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这事的时候，是1975年吧，村里的知识青年走的差不多了。有一天，我刚好从大队门口过，和村支书打了个照面。他说正要找我，这两天公社要来检查大队三夏的准备工作。
他说：你给咱们出个黑板报，就在这大队临街的墙壁上，咋样？工分按标准工10分，有一天算一天。
我看看那黑板报上的内容还真有一不少日子了，便说，是该换换了。书记说，写什么你看着办，大队部有人民日报、山西日报、还有县报，随便参考。我说，不用，那报纸上说的都太伟大，离咱村太远，我自己编行不行？书记说，我说了，写啥你看着办，让公社的头头满意就行。
我去大队搜寻了一堆红红绿绿的广告色、粉笔、圆规、米尺，就在大队那面写黑板报的墙壁前琢磨开来。我的路子是，头条稿子是大队支部如何按公社的部署落实三夏；二条是大队的各小队如何具体组织三夏；三条是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具体社员对三夏工作的认识。其他的就填充些花花草草和报头大字。
下午，我一人对着那面墙壁开练，五月底天已经黑得晚了，差不多掌灯时分，我的黑板报初具规模。二天一早天刚亮，我就用彩笔把那报头、标题刷了一遍，算是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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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书记又碰见我，说已经把大队记下的工分转到了我的小队。他说，你一干了一天半，本该记15分，但公社头头昨天开电话会时说了，全公社十几个大队，就是咱村对三夏工作准备扎实，头头说了，不用听我们汇报，看了大队的黑板报就全明白了，说咱工作扎实。我就想，还不是你白唬得好，是你替大队安排了工作呵！所以和其他同志研究了一下，多给你记了些分。大家说，你干的这活要是用咱村里的那几个秀才，他们三两个人弄个五七八天也未必比你弄得好！你这人是个人才，我和大队其他干部商量了一下，你该去村里的小学，当个教员给咱大队培养出几个人才来。让你当教员还有个想法，就是给你找几个零花钱，教员津贴一个月四块五毛钱，你买包盐，打个醋，点个灯，够了，你也不小了不能总要家里寄钱吧？
我从没想过要当教员的事，但当教员的好处，风吹不着，雨打不着，还有几个零花钱，是明摆着的，当然得干。我问书记，啥时上工？书记说，今天你就去找校长，我已经和他打招呼了，让他安排你的课。
去村小，见校长，校长说，他知道这事，只是工作有点儿变化，学校现在的数学、语文两门主课的教员不缺，平白无故把谁拿下来，让我替都不大好，所以他给我安排的课是教副课，也就是唱歌和体育。他问我行么？我问他，那四块五毛钱是不是就得拿下一点儿了？校长说，一分也少不了你的！我笑了，主课、副课一个待遇。那还有什么说的？就按你说的办就好了。第二天，他给我排出课表正式上课。
回到知青院我那间空落落的屋子里，往床上一倒，就琢磨如何当这唱歌、体育教员？想想就笑，自小我五音不全，小学班里的大合唱都不让我出场，怕影响了集体的荣誉；体育和我更是不沾边，跑、跳、投，劳卫制没一样能达标，除了儿时在机关院儿里澡塘子学会的耍水，文明词叫游泳，再没能有和体育沾边儿的本事了。
再细想想，我又不是和音乐完全无缘，我以前那个同屋老段在当工人走了之前，就没少给我上音乐课，尽管他的五音比我强不了多少，但他会唱许多外国的歌，有时还会哼外国的曲子，比如《三套车》《山楂树》《纺织女工》《解放南方》等等，我记得他最喜欢的是《宝贝》，就是那个讲述印尼的游击队战士为打仗告别妻女的歌儿，他唱得很阴郁，但很投入，好象他就是那个游击队员似的。
 这还不算，让他时常沉醉在音乐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架挺好用的留声机和一大堆中国唱片公司出品的老式电木质地的唱片。除了歌曲，更多的是国外知名乐队演奏的交响乐、鸣奏曲之类，比如：四个小天鹅、多瑙河之波、兰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各种波尔卡，各种鸣奏曲之类。每放这些曲子时，这哥们就会闭上眼睛，很享受地用他那个和音乐很有缘分的脑袋正二八经地打着节拍，和文革前我在外国电影里看见过的乐队指挥家差不多一个样儿。
