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从另外一节车厢跨入他们（北京74年志愿去延安插队的知青）中间起，便是一路喧嚣。当结束了西安、黄陵和延安一路的免费旅游，最终走进了远离县城的小山村——张家河时，沸腾了多日的心才慢慢的平静了下来。当我们住进鹿山沟那三孔知青土窑后，才发现夜晚是死一样的寂静。
一路破格接待的吃食，从省城西安的宴会开始，逐步演变成关庄公社成盆的炒鸡蛋。到了村里白面面条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了生活中的奢饰品。
来到生产队正赶上春播季节，向山上送粪着实让我体会到农民种田的辛苦。同时，磨出了至今还可以寻见踪迹的后脖子上的肉疙瘩。
担粪、除草，转眼就到了收麦子的季节。麦收我并不陌生，细细算起参加三夏劳动至少有5、6年了。掼麦、担麦，确实是新的尝试。不过有上山担粪的锻炼，担麦子下山自然也就很快适应了。
 一
场院里老汉和婆姨们整齐的排成一行，抡起原始的联架，挪一步打一下，烈日之下各个灰头土脸汗流满面。
我和队长见此情景都在各自寻思着。队长是个返乡知青，是永坪中学的文体骨干，思想活跃敢想敢干。我们在场院歇歇儿时，我说：“用手扶打场快得多。”“没钱。”“可以要呀。”（大队、二队等手扶是北京支援的）“没门路。”“向银行贷款呢？”“没试过。”“要不试试？”“你敢吗？”“有什么不敢的？”“那好吧。明天你就搂造。”
第二天，我就动身去关庄公社。公社说这事得上县银行，随即起身不假思索的直奔延川县。谁承想事情办得如此的顺利，县里银行痛快的答应解决贷款，同时县农机局的院子里，正好摆放着几台常州生产的12马力手扶拖拉机。
我急忙赶回了村里，队长知道后也异常兴奋。我们到大队办手续时，北京知青书记“丁牛”说：“四队也没有手扶，能不能贷款给四队也买一台？”“那我试试看吧。”我回答说。
开好大队介绍信后，我们一行5、6个人，相跟着来到关庄公社，办完手续后来到县里。很快在银行办理了贷款手续，拿着从银行贷来的5000元现金，一同来到县农机局顺利的买下了两台手扶拖拉机。
手扶拖拉机只有机头没有拖斗。我们队里三个人，一个人开，另外两个分别坐在手扶的两个长长的扶手上。一路颠簸回到村里。就这样我当上了小队的手扶拖拉机手。
 当我们兴高采烈的回到队里，一个巨大的碌碌已经做好放在了场院里。
第二天，我和另一个拖拉机手三宝就走马上任了。没想到头一次正式开手扶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由于山路太陡，又不平整，我这一百一十斤的体重，根本压不住手扶机头，下坡时心里多少有点害怕，情急之下我下意识的拉起手刹，手扶高高的立了起来，把我直接抛向场院，手扶紧跟着来了个前滚翻从半山上摔了下来。多亏了向阳疾奔过来，一把拉开了我，拖拉机没有砸在我的身上。就这样，我和手扶拖拉机翻滚着来到了场上。
手扶打麦子，真的不是个好营生，太阳越红干的越欢。被碌碌碾碎的麦芒和灰尘随着手扶的前行形成的射流，毫不吝啬的扑向我的全身，与身体里渗出的汗水混合紧紧地贴在身上，真是说不出来的难受。轮休时咳出的谈、擤出的鼻涕都是柴油烟和尘土的混合物，总是黑黑的。
放忙假的学生娃，总爱围着手扶转。拉着碌碌围着麦场狂奔，大声吼叫着，不知道疲倦的手扶，水箱的注水槽不停的冒着蒸汽。处于好奇孩子们时常拿来家里的鸡蛋，放在水箱上的注水槽里。用不了多长时间鸡蛋就煮熟了，每次拿到煮熟了的鸡蛋的孩子们，都会热情的与我分享。
二
麦收很快过去了，拖斗也从农机局买了回来。算起来机头两千五，在加上拖斗一千一，全套手扶买下来一共花了三千六。这在上个世纪的1974年，不能不说是笔巨款。
忙碌了一个来月，场院里的麦子不见了踪影，留下的只有高高的麦秸垛。每天不知疲倦在麦场上，拉着碌碌狂奔的手扶，也静静的停放在半山上小队的土窑中。
 一天在收工的路上，队长和我结伴而行。“子敏，公购粮的钱，公社扣了贷款。这没钱队里啥事都干不成。”“是的，干什么没钱都不行。”“你说咱这手扶敢不敢干点副业挣点钱？”“这手扶在家闲着有啥不敢的。”“现在抓的可紧了，不让搞副业，就连每户养的鸡都有限制了。”是的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手扶搞副业就是走“资本主义”。我们两个说到这，心情就和这两条疲惫的腿一样，灌了铅似的沉重。
