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 瓜 文革中有一段语录被人们引用得最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初时，人们大多把这段语录用于和自然界的艰难困苦作斗争时鼓舞斗志。后来延伸到派性斗争的最高形式——武斗中，被这段话激励起来的斗志加剧了人们无谓的伤亡牺牲和国家财产的损失破坏。农民是天生的乐天派，他们和这段语录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下定决心——去偷瓜（注解：要偷东西当然得下死决心），不怕牺牲——往里爬（拿出不怕死的劲头来），排除万难——挑大的（黑灯瞎火的要找大瓜，还得防备看瓜人，确实万分困难），争取胜利——别挨抓（被抓住了还叫什么胜利呀）！”
六九年秋天雨水特别多，一些沟渠和低洼地都积上了水。于是，蚊子们有了繁殖发展的大好天地。蚊子多得大白天也出来活动，并且是一种花脚蚊子，腿上一段黑一段白，就跟铁岔道口的栏杆似的。农民们下地干活，为了防蚊咬，只好把全身尽可能地全包起来，长袖子长裤管不说，还得把袖口裤脚用绳扎起来。不分男女，不管好看难看，全用一块布把头包起来。有的女知青用那种透明的薄纱巾把头全包住，满想着又可以防蚊子又好看，没想到纱巾太薄，蚊子的长嘴扎透纱巾照叮不误。只有脸最倒霉，没什么办法好包（戴口罩呼吸困难，没法干活），只好豁出去让蚊子咬去。一天休息，有人告诉我说旁边一片荒地里有些野生西瓜，运气好的话还能碰到好瓜，我就和他一起进去了。找了找，没一会儿就找到一个相当甜的瓜，这下我可来劲了，也顾不得成群的蚊子向我轮番攻击，低着头只管找瓜挑瓜，蚊子实在太猖狂了就用手赶赶。工夫不负有心人，休息结束时，我找到了三个瓜。问题跟着也来了，我没带任何袋子可以用来装瓜，这三个人头大小的瓜只好用两只手抱着。手被瓜占住了，就没法对猖狂进攻的蚊子实行自卫反击，可是让我放弃来之不易的瓜又有点于心不甘。等我满载胜利果实走出战场时，遇到一位社员，他满脸惊奇的辨认了一会儿说：“是你呀老R，怎么一会儿不见你就长胖了？”再仔细一看，原来脸上布满了蚊子咬的包。
喝 酒 69年,因“战备”的需要，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那年冬天，吉林省从哲里木盟调走了大量白酒。内蒙人向来爱喝白酒，冬天还习惯将酒烫热了喝。为了填补白酒的空白，吉林省向哲盟调进了大批啤酒。那时候啤酒可没有现在这么普及，特别是北方农牧民听也没听过。他们以为啤酒和白酒差不多，喝酒时也用小酒盅盛酒，喝之前先用热水把酒烫热。孰不知这么一烫，就把最能体现啤酒风味的气和味全都烫飞了，剩下的除了被他们称为“马尿味”的一股异味外，就只有淡水一盅了。喝完酒，他们唯一的感慨是“这酒没劲！”啤酒虽没劲，但也有好处，这年过年酗酒闹事撒酒疯的人大大减少。
我们恰好这年回家探亲，我特地从湖南邵阳带了两瓶“邵阳大曲”回乡。曲酒虽说比白酒酒劲小点，但也有五十几度，比啤酒可是强得多了，况且还有一股曲酒所特有的香气，在当前那种形势下，其魅力可想而知。我那时也够单纯的，居然没想到拿这“稀世珍酒”去孝敬当权者，只想到：与其大家喝每人只喝一点点，不如人少点喝个痛快。于是我和一同回队的H两个人独享了这两瓶酒。这天夜深人静时，把来知青户玩的社员都送走后，我俩把门关好。想把窗户遮挡严，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么大的布，只好用根绳子把一块黑布吊在半空中，遮住射向窗外的灯光，我俩就躲在这块黑布后面喝起来。下酒菜也是现成的，各人都从自家带来不少“好吃的”，本来离家时家人一再叮嘱这些东西要“备战备荒”、准备打“持久战”的，今天为了对得起这瓶酒，也顾不得那许多以后的事了。
吃 肉 我们刚到村的几天，还能天天有肉吃，只是菜里的肉一天比一天少，到后来觉得肉的味也有点不对劲儿。男生们粗心，没怎么在意，细心的女生们可看出问题了。一天，和我一起插队的妹妹悄悄告诉我：“哥，你知道吗，给咱们吃的肉已经坏了，她们（指某女知青）看见大爷从那块肉上挑蛆。”第二天，我从挂那块肉的地方路过时，用眼角瞟了一眼，果然有些白白的小东西在那块肉上蠕动。后来才知道，这块肉是因为我们要来才特意买的。大约一个星期，这块肉吃完，我们就彻底没得肉吃了。直到第二个月，我们进县城拉粮食，才买了几斤肉解解谗。
