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幸存者手记———
编者按 有一些人，有一些事，即使相隔十年也不会淡忘。如今，距当年“非典”病毒暴发、肆虐已经整整十年了。以十年的距离回看往事，也许会让我们更冷静、更理智地看待人生、洞察世事。回忆那些与“死神”抗争的人和事，体会十年来的内心变化，都会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非典”带来的震撼与反思。逝者长已矣，生者尚悲歌。也许，“非典”留给我们的价值，远比它在当年造成的灾难更有意义。
 前几天，我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讲述“非典”十年的经历。晚上，我又失眠了。“非典”十年了，那曾经想忘记却永远抹不去的深刻记忆，又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浮现。 忘不了，为了抢救病重的我，医生、护士在我无法佩戴任何防护工具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帮助我快速转移。忘不了，在我病危的日子里，医护人员每天24小时为我做各种仪器的监测和治疗，为我喂饭、喂药、换衣服、倒尿盆。忘不了，在我最绝望、精神已崩溃的时候，一位年长的护士坐在我的病床边，拉着我的手激励我的话语。忘不了，在病床上躺了近两个月，形同僵尸的我，被医生一把扶坐起来，看到了阳光、看到了绿树。那一刻，我看到了生命的曙光。
 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 发烧第5天，我住进隔离病房
2003年3月21日，我已经发烧5天了，体温一直保持在39℃。在急诊室，我拍了胸片，并向医生诉说病情，最后作为疑似病人住院隔离。 医生把我安排在西区倒数第二间病房，老公的病房和我隔一间屋子。安顿好后，已是晚上10点钟了。我很坦然地睡着了，因为我坚信，到了这里就安全了，经过医生的治疗，过几天我就可以出院了。 第二天8点刚过，医生就开始给我输液。上午11点，隔壁病房的老公打来电话，说他已确诊为“非典”，我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傍晚时分，病房又来了一个染病的护工，柔弱的小女生模样，竟然拎了一整箱牛奶，看来她是知道要打持久战了。 晚上8点，我感觉呼吸困难，喘不上气来，用对讲器告诉护士。一会儿，护士用对讲器告诉我上东区倒数第二个病房吸氧，我以为只是临时吸吸氧气，随身只带了一瓶矿泉水和手机。 来到一个带卫生间的单人病房，吸上了氧气，感觉好多了。不一会儿，护士把我的东西都拿这来了，通知我转这间病房了。我很满意这间病房的卫生设施，浑然不觉自己的病情已然很重了。
 儿子的电话触发了我对生命的渴望
只是几天的时间，我已经下不了床。医生给我加了一个氧气罩，橘红色的，很好看，但真的不好用。白天需经常用手调整，到了晚上就会做噩梦。 好景不长，不久我就进入了半昏迷状态。昏迷中我能感觉到医生和护士频繁地到来，能听到心脏监测仪的嘟嘟声。护士给我喂饭、喂药、换衣服、倒尿盆。后来听家里人说，医院给我家人报了两次病危通知，都是这些医生和护士把我从死亡边缘抢回来的。 气若游丝，那一丝气息不知在何时就会随风飘散了。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我的心空荡荡的，身体也轻飘飘的，思绪在无际的天空漫游。这时枕下的手机无声地振动着，我摸索着，费力地打开了手机，里面传来儿子的声音：“妈妈！好点了吗？你要早点回来，接着给我讲故事。” 儿子那深情的呼唤，触发了我对生命的渴望。人的潜能是巨大的，那一刻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活下去，为了儿子！
 面对护士和医生，我感到无比内疚
3月至4月间，我们被转移了一次。医生查房可能是发现很多病人开始咳嗽加重，于是决定把这层楼彻底消毒。 护士推来了手术车，但我已无力爬过去。医生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抱起了我，把我放上了手术车。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的双手死死地抱着医生的脖子，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像在大海中抱着一块救命帆板一样。 走廊里，护士和医生推着我疾速奔跑，就像电影中抢救危重病人的情景一样，我无助地躺在手术车上，看着天花板上的灯闪过了一个又一个。 我们都从四层转移到了三层，我感觉自己的病情在逐渐好转。听护士说他们这批要撤下去休整了，真舍不得他们，他们太辛苦了！ 有一天中午，走廊里静悄悄的。我偷偷听到两个护士的对话：“听说哪儿哪儿的护士死了！”“不止一个呢。”这声音非常清晰地传入耳膜，我的心紧了一下。想起给我喂饭的护士和抢救过我的医生，如果因为我而传染他们，真不知该如何面对。 收音机里传来医护人员火线入党、冒死上一线的感人事迹，他们要抢救的就是我这样的姐妹弟兄。我明确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内疚无比，第一次有了想死的念头。
 在一个寂静的晚上，我拔掉了氧气管
