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
像我这一代上世纪50年代出生，又亲身经历过60年代“文革”最暴力时期的人，都不会对当年的“武斗”感觉陌生。尤其是对那个年代胳膊上扎着“红卫兵”袖标的年轻人，他们走到哪儿，就打人到哪儿、砸东西到哪儿、抢东西到哪儿，至今回忆起来都暴力得让人感觉心有余悸!后来武斗又在全国各地到处铺开，甚至真枪真炮都摆出来对打，直到解放军出面才能勉强制止。幸好那年月我先是生活在北京，后来又下乡到黑龙江，所以身边还相对比较安全。
在1977年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英雄的红卫兵小将十年前狠批江青》的报道：专门赞扬福建永安一中一位中学生陈德辉，在1967年“文革”开始的岁月中。就异常清醒并旗帜鲜明地跟“四人帮”对着千。此报道虽然是发表在1977年“文革”结束之后，可标题的用词却一时还无法完全纠正“文革式”的口气，所以还是“英雄的红卫兵小将”呢! 再读报道的内容：“陈德辉在1967年9月23日写给当时中央文革的信中这样说：‘江青，你在7月下旬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时提出极端反动的‘文攻武卫’，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动思潮，希望你在报纸上公开承认错误，要高姿态．决不能打肿脸来充胖子。……我怀疑你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你应该收回你的错误谬论。否则，前途是可悲的’。”
在“文革”席卷全国最轰轰烈烈的上世纪60年代末，像陈德辉这样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反潮流异数还真不止他一个人。但到了“文革”结束，这样的力阻狂澜者，大都早已被迫害致死。陈德辉后来还能活着，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
从1977年“文革”结束往后的时间里，有无数人都开始紧急转向，马上齐声控诉“文茧”的罪恶，倒把像陈德辉这样敢于在“文革”时期，就直接站出来反“文革”的人给淹没了。
我后来在导演陈凯歌回忆“文革”岁月的《少年凯歌》中又读到这样感慨的内心独白：“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
细读这样的深刻自省之语，再对照陈德辉于“文革”当年的大声疾呼“我控诉”!却也很值得每一个人在企图逃避社会责任时深刻反思一下自己的内心。
何东(自由评论人) 07-08-10 b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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