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按上级规定生产队给知青户安排了一名大师傅做饭，大师傅的工分由队里给。我们队的大师傅人很老实，不象有些队的大师傅把知青的粮食往自家拿。我们也很尊重他，口口声声喊他“魏大爷”。有些队的知青与大师傅关系紧张，就辞了大师傅自己做饭，还可以拿到大师傅的那一份工分。我们看魏大爷年纪大了，到队里干活确实很吃力，就让他干满了一年整。到满了整一年这一天，我们说：“大爷，您辛苦一年了，今天我们作顿饭，让您也尝尝我们的手艺。”魏大爷兴致勃勃地在旁边看我们准备菜，切肉片、肉丝、肉丁、肉末。看着看着大爷不明白了：“吃肉就吃肉呗，干嘛还费那么大劲，一点点儿肉还整得那么精细！”一边说一边摇头，表示很不理解。等到端上桌吃到嘴里，魏大爷彻底服了：“嘿，味道还真不赖！”
当地人吃肉可没有我们这么讲究，比较粗放。他们一年难得吃几次肉，吃一次肉就要吃个痛快过瘾。一般是秋后春节前，劳碌了一年，该干的活计都干的差不多了；养了一年的猪也长的差不多了，天气越来越冷，那猪再养下去可是光吃食不长膘，闹不好还往下掉膘，亏本的买卖不能作，此时不杀，更待何时。于是家家户户兴高采烈地“磨刀霍霍向肥猪”。农民们评价一头猪的好坏，全看肥不肥，具体地说就是看肥膘有多厚。衡量的尺度是几指膘，也就是相当于几根手指并排的宽度。到了杀猪的季节，互相之间就要夸耀较量谁家猪养得好养的肥。如果谁说自家的猪只有三指膘，别人会向他斜着眼撇撇嘴，表示轻蔑。如果是四指膘，定会引来他人的羡慕。最牛气的是伸出五指并拢的手掌：“我家的杀了五指膘！”那付神气活像刚刚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凯旋归来。要知道，农民们终年劳作，手指粗壮手掌宽厚，伸出巴掌来像把小蒲扇。猪长了这么厚的肥膘，城里人见了恐怕得吓个跟头。
七○年底到七一年初的这个冬天，组里的大部分同学没在队里，有的回家过年，有的回家养病。只剩我一个人守着五大间空房。我所以没有回家过年，倒不是思想怎么好，主要还是从经济上考虑：妹妹生肝炎少挣了许多工分（也不怕现在的小青年笑话，那时的我们个个都变成了“工分脑壳”，事事时时从工分出发考虑问题），回家路费、治病、营养（肝炎可是富贵病，光吃药营养跟不上也好不利索）都要用钱；我家在湖南邵阳，路程比北京远两倍多，我若回家又要多花不少冤枉钱送给铁路局；我留在队里，多少还能挣它几十个工，到秋后又是几十块钱，一进一出，就是一百多块钱的来去。这年开春时我们买了两只小猪崽儿，养到秋收完大小正好，我们就把它们杀了。猪肉我们自己吃了一部分，卖了一些，剩下一些给留在队里的同学过年吃。过完年，猪肉也吃得差不多没了，只剩下零零碎碎的一些猪皮。为了“物尽其用”，我把这些猪皮切成指甲盖大小，放到锅里和黄豆一起用小火煮，一直到把猪皮煮烂，再加上盐和能搞到的作料——葱、姜、蒜、酱之类的东西。最后把这一大锅猪皮黄豆汤盛到一个瓦盆里，在灶间里一冻，就成了一盆猪皮冻。要吃的时候，到盆里挖出来一块，切成片就可以了。在那些整天与高梁米酸白菜为伴的日子里，虽比不上山珍海味，也算得上美味佳肴。自己吃得高兴了，还拿出来卖弄，打上一斤酒，邀上两位要好的青年社员，然后端出来一盘切得方方正正摆得整整齐齐的肉皮冻来请大家品尝。二位吃了几片竟然品不出是什么东西，一个劲儿地向我求教烹饪方法。为了脸面增光，我吹牛说是“祖传秘方，恕不外传（请老祖宗在天之灵见谅）！”
刚到队里时，我们的房子还没有造好，我们都借住在社员家里。一天晚上，房东大爷神神秘秘地对我们说：“昨天我们家一点猪肉让狗叼了，今天我下了铗子打狗。铗着狗的时候一块起来打狗。”睡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被房东大爷从梦中叫醒：“铗着了，快抄家伙打！”我们穿上衣服，每人抓上一把锄头铁锹之类的农具冲到院子里，不知谁还没忘拿了一个手电筒。到院里一看，果然一只大狗在那里拼命地挣扎，用手电一照，两只蓝汪汪绿荧荧的眼睛像两只小灯泡。见有人出来，那狗狂吠着一窜一窜地似乎要扑上来咬人，无奈被铗子夹住脚，只能在原地打转转。见到狗这副架势，我们四个不由自主地紧紧靠在一起，嘴里还虚张声势地大喊大叫：“痛打落水狗！痛打落水狗！……”，手里的家伙举得老高，落下去却是软弱无力。
