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们总喜欢一句话：无巧不成书。我出生的时刻就是一个大大的“巧”字，注定是要出一本书的。
听父辈的人讲，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早晨，我父亲到他开的文具店里拿东西，有位店员叫做高qj的看到他，以为我妈妈生产了，说了一句：“要是晚一会出生就更好了。”我爸爸说：“还没生呢，为什么晚一点生更好？”高回答：“现在是卯时，再过一会儿就是辰年辰月辰日辰时了”。
到7点多时，有人到店里说我妈妈刚生了一个男孩，高qj随即出去买了一串特长的鞭炮从三楼挂到地面上，噼噼啪啪地响了十几分钟，全镇的人都知道本镇有了一个龙年龙月龙日龙时出生的孩子，私下里议论着“这孩子会创造奇迹吗？”
也许正是托了“四条龙”的福，我出生几个月就逃过了“送人抚养”的一劫——我妈妈又怀孕了！没有奶吃，买不起奶粉，邻居都劝我父母把我送人，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哥哥。我爸爸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四条龙”应该有福——他后来曾经对我们讲过历史上有几个名人如关羽、唐伯虎、乾隆皇帝等出生的年、月、日、时的生肖都一致（关羽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的，唐伯虎是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出生的, 清代乾隆君是龙年龙月龙日龙时出生的）。第二年我妹妹出生，很快就送给一个远房亲戚抚养。（后来我妹妹饿死了，我一直觉得她是代我受过了）
上幼儿园之前发生的事我只能在后来从大人们的回忆中断断续续听到一些，但有2件事是绝对可靠的：一是我几乎天天挣扎在饥饿的生死线上——邻居们说我那时瘦得真的是皮包骨头，种痘时手臂上竟然找不到一块肉可以“进针”，只好种在大腿上；二是我有一次腿上长了一个“疖痈”，久治不好，我妈妈背着我走了20几公里找到有名的草药医生才治愈。种痘和疖痈的疤现在还清晰可见。
依稀记得起来最早的一件事是文具店后面有一个小花园，那可是我的天堂。有一天我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我拔起一株小草，看到它的根竟然有一个小小的“芋头”！我举着它蹦蹦跳跳跑到妈妈面前，要她“煮芋头”给我吃。谁知妈妈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说：“那是‘香附子’，不是芋头，有毒，快把它扔了！”我吓了一跳，赶紧把小“芋头”扔了，却听到妈妈自言自语：“香附子还是一种中药呢。”这一下我可来劲了，缠着问我妈“你刚才说它有毒，现在又说它是中药，是药怎么会有毒、有毒怎么又会是药呢？！”第一次把我妈问住了。
我的三弟出生不久，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文具店“不让开了”，店员们也都走了。我妈妈给邻居们洗衣服、缝缝补补、给裁缝店缝纽扣，一天挣几毛钱工钱，无论如何是养不活一家人的。只好“铤而走险”，跟着一群命运差不多的居民每天半夜到10几公里外的山上“偷”割山草挑来镇上当柴火卖，我爸爸也跟着去“帮忙”挑一点——可怜一对从来不曾干过体力活的知识分子夫妇竟然靠着“偷”割柴火谋生！有时被看护山林的农民发现追捕，看到同行的人从悬崖峭壁上掉下山沟里丧命，回家后说再也不敢去了，但第二天还得去——一家大小一日三餐全靠卖柴火的钱维持。而只有4岁的我则要“照看”1岁多的弟弟，还要在屋后看护晒着的山草。
每天最高兴也最盼望的是妈妈回家时总会带点好吃的野果给我们“打牙祭”。有几次他们直到中午才回来，说是被抓、然后“偷跑”回家的——我直到今天都不敢问妈妈怎么被抓、又怎么偷跑的，怕再次勾起她的伤心。
我们租住在一家碾米厂的隔壁。有一天我用废旧报纸折了一条船给弟弟玩，弟弟跑到屋后把纸船扔到碾米厂后面的水池里，风把纸船吹到池中央，我拿着一根木棍试图“勾”回纸船，一脚踩空掉到水池里，挣扎了一会儿就不省人事了。醒来的时候却是在池子边上，弟弟趴在我身上哭。直到我妈妈挑着一担山草回家，看到我身上还湿着，追问起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碾米厂里有个工人（算命的人说我一辈子会遇到不少“贵人”，有难时总能逢凶化吉，这个碾米厂工人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可惜我长大后想找他却找不到了）听到我弟弟的哭声，出来看到我掉水里，就跳下水池把我救了上来。
第二次“落水”是1年后的事了：我奶奶虽然已经年近“古稀”，而且两脚都是“三寸金莲”（我看过我奶奶洗脚，她的脚长真的不足三寸，也不知道古时候的女孩子裹脚要吃多少苦！），却还得去食品厂当临时工挣钱，我天天跟着她去“剥荔枝壳”。有一次可能坐得太久，也可能饿得发昏，起来上厕所时突然两眼发黑栽到酒糟池里。又是一个“贵人”把我捞起来捡回了一条命。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被那位好心人救起来后的事：我站在一个水龙头下用水把酒糟冲洗干净，然后走回家，路上停下来晒太阳，有位邻居问我为什么还不赶快回去换一身干的衣服，我说“我得把衣服晒干了回去才不会让妈妈知道我又掉水里了。”