吃罢晚饭，队长叫上副队长、会计和我开了个队委会。在会上郑重的提出了手扶搞副业的事情。队委会上参加会议的五个人各个都很兴奋，对队长提出的手扶外出搞副业的想法都很支持。队长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外出最大的事情就是吃饭，每天的工分不够吃饭的，再有每年年底才分红，这外出吃饭当时就要钱的。” 队长问道：“那北京人外出不？”“当然了。”我不假思索的回答。“那北京是咋价（怎么）解决的？”队长接着问道。“在北京给公家办事在外面吃饭给补助呢。”“咋价（怎么）补助？”“早餐补助一毛，午餐和晚餐各补助两毛，出差一天补助五毛钱。”“北京咋办咱们就咋办。出去一天补助五毛，大家说能行吧？”队长的话音刚落，大家就纷纷的附和着说：“能行。”，“能行。”大家的话音刚落，队长对我说：“补助的钱队里没有，必须靠你们自己挣。不仅补助要靠自己，油钱、修理费和住店钱都要自己去想办法。能行不？”喧嚣的会场顿时静了下来，队长们和会计，都不做声的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灯柱上用墨水瓶制作的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拉着一缕青烟放出微弱的灯光。饲养室的土窑洞里瞬间寂静下来，我呆坐在炕上，思绪万千，这是走资本主义你敢吗？外出就一定能挣到钱吗？这贷款还不上，社员咋过呢？……一串串问题在我脑海里闪现，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不试试怎么能知道行不行！稍加思索我郑重的说：“能行。”我的回答，打破了瞬间的寂静。会上大家又纷纷的提出了一些问题，无非是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出工不出力咋办？”，“挣够了补助和蹋杂费用，不好好干队里咋办？”等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队长接过了话题说道：“暗地里挣黑钱，不如定下个行行道道，事情都放在明处，不给些好处也不行。”，说道这里队长掏出了纸烟，一边散着，一边环视着大家的表情。点着了纸烟，队长接着说：“依我看咱就定下，毛收入的一成，做为拖拉机手的提成。直接从收入中提取，没些好处谁会拼命为集体挣钱呢？”经过短暂的议论，意见很快统一了。并作出了决定：一是手扶外出干活，每天补助五毛钱；二是柴油、机油、补助、修理费和住宿费，拖拉机手自行解决；三是出早工后出车，每天记工12分；最重要的是：副业毛收入的10%提成，归拖拉机手。会上虽然没有给我们定硬性的任务指标，但话里话外期盼着我们能多挣些钱，从而减轻队里的经济负担。
 准确的说，我踏上搞副业的路，心情是忐忑不安的。恐惧、迷茫和兴奋交织在一起。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期，逆势而为多少有些害怕。刚刚走进社会年仅18岁的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揽活怎么挣钱，你说能不迷茫吗？当然能够开着手扶闯天下，有这机会怎能不兴奋。
三
搞副业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出去的第一天，我和三宝商量着来到杨家坪煤窑上，拉上一吨碳就直奔延川县城。听说县城里一吨碳可以买到将近40元，一路上盘算着需要烧多少油，要花多少钱，卖出去能收入多少钱。真的到了延川县城，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没有门路找不到买主，煤压在拖拉机上很是着急。思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只好打问着在县里工作的老知青，问他们需不需要碳。求他们帮助找买主。
说来也巧，到延川县城的第二天我真的找到了第一个买主，还真的是一个北京知青。我们在他的带领下，奔向他在延川县城的家。现在还记得他家在县城的巷子里，通往他家用石块铺砌成的道路非常的陡，手扶挂着一档还很费力，随行的三宝不得不在后面用力的向上推，好不容易到了他生的那排窑洞前，手扶无法开到他家窑跟前，我们不得不和那个北京知青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块一块的把一顿碳卸到他家的窑跟前。卸完碳已经很晚上了。原来想算着一天一趟，没成想整整两天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在延川县城。
当时，杨家坪煤窑上大块的好碳一吨16块钱，县城到煤窑一个来回，顶多需要10斤柴油，当时柴油10号的每斤0.1元，0号的每斤0.13元，-10号的每斤0.16元。有一块多的油钱足够了。细细算来运输的利润是很可观的。