那狗受到攻击，跳得更高、叫得更凶，如果不是房东父子参战，凭我们四个，这只馋嘴的倒霉狗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一命归西。打完狗，房东大爷说：“你们歇着去吧，等狗收拾好了叫你们起来吃狗肉。”这些天在队里干活，我们累得疲惫不堪，一门心思只想睡觉。又是不知什么时候，房东大爷再次叫醒我们吃狗肉，我的睡意正浓，但是盛情难却，胡乱吃了几口狗肉，爬上炕倒头继续睡。第二天早上出工，房东大爷用大号饭盒装了满满一盒狗肉，让我们带给女生们品尝。三十年后插队同学聚会，众女士们仍然不忘那次狗肉的美味。我对那次狗肉的味道毫无印象，倒是“痛打落水狗”的场面和狗的两只闪亮的眼睛印象极其深刻。
缺 粮 那时农民们总是喊粮食不够吃，为什么呢？我们开始时也感到奇怪，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宣传教育都说“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人吃得饱，穿得暖”。和农民们一起生活的时间长了，多少有了一些感性认识。那时候虽说是口口声声地批判、反对一个“包”字，可是一个生产队每年上缴、出售给国家的粮食却是定得死死的，并且是作为“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如果完不成，就扣减当年的社员口粮指标。
社员口粮指标一年四百斤，还是原粮，加工后只有三百六七十斤。即使是完成了任务，余粮也不能随便自己留下作口粮，更不用说自由上市，还是得卖给国家，然后按超额完成的数量提成百分之多少作为口粮。说来说去还不是个变相的“包”字，“物质刺激”，说句难听的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上缴征购粮的指标或是定额就成了社员们吃粮多少的关键，一般是以连续三年的平均产量为准。正巧，核定指标的这三年是当地收成最好的三年，以后再也没有过这么好的年成。
后来，文革来了，一切都砸烂了，唯有这个上缴粮食指标纹丝不动丝毫不变。管生产的干部没了权威，干活的社员没了干劲，粮食产量总是在那个水平上波动、徘徊。长粮食的土地没有增加，粮食产量不增长，人口却逐年上升（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一家四五个孩子是常事），人均口粮只得逐年下降。
下乡一年多，我们知青的干活速度可以一般社员不相上下。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我们的体力和技术提高不少；二是社员给集体干活，干多干少一个样，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得混且混；三是肚里没食身上无力。一般社员家里到开春种地时就陆续断粮，到夏锄时基本上都没粮了。没的吃，只能向队里借，队里每天借八九两，不下地干活的小孩和老人还要少些。这点粮食只能保证饿不死，吃饱是根本不可能。有些社员发牢骚：“过去给地主老财耪地干活还给管饱呢。”这话要是在城里说，准得批你是“散布‘今不如夕’的反动言论”，戴上一顶右派坏分子的帽子。敢说这话的人可不是成分差的，大多数是正经八百祖传几代绝对正宗的贫下中农，他们说：“怕啥，三百六十行，咱农民是最后一行了，还能让咱去干啥。”细分析一下，给雇工吃饱饭也是地主老财们为了抢农时想出的办法，“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财主们这笔帐算得门儿清。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大批特批“经济主义”，流行的一句口号叫“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最后发展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草虽然是社会主义的，却填不饱农民的肚子。这口号那“主义”，最终倒霉的还是农民。
一年刚过完正月十五,我们几个知青到魏三大爷家串门，闲谈中说到吃粮，魏三大爷指着墙角边的几个口袋说：“这就是我家今年的口粮了。”可怜，每个口袋里最多不过十几斤粮。大爷家除老两口外，还有一个二十上下的儿子，和正在上学的一儿一女，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这点粮不用一个月就得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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