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回想起来，陕北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最深的印象，至今也难以磨灭的印象，便是那莽莽黄土高原上的茫茫大雪。
那是1969年1月的一天，我们的“知青专列”从北京抵达铜川。北上的汽车挂着防滑链，在冰雪中艰难地爬了一整天才到达宜君县城。这是当时延安地区最南端的一个县（现在已划归铜川市）。通往各公社的道路均被大雪封死，县城又不能久留，于是，我们背着行李在雪中上路了。
后来才知道，那只是陕北很平常的雪天，但在北京，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片的雪花，这样漫天地飘洒，这般雄浑的世界——远远地，从天地相连的地方开始，一片片的高原蜿蜒起伏，夹着一道道沟岔，到处是落不尽的雪花，旷野寂静无声，只有我们自己踩在雪路上发出的“咯咯吱吱”的响声。
 这种雪景，宛似电影中的“定格”，深深地烙刻在我的心中，以至于10年20年，时常浮现于梦中。不过，雪中的我当时是何种心情，现在却很难准确地描摹。兴奋、新奇、浪漫、希冀、期待、担忧、紧张……或许都曾有过。我只能说，就在那个多雪的冬天，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陕北统称黄土高原，细分起来又有沟、川、塬之别——两山之间的窄处称为“沟”，较宽敞处特别是有流水、可以种植稻米蔬菜的地方称为“川”，而山上平缓处即可称“塬”，老乡说，最苦的地方就是塬上，主要原因是缺水。我所在的宜君县尧生公社郭寨大队就在塬上。
 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漫山遍野的麦田，单产只有几十斤，有时还收不回种子。严重的地方病威胁着乡民的健康，东队（郭寨三个生产队之一）的8个壮劳力，竟都患有柳拐子病，腿、脚关节上的大骨节实在吓人。这里没电、没煤、没水，任何一种农副产品加工，如磨面、榨油，都得靠人力，每年冬天要到沟里去打柴，以备一年之需，别的还好说，没水这一条最要命，雨季来了，赶紧修好旱窖，蓄住雨水，全村人一年就靠它维系生命。陕北早年风沙又太多，每年经常有二三个月断水，这时就得到沟里去挑泉水。这泉水不干净可能有地方病菌姑且不说，最厉害的是挑上担子，一路不能歇脚，否则就会倒掉半桶水。这可是个硬功夫，一担几十斤的水桶，上了肩要一口气走三四里坡路才能上得塬上，记得我是在一年多以后才练就出来的。
 离开北京时，学校里的军宣队说“队里早就把柴都准备好了”，到了村子里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准备好的木柴大约能烧一两个星期，队长说：“开春农活忙，现在趁着冬闲，赶快去沟里打柴吧！”
我们几个同学都来自汇文——一所有名的男校，对攀崖翻山并不畏惧。天还没大亮，大家把绳子捆到腰间，拿上镢头、砍刀便出动了。钻到山沟里，砍下一丛丛荆棘灌木，刨出一个个干树根，不知不觉地过了大半天。弟兄们互相看看，手上、胳膊上都是血刺，有的脸也划破了。打柴不是个轻活，要会找——不然背回去不好烧，会挖——一般都要除根，常常是满头大汗，跟树根“较劲”，越挖越深，就是不能“除根”。
 第一个冬季，打柴是最苦的一关。这一冬，因为背柴，我有3件上衣后背撕成了布条条。这还不算，我到陕北的第一个“事故”也因为砍柴而来。那是一个雪后的清晨，寒风拼命地抽打着我们的背脊骨。我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正在跟一个老树根“较劲”，不知是因为雪后路滑还是一脚踩空，突然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半天竟晕了过去。幸好山坡不足十米，加上我在学校里还是足球队员，除了衣服划破、身上挂了几处彩外，竟没有落下什么残疾。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一篇关于陕北的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话：“从40年代到70年代，虽然陕北和我们祖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陕北很多土地还是那么贫瘠，陕北人民的生活也还穷苦——历史在某些点上，停滞的时间太长了。”对照当年的情况，我深有同感。陕北生活之苦，的确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使我们这些刚刚离开大都市的青年人，感受到心灵的震颤。以我们的大队党支书金栓来说，一家八九口人，6个孩子，冬天只有一两床棉被，孩子们全靠烧热了的炕席过夜。
 插队期间，我很快把拉车、拿粪、扬场、犁地等所有农活几乎都学会了，工分由8分半、9分、9分半一直升到满分10分，而且几乎天天下地从不误工，一年下来每年劳动日的工值仅为1角9分。头两年扣除口粮等，一共挣了40多元，即使这点钱也还是毫厘未见……年底分红时，队上得把钱户与欠钱户一一相抵，就算结账了。欠我钱的是户老农，拉家带口，根本不可能掏出几十元钱给我。当然，我也不可能去讨债。结果，这两年数百个劳作之日，分配时以一文不名而告终。
