，他绝轻饶不了他。可他面对的是一个十多岁的累得都走不稳的半大孩子，他终于没有发火，只是拿起对方的镰刀自己走向麦田。
第二年麦收倒是正常了，可是秋季又碰上阴雨天。成片的大豆、玉米又泡了汤。北大荒冷得早，才十月份，每天早上地里就结了一层冰，冰下面是烂泥。还得“用小镰刀打败机械化”。这比在水里捞麦子又别有一番风味。我的一位同学好不容易割到地头，他一头栽在泥水里就睡着了。等后边的人割上来，他已经冻在泥水里出不来了，大家只好用刀割开他的棉衣才把他拉起来。
到十一月时已经天寒地冻，大地里一片白茫茫的，我们还得用镰刀割玉米。城里小伙子不如乡下人干活利索，定额有些吃紧。我决定中午不回食堂吃饭。可是天寒地冻的在野地里也没法吃饭，于是我就买了两盒烟。当我又累又乏又冷的时候，我掏出烟盒，把两支烟并排放在嘴里狠狠地吸，吸完两支不解气我就再吸两支。突然我恶心、头晕，人家说这是抽烟抽“醉”了，真不错，从此我真省了烟钱了。不过那一年我终于完成了定额。
我不得不佩服那些与我一同从城市里来的外表柔弱的女知青们，她们所受的罪绝不比男生少。当然她们可能回到宿舍比男生多哭过几次，因为她们既不抽烟也不骂人。
(四)
“珍宝岛事件”后，东北农垦总局划归解放军沈阳军区，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各股的正职股长以及团长、政委、三大机关的负责人都由现役军人担任，各生产队也按连、排、班编制。团里又在沿江的几个连组建了一个武装营，计有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一个营部，军用电话也直接通到黑龙江边的执勤点上。
天寒地冻，我们在江边上原打渔队的土坯房里安顿下来。那是个“烟泡天”，天昏地暗。突然岗亭里打来电话：“对岸发现苏方巡逻队！”大家向江边跑去，影影绰绰地能分辨出对方是十几个人，他们正在树林里没膝深的雪里行进，带有军犬，树林里还有火光。也许他们发现了我们，于是转入树林深处，看不见了。
回到屋里，我想擦擦枪，于是把它端在手里。突然“砰！”地一声，枪走火了，排长过来狠狠地训了我一通。
每逢年节总得一级战备。按规定在屋里睡觉的人不许脱衣服，还必须把子弹带和手榴弹袋披挂好了再抱着枪。那弹带里有几十发子弹，腰间还配有四颗手榴弹，这一觉睡下来腰硌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后来因为总是战备又没情况，人就“疲”了，睡觉时起码弹带是解下来的。
半夜时分我坐在岗亭里昏昏欲睡，一个“情况”吓了我一大跳：窗外正有一个脑袋向岗亭里窥探！我赶紧抓起枪。
“石班长，吓你一跳吧？”——原来是边防军的一个巡逻组路经这里，他们见了建设兵团的人都叫“班长”。
战备期间，整个边防站所有人员不得在室内过夜，既使在零下三十几度的寒夜。因为苏方直升飞机沿着主航道飞行时，边防站没有秘密可言，对方一个导弹就能把屋里全体人员都报销了。
他们冻得受不住了，就来到我们的岗亭，里边避风又有火炉，可他们稍稍暖暖手就赶快离开了，如果被军官发现他们躲进岗亭，不会放过他们。正规部队不容许有“疲”的状况出现。而我们建设兵团的人在距团部作战值班室几十公里以外解开子弹袋睡觉，谁也不知道。
1972年国庆节前夕，可不是一般的战备了。一大早，全连奉命紧急集合，以急行军速度向团部赶去。到了团部稍事休息，所有武装人员在参谋长带领下在蒙蒙细雨中开始行军。可是后来大家发现这次行军漫无目的，无非使队伍不固定在一处而已。尤其是边防军也离开驻地携带真枪实弹搞什么“野营拉练”，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当傍晚我们几乎是爬着赶回营地时，王副参谋长说：“我们这次行动苏方可能很清楚，我们不要放松警惕，做好战斗准备。有林副主席指挥，我们一定胜利！”
可这位当年曾与著名的侦察英雄杨子荣一起在林海雪原中剿匪的老战士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是因为林彪乘飞机外逃了。
(五)
我的未婚妻调到我们连准备和我结婚的时候，我送她一个笔记本以示记念。我在上面胡乱题了一首诗：“锄镰事农桑，兵器守边防。同心御外侮，共建北大荒。”反正我是这么过来，而且我也没喊过什么“不消灭帝修反绝不找女朋友”之类的豪言壮语。
“知青”这个词，展开了就是“知识青年”这四个字。
真是惭愧，这个词还不如不展开呢——66届的，还算是把中学读完了，67届的就少读一年，怎么当得起“知识”这两个字？而至今在农村在边疆，真正有知识的、大专院校毕业的人还是不愿意下乡。回京之初，我进入国营企业当工人，又像现在的许多民工一样，感受到某些人的藐视。只不过我要文则文，要武也奉陪，于是那些人只是在表面上对我挺客气罢了。
还有，尽管有些国营企业可以如数家珍一般报出一连串高级知识分子的名单来，但并不表明他们多么尊重知识。因为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就像是漂亮妞儿一样被他们玩弄于掌中，聊充花瓶，并不参与决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