于是，他对我关于音乐的熏染很快进入我智慧的大脑。我就想让我教唱歌，其实是让我做我的老本行，有啥难哉？至于体育，都是四肢的事，不用费太多的脑细胞，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很自信地从床上跳下来，伸展伸展还算健康的四肢，信心满满地呷了口扔在窗台上的高粱烧，像哥们老段一样做了一个非常沉醉的亮相，给自己上阵前的思考划了一个很张扬的句号。
二天一早，去学校见过校长，他果然给了我一张手写的十分工整的课表。他问我，头堂课，要不要去教室给我压压阵。我说，球！哥们这点鸟事要是办不利索，不白插了这些年队。校长有点震惊我的语言，勉强笑笑，说，你现在是老师了，在校里可不敢说你那插队家家的口语。
进得一个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教室，我记不清了。我见了那堆哈哈冲我笑的孩儿们，便也笑着说：哥们儿日后就是你们的音乐兼体育的老师了。轰的一声，孩子们的笑声要掀开那张落下灰尘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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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们，想让我教他们唱什么？他们大眼瞪小眼不笑了，我又问你们会唱啥？教室又热闹了：小松树、我和爹爹去种田、还有谁怕谁？他们就一起笑。
我说，那不叫谁怕谁，你们唱的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吧？有个孩子嚷道：还有不是人民怕美帝，而美帝怕苏修！这会儿不光孩子们笑声雷动，我也大笑起来，骂道：你这词改得太他妈有味道了。也是，那阵子我们的敌人一会儿美帝，一会儿苏修，别说是孩子们弄不清楚，就是我也弄不清楚。所以难免唱错，甚至唱错了都不大能听得出来。
那一节课基本在笑声中度过，但我还是知道了他们会什么歌儿，想学什么歌儿，尽他们叫不上歌名，但我明白，他们想学好听的，歌词不大复杂的歌曲。
回宿舍，打开那个拍拍才响的半导体，找到有歌声的频道，正听到播放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主题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我决定就先教孩子们这支歌。
找到学校的同事冯老师，向他求教。他说，他正好有这歌的谱子和词，可以给我抄一份。他说，你用风琴教，省力，音还准。我说，我不会风琴，也不识谱。冯老师很耐心地说，这不难学，他可以教我。当下他就打开放在办公室墙角的风琴，弹起了《红星照我去战斗》。
和冯老师学了几天，我没有一点长进，不是人家教得不好，是哥们儿的指头太僵，反应不过来，弹不成个调子。于是，我决定不再学风琴，清唱。
《红星照我去战斗》里有句副歌：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寒冬里红星灿灿暖胸怀，意境比较沉深、坚定，可我不知是想到我自己的处境，还是想到国家乱哄哄的大环境，音色压抑到基本到分辨不清我是在唱还是在说了。因此孩儿们就会唱到这儿，他们自己也放声大笑。所以这歌就教不下去。每每到此，我就会对孩儿们说，咱换一个就唱你们熟悉的那个东风吹，战鼓擂。孩儿们乱哄哄地就把谁怕谁换成了：不是美帝怕苏修，而苏修怕人民。
孩儿们笑，我也笑，这课就上不下去了。我就和他们说，你们到底想唱什么？他们这回倒是异口同声地说：好听的歌。
回到知青院，就想什么是他妈的好听的歌？我忽然记起，同来的知青中有个外校老高中的韩姓大姐，唱的那个叫《小白船》的儿歌挺好听，我就去找她，和她说了我的处境。她说，这歌我可以教你。说完，她就非常认真地教我唱起了《小白船》：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
有只小白船
船上有棵桂花树
白兔在游玩
桨儿桨儿看不见
船上也没帆
飘呀飘呀飘向西天……