我刚下乡时借住别人家的“厦子房”，即窑洞前盖的简易平房，后来房主要存粮食把房要了回去，几经变化我又到“磨房”去住。我们东队沿沟沿分布在上下四层窑洞里，我借住的这家“磨房”在最底层，从这窑门出来，眼前便是荒草丛生的深沟。这一家房主每周要磨三四次面，有时也借给别人用，磨盘、磨道设在窑里边，我睡的土炕在窑门附近。每天早起，我赶忙把被褥卷起，主人家牵着小驴来磨面，等到我晚上回来，地上、炕上都是磨面留下的尘埃，窑里散出驴尿的臭味。
头3个月，我们一直吃不到肉。同学们都不满20岁，那种馋劲实在难熬。有一天，饲养员跑来告诉我们队上死了1头牛，牛肉1角1斤还没有卖，问“知青娃娃想不想要？”我们马上答应，买了几十斤牛肉回来。添好水，加足柴，足足炖了两个多钟头，大概是夜里11点多，牛肉熟了，不知是谁忽然提出病牛肉可能有毒的问题，到底吃还是不吃？8员“大将”围着锅台“研讨”了半天，终于决定“冒险解馋”。同时翻箱倒柜，找出从北京带来的一些药品，以防不测。等到大家狼吞虎咽干掉不少牛肉，一觉睡到天亮，发现彼此安然无恙时，禁不住哈哈大笑。
 说到吃饭，还得说说做饭。我们是男校学生，自然没有女同胞操刀掌勺，饭菜也来得简单。我们最爱吃的，也是最省事的，同时也是老乡最反对的，是烙饼。村里的婆姨常说：“这伙北京娃烙个饼饼，蛮不胜擀面节省哟！”意思是说，面条出数，烙饼太奢侈。可天天擀面，对于五大三粗的一群小伙子来说，又谈何容易！也许真应了婆姨们的话，我们的面粉消费得最快，不到一星期就得磨一次面。那滋味，无论如何是忘怀不了的。收工吃罢饭，天正大黑，通常是两个知青负责磨面，有时借不到驴，只好自己动手推磨，一圈圈地转下来，时常半夜才能磨完。
渐渐地，粮食也不大够吃了，老乡怪我们“都是烙饼的过”，于是糜子面、包谷面都得上饭桌，而且白面也越磨越粗。最困难的一段时光，是一磨到底，连麸子一块吃。我最怕两样食品，一是糜子面馍，吃下去肯定不能“出恭”，再是麸子馍，一入肚便觉得又憋又堵。但怕也没用，冬天在崖畔上打了一早上夯，下籽时扶着犁吆喝了半晌牲口，到“饭时”（陕北话应读“饭司”音）是顾不了许多的。
我们有困难，老乡则更困难。队上有个老党员，家里孩子甚至轮着穿一条裤子。即使如此，他们对我们这些“北京娃”，还是尽力相助。看到我们粮食不够吃，队里决定补助我们一些口粮。三九天气，在塬上搞水保，打“椽帮堰”，我们来不及（实际上也没有）吃什么早点，老乡常常将煨在地堆篝火边的热馍匀给我们填肚子。记得与几位年龄相仿的青年老乡一块拉车，他们都抢着干最重的“驾辕”，让人在后边推车。拿粪、下籽、烧窑等等农活，也是手把手教会我们。
 那个时期，政治空气可不比今天，隔三差五地要学习，还要斗“四类分子”，要谨防“苏修”从珍宝岛那边打过来，我们在这方面更是队里依赖的骨干。晚上吃罢饭，队长一吆喝，大家聚在饲养室里，我就开始念文件、念报纸了。尽管常常是念到十人中有九人发出鼾声，但会还是非开不成的。
1970年春节，我是在队上度过的。大部分知青回北京过年去了，剩下几个自然显得孤单。队长、书记们不断来叫，让到他们家做客。老乡送的年糕、馒头，够我吃好几天。尤为难得的是，乡亲们帮我把分到的八斤黄豆也都磨成了豆腐，足足二十来斤。我做了猪肉炒豆腐、豆腐汤、豆腐丁包饺子等，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豆腐！
 那时我的妹妹已到东北北大荒兵团。我知道那里冰天雪地，就想用自己养的羊剪下羊毛织双生羊毛袜子。这在今天来看，简直有点异想天开，可当时真的就这样干了：我学着从那只老绵羊身上剪下六两毛，请人教我弹了一下，又由一位老大娘帮助捻成线，再由一位老乡帮忙织成袜子。当我把这双自制毛袜寄往东北时，真颇为得意。
在我动手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我的父母居然翻拣出二十多年前我写给他们的几封信，这里不妨摘录几段，从中也可以看到我当时的状态和心态：
“我已从那个窑搬到队里保管室里，窑是不错，只是太大，太冷，没有炕，每天也就烧不成炕，只好搭了一个床，把所有被子、大小衣服全盖上，仍然冷得不行。今天采取措施，在炕席下码了满满的麦秸，好多了。每晚的洗脸水第二天早上都冻住了，真冷！不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革命先辈‘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愈坚’，我这又算什么呢？”（1969.12.16）
“最近还和以前一样，只是我病了一次，自古历十二月十二开始至十七，扁桃腺炎，发烧，结果跑到五里外的村子找医生看了一次，给开了一服中药。回来借了一个小药锅，拿两块砖头一支，熬好了药。吃了，稍好一些，仍不退烧，又找医生（村里的）给打青霉素，打了三针，这里药很贵且难买，抗菌素轻易不给，一片就要几分钱。我只有三四片合霉素、四片氯霉素、十丸羚翘解毒丸和一点牛黄上清解毒丸，全部吃光了。从古历十七开始干活，仍感觉没好彻底，可手头中药西药一点全没有了，买又买不到，也买不起，所以我很着急。见信后您们一定要给我准备些土、四、氯、合霉素，再有若干中药，以备生病用。”（1970.1.28）