两次恐怖的经历让我直至今日闻到酒糟和水中的铁锈味时都会全身发抖。
奶奶回家后才知道我掉酒糟池里的事，第二天就换了一个“工作”——给公路局锤打石子。当然，我也跟去了。这是一种高强度、极累又极容易受伤的活，祖孙两个一天拚着命弯着腰锤打10几个小时的石子，大概可以挣得两毛多钱工资——凭粮证在粮站可以买到2市斤大米，但在黑市上只能到半斤。
奶奶的梳妆台上有一件“宝贝”——一个精致的小小的有机玻璃盒子，里面有一个漂亮而密封着的玻璃瓶，瓶子里的液体漂浮着一小段像是肠子一样的东西。我常常看到奶奶对着这“宝贝”发呆，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奶奶，瓶子里装的是什么？”没想到奶奶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了下来。我不敢再问，到了晚上偷偷地问我妈妈，才知道那是我远在台湾的伯父身上的一块肉——阑尾！
原来我伯父有一次去日本，无缘无故地把这个器官切下来寄给我奶奶——当然免不了挨了奶奶的一顿臭骂：那也是奶奶身上的肉啊！
妈妈还告诉我：伯父去台湾的前一天来同全家人道别，跪在奶奶面前说：“妈，儿子不孝，不能守在家里伺奉你老人家了，这一次可能离别会久一些。”奶奶问“要去多久？”伯父说：“快则两三年，慢则四五年”。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我不知道伯父为什么要去台湾，也不知道为什么回不来，但却从心底里盼望着他和伯母、堂兄弟们回来团圆——这可能是常听到奶奶念叨的结果。我伯父在大陆时已有4个儿子，老三送给我大姑母抚养，老大和和刚出生不久的老四带去台湾，老二留在大陆与奶奶“作伴”。到了台湾以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取名“思团”、“思圆”。
后来我父母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双双到养路班去，天天干着把公路边的沙子推到中间那种简单而又繁重的体力活。但无论如何，“家庭经济”算是“好转”了，我不用再去锤打石子，而且还可以上幼稚园“读书”了。
幼稚园里回忆得起来的一件事是“轰麻雀”，记得我那年还是一个不小的“官”——幼稚园的小班长。现在还依稀记得阿姨（当时不叫“老师”）带着我们拿着破脸盆、口杯等坛坛罐罐到田野、小山坡上敲打，还真看到麻雀掉下来。可是第二年龙眼树和荔枝树上全是臭椿虫，颗粒无收，我从小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龙眼荔枝，那一年吃不到了。
另外一件事是有一次在幼稚园门口看到一群人 “批斗”一个“坏分子”，起初是把他推推搡搡的，后来就拳打脚踢，直到把他打倒在地呻吟哭泣——一个大男人流眼泪是连小孩子也一辈子忘不掉的。
记得奶奶有一次同妈妈吵架闹得很凶，好像是奶奶从哪里听说我妈妈准备把三弟“卖掉”。后来的事实说明我奶奶还是很有“洞察能力”的——我妈妈费尽心思真的把三弟卖了，得到的钱大约可以买到50斤大米！
弟弟被卖时已经3岁，早熟的他知道大人们准备对他“图谋不轨”，居然逃走两次又被邻居带回。卖出时不但大哭大闹，还对来抱他的养父母咬了几口！去了几天竟然逃了回来，也不知他怎么认的路！（后来听说他来的路上要过一座独木桥，他不敢走，从桥下小溪涉水而过时被水冲走了几十米——又是一位不知名的过路人救了他！）
记得从我们家去街道要经过一家裁缝店，我天天早晨准时到裁缝店爬到凳子上撕下一张日历作为“收藏品”，想在第二年继续使用。收藏日历让我记住了从0到31这三十一个阿拉伯数字，但也造成我整整一年念数字时都从31又回到1，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32！有一天裁缝店的一位师傅不知为什么得罪了我，我对众人公开声明第二天不给他们撕日历了，要让他们“不知何时过年”，谁知道店里的师傅们全都哈哈大笑：“不过年才好呢，省得操心！”我一直想不通，过年有饭吃，有新衣穿，又有压岁钱（虽然每年最多也就几毛钱而已）可以买好玩的东西，为什么大人们不喜欢过年呢？
我很喜欢看街道上五颜六色的大幅标语，不认识的字问大人，然后蹲在地上学着写，当学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时，街道上突然热闹了许多——好像到处都有人群在挖坑（建沼气池）、筑“高炉”（大炼钢铁），连幼稚园里的我们也不闲着，跟着阿姨和大人们到溪里“洗铁砂”。
奶奶也是“大炼钢铁”的积极响应者，她把家里所有的铁件包括铁门、铁窗、铁床和高级的红木家具全部捐出去炼铁。全镇男女老少忙了几个月，终于炼出了一炉“钢铁”，当火红的“铁水”从炉子下面流出来的时候，人们敲锣打鼓到公社“报喜”，那情形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可惜第二天我到炉子下面看到的却全是铁渣，我们家的铁门、铁窗和铁床不知“变”到那里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