有了第一次的实践，对搞副业挣钱多少增加了些信心。每次从煤窑装碳，我们总是把斤秤盯得很死，路上也不会私自下一斤的碳，确保不短斤少两。当时，拖拉机手偷碳或送人情是很普遍的现象。由于和煤矿上关系处的也好，我们尽量拉中上两层石皮少，质量最好的碳。渐渐的我们到县城卖碳时，不在需要等很长时间，并且渐渐的有客户来预定我们拉的碳。
我和三宝为了抢时间和节省点钱，经常一天吃一顿饭，一般会控制在补贴的金额内。其实，主要是三宝拖家带口花销大，我实在不好意思大吃大喝。
当玉米快成熟时，我们有时也会在路边顺手掰上几穗，放到水箱中煮着吃。这样既不耽误时间，又可以用清香的玉米填饱肚子。当然，煮玉米我们都要摘下注水槽，将玉米放到水箱中在装上注水槽，这样既能保证玉米煮的均匀，又能保证别人不易发现。有时候碰到比较热情大方的主，当我们卸完碳后，也会请我们吃上一顿像样的饭。
记得一次路遥的四弟，找我为他妈妈拉煤，我爽快的答应了，虽说文安驿比县城远了很多，并且路又很难走。我并没有多收运费，换来的是一顿白面鸡蛋和好酒好菜。
四
当时“农机不务农”是天大的错，公社和县里路上设卡，抓那些利用农机搞副业的拖拉机手，一开始我总是解释到县里办事顺便拉点煤，或者说帮别人捎的。好在办事人员大多不那么认真，只要你解释不硬来基本上都放行。尤其，递上好烟赔上笑脸时，事情就更好办了。
 有一回我们在装满碳的手扶拖拉机上，拉着搭车去县里办事的大队书记“丁牛”和公社妇女专干，走到了黑龙关，拖拉机又一次被拦截下来。驾驶手扶的三宝不知所措，这时从县城方向迎面开来了一辆212吉普车，吉普停在了我们的手扶旁边，车上坐着县委申书记，申书记打开车门走下车，过来和“丁牛”打过招呼后，紧接着和我们聊了几句，临上车对我们说：“以后有事情需要我帮助的随时找我。”，申书记上了车，吉普车向我们来的方向驶去。申书记走后，拦截我们的公家人，看我们和县委书记这样熟，也没有说什么，就痛快的放行了。
从此，很少有人拦截我们了。转眼到了1975年初冬。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们跑的次数太多，也许上面抓的太严，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农机局局长亲自出马上路拦车，将我们拦下后，不论如何解释都没用，非扣拖拉机不可。罪名就是“农机不务农”。
拖拉机被强行扣压在农机局的院子里。院子里我记得空荡荡的，好像只有我们的拖拉机被扣在那里。三宝多少有点害怕，见此情况我只好叫三宝回队里报信儿，一个人留在了农机局。
一天没有吃饭了，肚子饿的咕咕叫，加上初冬的阵阵北风吹来，圪蹴在一起的我浑身发抖。还没有到晚饭的时间，阴沉沉的天就已经黑了，饥肠辘辘浑身发抖的我回到局长的窑里。
 当时县里的干部都是宿办合一，窑洞里的陈设十分简单，铺有苇席的炕上有一套卷起的铺盖放在炕头上，后炕与办公桌之间依着炕栏放着一个陈旧的文件柜，再有就是椅子和脸盆架了。
窑洞里生着火暖和多了。没过多久吃饭的时间到了，局长拿起饭盆渡着方步不急不慢的向伙房走去，我急忙跟在局长的后面来到伙房。当局长付完饭票后，我毫不犹豫的上前，端起盛满粉汤的碗，连同扣在碗口上足足有半斤的玉米黄，掉头就回到了局长办公窑，抄起筷子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当局长再次出现在窑门口时，我已经拉开被褥躺下了。局长什么也没说，掉头把窑门关上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局长推门进来。开口就说：“好你了，快些克（去）！”，从进到农机局算起，这是局长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急忙说：“我早想走了，是您不让我走呀。”“不是我要扣你，农机搞副业政策不允许。赶紧走吧！”“我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拖拉机发动不起来了。”局长再没有多说什么，叫伙房的师傅提了一桶热水倒在拖拉机水箱里。就这样我摇着了拖拉机，加大油门直奔回村的路，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窃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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