“我的身体就算好了，吃了一些氯霉素和通宣理肺丸，很见效。最近几天连降大雪，我们冒雪打窑劳动，也没感冒，就请您们放心吧。
今年在我一生中算一个转折点，这就是走向二十岁——青年正式时期，我头脑中想法很多，生活的艰苦，已经适应，打柴爬山下沟烧火，已不是什么难事，还可以给自己做个结论：没有沾染多少空虚、颓废和堕落气，还有一些朝气、志气、正气……”（1970.2.26）
 这封信中提到的打窑，就是为我们知青安家而为，那是1969年冬，上级拨下为知青建房的款子。大队支书开始带着大家在村子为我们打窑洞，选的那个地方很不错，五孔大窑洞也蛮气派，这里边有我们知青的不少汗水啊！转眼到了夏天，窑洞很快打成了，已经到了装门窗的地步。有一天我们在新窑干活，突然天降暴雨，大家只好收工，回到我的“磨房之家”。不一会儿，雨下得更急更猛了，忽然传来闷雷一般的响声。“哎呀，不好！”等我们赶到村边，只见五孔新窑全部塌方，一个冬春的辛苦毁于一旦，原来刀削一样平整的窑面，现在成了一面斜坡。而仅仅半小时前，我还在窑前干活，半个月后即准备迁入新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我的同伴还算是幸运的，否则真可能葬身黄土地了。然而，新窑全完了，钱也全用光了，修复已无可能。这样，直到我离村到县里工作，我就一直住在“磨房”里。
 今天，我如实地写出当年的困苦与挫折，我相信许多延安知青都会有大同小异的经历，我只是他们中间非常普通的一员。但我同时要说明，当时这一群知青并没有悲天悯人、自暴自弃。确实有个别的沉沦者，但大多数知青的情绪是稳定的平静的，甚至可以说是乐观的。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许许多多在学校在城市根本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或许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耳闻目睹了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国情吧！许多年以后，我常把延安知青与北大荒兵团、内蒙古草原等地知青作比较：如果可以把北大荒知青形容为“敏锐”，内蒙古知青形容为“豪爽”，那么延安知青可以谓之“深沉”。这可不是“玩”出来的“深沉”！这种深沉，源于我们民族摇篮——黄土高原的培育，根植于那里民风的淳厚、民心的丰赡。
20年过去了。又是一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日子，我重新来到塬上，任思绪如飘飘洒洒的雪花漫天驰骋……
 陕北——这是一块贫瘠而又富有的土地，这是一片古老而又神圣的高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生活了13年，从这里走向西柏坡，走进中南海。陕北人民对共产党的深情，只有置身于他们中间，才能有铭心刻骨的感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块土地在新的时代曾经落伍，一度沉寂。“我一听插队青年谈起延安的情况，心里就非常难过。”1970年，周恩来总理专门对延安工作作的重要指示传到延安，延安为之沸腾。重新学习毛主席1949年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大批北京支延干部来到延安，几十个“五小”工业项目落户陕北，所有这些，都给高原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更为巨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改革开放这十多年。当延安已基本脱贫的消息传来，当列车轰鸣着驶向陕北，当许许多多的乡亲们把家乡的喜讯捎到北京，作为一个曾经在陕北生活过六年的老知青，我的心情犹如明媚的春光！
作者简介  王晨，男，汉族，1950年12月生，北京市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6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高级编辑。现任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9年1月赴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下乡插队，先后在宜君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延安地委办工作。1974年回京后，曾任光明日报报社记者、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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