4月了，阳光越来越温暖、耀眼。窗外，树枝上又长出了一片片新的绿叶，我的生命仍在延续着。 陆续传来一线医护人员伤亡的消息，恐惧吞噬着每一个人的神经。我能感觉出医护人员微妙心理变化，急促的呼吸，一丝惊慌的眼神，诊疗后快速离去的背影。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到了极点。 我失眠了，白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极度的恐惧和自卑，让我精神恍惚、思维混乱。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决定放弃治疗，走得痛快些。在一个寂静的晚上，我拔掉了氧气管，我想这是最文明、最安详的自杀方法。 我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平静如水，超然于世，心中有一种解脱了的感觉，很快乐。 不知过了多久，我慢慢地睁开眼，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我打量着这间再熟悉不过的病房。奇迹发生了，不需要氧气我也能自主呼吸了，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胜利了。 先是兴奋，之后又是紧张。护士长来了，坐在我的床边，握着我的手鼓励我、安慰我、开导我。她像一个心理导师一样指导我：你应该找一个可以诉苦的人，把心里的委屈、郁闷都说出去。这以后，家人朋友们的手机随时被我骚扰着，我把痛苦和郁闷都说了出去，这一招真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站在地上的那一瞬间，我百感交集
就这样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天。5月初，第一批撤下去的医护人员第二次又上了一线。 护士长喜洋洋地带着好几个护士来看我的时候，我瞪着疑惑的眼睛看着她们不说话。护士长和一个岁数大一些的护士把我穿了几十天的秋衣秋裤、毛衣毛裤和病号服全部换了下来，我流下了感激的泪。 第二天，医生来查房，说：“你的病好了，可以坐起来了。”我真的可以坐起来？医生上前一下就把我扶起来了。我头晕，连忙闭上了眼。 当我再次睁开眼，窗外的景象映入眼帘，在阳光的照耀下，郁郁葱葱的树木生机勃勃。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大口喘着气，好像多日积累的郁闷也随之飘散，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仿佛凤凰涅槃重生一般。 医生指着窗外说：“你看外面的阳光多好，草也绿了，花也开了，你要自己从这里走出去！” 第三天，我开始练习静坐。第四天，我请一个护士帮忙把床下的鞋拿了出来。在她的帮助下，我站在了地上。那一瞬间，我百感交集，拍着床大哭起来。 擦干了眼泪，我扶着桌子和墙走到了卫生间，心中大喜，终于可以自己上卫生间了，压抑了太久的自尊释放了出来，我兴奋无比。 护士节，久违的温馨弥漫了整个病房 随着“非典”肆虐的推移，人们逐渐从最初的恐慌中挣脱出来。特别是随着病愈出院的患者增多，信心重又回到人们的脸上。
 5月12日是护士节，我得到一朵康乃馨和一张淡粉色的祝福卡片，久违的温馨弥漫了整个病房。 下午，护士们拿着一枝花来和我合影，我快要出院了。我很激动，我说出了憋了很久的话：“没有你们每个人不顾自己安危奋力抢救的话，我早已不在这世上了。我衷心地对你们每个人说声谢谢！”坐在床上，我向她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5月15日这天，一个医生来了，他在距离我很近的地方通知我：“还有一个星期你就可以出院了！你要每天练习走路，希望你是自己走出去的，而不是轮椅。” 躺得太久了，我的两条小腿肌肉都快萎缩了。我先是扶着桌子走一走，慢慢地可以在屋里走一圈。走到卫生间，从镜子里看见我自己大脸胖得像个大月亮，脖子和脸一样粗壮，浮肿的眼睛。我很奇怪，自己居然在两个月的煎熬中长胖了。
 我和老公相互搀扶着走出医院大门
5月22日是我出院的日子。从入院的第一天我就盼着这一天，盼了62天！ 清晨，还和往常一样要抽血。我求护士：“今天我出院，别抽了。”护士说：“出院都要抽。” 我苦笑：“血都被抽干了。”护士笑着说：“最后一次了。” 8点钟，换了家人带来的一身新衣。一直等到9点，家人才把各种手续办完。手捧一束鲜花，在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的陪同下，被“非典”折磨了62天的我走出了住院楼。
 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最后一批患者出院 那天的阳光很灿烂，那天的空气很新鲜。 隔离线外，站着62天未见面的老公。62天前那个生龙活虎、满头黑发的小伙子，已然是曾经沧海、鬓边生白发的“老者”了。我和老公深深地对望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周围有很多媒体的记者和摄像师。 因为真的很感激医护人员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很配合记者的采访。最后一个镜头是我和老公相互搀扶着走出医院大门。出门后，我把那束花放在了一棵大树下，我实在没有力气拿着它了，虽然它们真的很美。走了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束花在阳光下绽放着，凄美地绽放着，好像在诉说着什么。
编后记
编者与这位患者取得联系后，希望她能把治愈出院后的这十年经历也写一写，但她婉拒了。她说，在她出院不久后，才知道公公已因患“非典”病故，婆婆因此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当年9月，她又被查出骨坏死，后来又出现了肺纤维化、抑郁症等病症，这是大多数“非典”病人都会经历的三个阶段。这十年的“后非典”生涯，她奔波于京城各大医院，有抗争，有痛苦，有辛酸，也有喜悦，又怎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也许，再过十年，等到‘非典’20周年的时候，我才会写一本书，把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感受全都写出来。现在，还不到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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