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回到村里我异常兴奋，见到队长叙说着被扣的经过。队长勉强的笑了笑，紧接着还没笑开的脸迅速的阴了下来，表情十分的复杂和诡异。“大队通知我了。手扶不叫出克（去）了，把拖斗拆下来，机子开到库窑吧。”我预感到将有事情发生。“那个你明天就到大队基建队去吧。”队长小声又有些不情愿的补充道。
我心里明白这回抓手扶搞副业，割“农机不务农”这个“资本主义”的尾巴，公家在玩真的了。
第二天，我来到了大队基建队。基建队正在大滩沟沟口挖沟改河。我的到来基建队长并不意外，看来早就得到了通知。人们陆陆续续的到了工地，在基建队长的带领下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工地上有说有笑，真正卖力气干活的不多，出工不出力来混工分的不少。都在干就是不出活，见此情景我打心里烦。我找到基建队长，提出分段承包，基建队长也答应的痛快随手在地上划出了接近十米的一段，用手一指说：“就这，干完了回。”说完背过手头也不回的走了。我心里明白这是给我来个下马威呀。我返回到窑里，扛起一把柳?、一把老?和一把铁锨回到工地。
挖沟我从小就干过，在“深挖洞，广积粮”的日子里，在北京没少挖防空洞。脱下棉衣我抡起膀子干了起来，不一会儿汗水就浸湿了衬衣，索性我一鼓作气，没歇一歇在中午前后挖完了。我叫来基建队长叫他验收，基建队长走过来看了看说：“能行。”我接着收拾起所带的家具，起身往回走。“做啥克（去）？”“回呀。”“没收工呢。”“我干完了。”说完，我头也不回的走了。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大队书记“丁牛”又到我们灶上蹭饭来了。人还没有进门，就尖着嗓子盛气凌人的叫道：“王子敏基建队今天评工分了，给你评了5分。”“凭什么？”“就凭你没苦。凭你……”不等他说完，我顺手抄起放在门后的白蜡杆就出了门。“丁牛”见我拿着棍子出来连连倒退几步，竟然躲在张卫光的身后。我急忙收起劈下去的棍子，但还是打在了张卫光的右手上。后来我曾经和张卫光提起此事，他总是那样坦然的一笑了之。
吃过晚饭生产队里开会，队长决定我不在去基建队回到队里喂牛喂驴。就这样我当上了饲养员。我喂牛的这一冬手扶趴在窑里再也没有出去。
六
向阳病了冬天还没有过去，张卫光急匆匆的来到饲养室，叫我送向阳去关家庄医疗站。我急忙把放了将近一冬的手扶拖斗装好，加上柴油和开水。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发动着了。没有多想我拉上向阳和张卫光一起在月光下，顺河道直奔关家庄。
当时通往下川的土路质量极差，每到冬季，手扶基本上是沿着河道行驶，河道上经常会有被水流冲出的冰窟窿，一路上几次拖拉机掉到冰窟窿里，机头打滑无法前行，次次都是张卫光跳下去用力将拖斗抬上冰面。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的来到关家庄医疗站。
到了关家庄张卫光和医疗站的知青一起抬走了向阳。我却坐在机子上无法移动了。
由于走的太急，我只穿了一条旧绒裤，到了关家庄两条腿完全冻木了，根本从拖拉机上下不来。这时知青窑里的关家庄知青熊朝晨问道：“子敏呢？”我急忙在机子上喊道：“在这儿呢，快来帮帮我。我下不来了。”在关家庄知青的搀扶下我走进了知青窑。
躺在炕上腿很快有了知觉，两条腿疼痛难忍，尤其是两个膝盖像针扎一样钻心的痛。赤脚医生知青朱珍珍过来给我吃了药扎了针，慢慢的感觉好了些。
向阳走了我留在了关家庄，三天之后我回到了村里。饲养室里多出了个老饲养员，队长对我说：“接着开吧，最近抓的不紧了。”就这样没请示大队，小队也没有开会，我和三宝又驾着手扶起身了。
……