当我把这支歌唱给孩儿们的时候，教室里安静了，孩子们那些渴望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忽然感到一支美丽好听的儿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小拍船》从这个班唱了起来，就在我想把它推广到全校时，我听到了一种说法：插队家胆子就是大，靡靡之音都敢教，日子长了，不定给学校闹出啥乱子呢？
想想也是，大家都是老实人，村小当个教员，也是村子里的优秀人物，不易，大家年纪轻轻也是瞄着个好前程，才做这孩儿王的，哪像我，光棍一条，混到底也就是个高粱花子，没有怕失去的，就是马克思说的那句话：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而他们不同。所以，我不能给他们没事找事，最后再闹个坏了人家的饭碗，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回去仔细前前后后一想，也是，美好的东西，是要收好的，不能给糟蹋了。我不再教孩儿们《小白船》。继续和他们一起唱：不是美帝怕苏修，而苏修怕人民。有时也唱：我和爸爸去种田。虽说涉嫌靡靡之音的《小白船》之类的歌曲，我们不能再唱了，但这些稚幼活泼的孩子们，用他们也有点儿五音不全的童声合唱，顽强地掀开了我那暮气沉沉的生活一角。于是，一缕明媚的音乐之光就从那个透出缝隙的角落里钻进来，时而舒缓，时而激越地游荡，就是这游魂般的音乐之声，让我的生活快乐起来。
而我上体育课更好玩，上课铃一响，我就抱着两个蓝球，扔给男娃一个，扔给女娃一个，让他们分开，在两个球架子底下，各玩各的，相安无事。
有天，一个小娃冷丁和我说，天太热了，总是太阳底下抢球玩，喘不上气。确实，我虽不和他们抢球，可也站在太阳底下，是不大舒服。我便对他们说，要不咱去河里耍水吧。
孩儿们听我这么一说，高兴了。我说，今天咱就算了，下回体育课，你们把球给女娃玩儿，我带你们去耍水，但你们小狗日的，得听我招呼，不敢自己胡闹！
再上体育课，我就带着这班十七八男生，跑到村西的汾河边上。我给他们划定了一个耍水的区域，便点燃一支烟，像只老雕蹲在桥头，盯着水下这帮光溜溜戏水的小娃们。
看他们只是相互打闹，并不游水，我把他们吼到一边，说：你们这是在打水架，哪里是游水？都给我看好了，我是怎么耍水的！说完我一个猛子从桥上轧了下去。先是自由泳，再是蛙泳。小娃们高兴又惊奇地伸出了舌头。
于是，我便教起孩儿们如何憋气，如何使身体沉下去，又如何再浮出水面。孩子们学得很认真。看天不早了，我说，今天就这了，下次咱来，咱不光是耍水，你们是跟我学本事，日后，要是美国人、苏联人打进来，你们狗日的都可以当海军，和那帮蓝眼睛干！
再后来，我又带他们去河里耍了两三回，学生家长找到校长提意见，说那北京家胆子太肥，带娃娃们下河，出了事，不光要娃的命，家里的大人也活球不成啦！我就再没带孩儿们去河里了，也不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学会的。我的体育课又回到了男娃、女娃抢篮球的老一套。
后来，我离开了村子，再后来，我去了省城，又后来，我回到了北京，几十年，就这么晃了过去。教书这段生活早早忘了个干干净净，就更甭说我还教过什么音乐、体育课了。
 一日，一个山西口音的普通话从电话那头转来。电话里的人说，他是谁谁谁，曾是我在村小的学生，现在在北京的一个科研单位代培，想见见我，请老师吃个饭。这时我已经退休了，是个闲人，就应下来，去了我俩约定的小饭馆，他还特意带了瓶当地产的高粱烧。
喝着酒，叙着几十年前的闲话。说着说着，就说到我带他们到河里耍水的话。他说，从那时起，真记下了我说过的那句话：耍水不光玩儿，是要学本事。后来，他还就学会了游泳。没想到还真用上了。有次他出差，遇上渡船人多，翻了船，不光自己捡了条命还顺手救起个同船过渡的小娃娃。
我说，真好。你做了件胜造七级浮屠的大好事。
他说，不是我好。是咱村的书记爷爷好。要不是他老人家派您给我们当老师，我上哪儿去学游泳啊？不就白白丢了条性命？不是学生喝了点儿酒，就给您溜。人啊，碰上个好老师不容易。您是一个。
我说，还是书记爷爷好。要不是他老人家，你上哪儿去找我这个不会音乐不会体育的音乐兼体育老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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