县里上了一个大项目——硬化“延永公路”，这是延川境内的第一条板油路。公路全长40公里，沿途满是民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大部分人坐在地上，挥舞着各种铁锤，将石头砸碎捣成石子，铁锤敲击石头的声响，在川道上此起彼伏，合成了没头没尾的杂乱的打击乐。
这样浩大的工程，无疑缺不了手扶拖拉机。我们驾着手扶来到工地，想找点活挣点钱，但很快发现没有那个公家人，敢把工程包给我们。此时的延川正在狠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包工头。看着如此大的工程我们坚信不会挣不到钱的。
很快就有人来主动找我们了。来人是双庙大队的领导，大队在沟里有一个砂场，就是那种旱砂，砂石风化成砂子的那种。双庙的领导和我们探讨拉沙的价格，我们决定拉一趟试试。拖拉机在双庙社员的指引下，开进了沟里，临时修建的道路十分狭窄，路面坑坑洼洼很不平整，更头疼的是过河道时，满是红胶泥，空车都很难走。好在路途不算太远，虽然难走但每拉一趟并不需要很多时间。经过协商谈好了价格，运费按趟计算，到工地只能说是双庙大队的，必须以他们大队的名义。并且说好中午在大队吃派饭，每顿饭10个鸡蛋一升白面。运费每天现金支付。很快交易达成。公家就是有钱，双庙大队挣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没少挣。我记得一天至少能拉好几趟，一趟十几块钱。
值得一提的是，三宝不吃鸡蛋，所以，第一顿派饭我一个人吃了19个鸡蛋，不是吃不了20个，是不好意思吃光，怕老乡笑话。
七
76年夏秋季节，延川县在高家屯上了一个电视转播塔项目。叫“136工程”张家河在县里工作的干部刘建挺，在工程上当副主任。他招呼张家河的手扶，去他们工地干活。
我和三宝收拾了一下拖拉机，把油桶里的柴油全部加到油箱里，油箱没有加满，我们知道油不够到永坪的了，没办法我们只有硬着头皮上路了。
到了关庄公社本想买桶柴油带上，没想到被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拦住了。这个造反派出身的干部，平时就盛气凌人，总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
“你们干什么去？”副主任问我。
我说：“拖拉机坏了修车去。”
“修车带着被褥干什么？一看就知道干什么去。公社正在修李家河水库，所有的手扶必须参加会战出义务工。”副主任的话十分强硬，根本不容置疑。
我一听就急了吼道：“凭什么呀?”接着我俩就争吵起来。吵了一阵没办法谁让人家是领导呢。还得按照领导的旨意办，我最后口气放缓和了些说：“拉石头可以，机子没油了，得先加满油。”
“这好办跟我走加油去。”副主任说完，带着拖拉机去加油。加完油，我们拉上了一车石头送到李家河水库工地。
返回公社正赶上吃午饭。我和三宝也没客气，拿出碗筷吃了一顿蹭饭。吃完饭我发动拖拉机就走，不知道副主任从哪里钻了出来，又把我挡定。
“干什么去？”“修车。”“好，我解不开机械。这里有人懂。只要大家都说你的拖拉机坏了，我也不拦你。”副主任说完，就召集所有的拖拉机手开会。
上下川里的拖拉机手，有不少人认识我。平日里谁家的拖拉机坏了，我只要碰见就会帮着修理。在路上截住我，另派社员和我变工修机器的事，也有过几回。
会上我说我的拖拉机坏了要去永坪修理。所有参会的拖拉机手，都说：“王师说坏了就一定坏了。”
大家的话音刚落，副主任就气急败坏的说：“王师说拖拉机是坏的，你们就不敢说是好的。说轮子是方的你们就不敢说是圆的！”我却暗暗高兴。
二话不说，我和三宝开上手扶直奔“136工程”。
工地上块石运费按拉运的石方计算，石条按块计算。大多数的拖拉机手，都愿意拉块石，一是相对容易装卸，再有就是块石可以架空堆码，看起来石方会增加些，相对容易投机取巧。
三宝见到别的拖拉机手把卸下的块石架空堆码有些着急，和我商量也想照着做。我制止了他。我说：“别耍小聪明，谁都不是傻子，量方时是要刨空的，向他们这样堆码费力不讨好。花时间堆码不如多跑两趟。”每天我们都比别的手扶多跑一趟（其他手扶一天拉两趟，我们拉三趟）。其他手扶拉的块石整整齐齐的堆放在料场，只有我们没有一点人工堆码痕迹，不规则的堆放在货场。量方时我们的石方远远的超过别的手扶，几乎没有刨空，其他的刨空比例很大。我们用诚实收获了利益。
为了增加收入我们抓紧时间拼命干。每天清早天不亮我们就起床了，一个在窑里做饭，一个开着手扶去石场拉石头。我一个人清早拉石头时，经常选择拉条石，每块条石重达300斤左右，一次最多能拉6块。一个人装车看起来不可思议，实际上要比块石省力的多。条石较长一头可以搭在车斗上，抓起另一头可借助拖斗铁板的摩擦阻力小的特点，使劲一推就装上了。而且装一块是一块。
拉石头的路大多是在210国道上，公路相对平展，并且是铺了板油的油漆马路。但穿过了公路隧道下了210国道后，上山的路变成了临时修建的土路。有的路段很陡，我就挂上一档跳下车把事先拴在车斗上绳子套在肩上，一手扶把，一手抓着车斗用力的向上拉。卸车时我拼尽全力尽快的将石头卸下，往山下赶。为了争取时间，下山时我次次都是一路空挡滑行，经常在公路上借助惯性超越汽车。
在136工地上我们干了24天.用挣来的钱，修理了拖拉机，买了柴油。最后还有不少结余。
八
干完活帐总是要结的，当时结款相当的麻烦，有部分现金支付，是按照临时工工资支付的，还有以补助的形式支付的，反正不能按照拖拉机运费支付，也不能够直接支付给集体。这可能和当时的政治有关吧。
我和工程上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很好。每天早上上山都给在山上当值的所有职工每人发一包红延安烟。（要知道三毛钱一包的延安烟，是很难买到的）。其他和我们一起拉石头的拖拉机手，只要撞上就散烟。最多时一天连抽烟带散烟差不多要一条烟。
付出就有回报，拼命的劳作和香烟打通的感情。我们挣到的工钱也最多。其他的拖拉机手根本没法和我们比。
钱挣得多了工地上无法现金支付，又不可以打到集体的账户上。工地上和我商量，叫我在永坪银行开一个账户，工地采用票据汇兑的办法将剩余的运费汇到我的账户里。
我在永坪银行顺利的开了账户，钱也顺利的打到账户里。我高高兴兴的去银行取钱，说什么也不给我支付。主要是要我的私章。那时候我根本没有私章，无法提供给银行。当时的永坪也没有刻章的地方。
思来想去我想起了老知青讲起的用萝卜刻章的故事。我顺手抓起了一块肥皂。由于放的久了，肥皂很干很硬。我用我随身携带的藏刀，把肥皂剌出方章的坯子，然后用最简单的阴刻的方式刻上了我的名字，找来印色一试，还挺清楚的。
我带上肥皂印章再次来到银行，一本正经的把肥皂章上我的大名印在票据上。营业员看了看说：“你这……”，不等他说完，我说：“是章不是？”“是”。“那就赶快办吧。”说来也怪就这样我凭着自制的肥皂章，顺利的办完手续，取回了运费。
提着现金我们回到了村里。队长叫上会计把挣回来的钱上账。当我把钱交到队长手上。队长开心的笑容许久都没有离开他那张尚未成熟的脸。
事后队长拿出800元现金，打发队里的一个老饲养员去内蒙买牛。过了一段时间，老汉赶着四头牛出现在沟口。而且全部是母牛。队里的社员各个喜笑颜开，高兴的像过年一样。
1976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四人帮”被粉碎了，一切都在变。我下决心要离开张家河，体验一下新的生活。1977年初我踏进了军营，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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