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返城的知青来说，北大荒总是个牵挂。这些年不断有知青回访北大荒，寻找那片曾洒下过自己青春的汗水和泪水的土地，寻访曾结下深厚友情的父老乡亲。已经离开自己当年插队的地方黑河三十多年的上海女知青陈宜芳，2004年8月，又回到了那片深情的土地，她要寻找的却是她自己的一口棺材！
她的故事让我们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岁月。1969年5月，17岁的上海小姑娘陈宜芳跋山涉水来到了当年爱辉县的罕达气公社插队，那是一个夹在大小兴安岭褶皱里的小山村，只有12户人家。当时瘦小的小陈身高只有1.5米，体重34公斤，山里的风把她吹得直晃。临行前姐姐对她说：“咱家出身不好，你个子又小，如果有谁欺负你，咬着牙也要还手，决不能让他小瞧你！”可是她并没有受欺负，她真诚的微笑，勤恳的劳动，受到山里人的欢迎。他们都说：“小陈是个好孩子！”不到一年，队里把她评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抽调到乡供销社当营业员，那可是“重要岗位”。北大荒山水的滋养和乡亲们的关爱让弱小的陈宜芳茁壮成长，1973年她已出落成一个苗条健美的大姑娘了，那时她身高1.68米，体重65公斤。她可以和小伙子一样扛着200斤的麻袋上挑板，她还参加了到大兴安岭扑灭山火的战斗。
 这时巨大的灾难向她袭来，比那山火还要历害。陈宜芳回忆——“没想到扑完火回到供销社十天后，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体温高烧到40摄氏度。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算不了什么，我吃了点感冒药，睡了一天。可谁知第二天早上开始，我吃什么吐什么，喝进去的水，马上变成褐色的液体涌出嗓子，体温升高到41.5摄氏度；第三天开始卧床不起，上半身下半身像是被硬扯开，分成了两截；第七天，连拿水杯的力气都没有了。除了两只眼睛，七窍中的五窍都向外冒血！整整七天没有小便……”
死神正在向陈宜芳逼近！公社的干部和社员马上拿来担架，要把她抬到卫生院，顽强的陈宜芳非要自己走，大家硬把她背起来，只走200米，她痛得受不了，就瘫倒在地上。这时途经此地的上海医疗队的医生，一看她浑身的粉红色的“痱子”，紧张地说：“这些都是出血点，她肯定得了出血热。赶紧送卫生院，隔离抢救。”
出血热！这在当时是像“非典”一样可怕的传染病！我也在黑河下乡，我的许多兵团战友死于此病，发病快，病情十分严重，又没有发现有效的抢救办法！当地老乡说，日本占领东北时，曾经用老鼠做细菌试验。后来，有老鼠逃了出来，背上长一条褐色的道子，爬到人的身上，或人吃了鼠爬过的东西，就会得这种严重的传染病，先是高烧不退，然后内脏出血，血压下降，很快死亡。近年，专家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这种病是由山野里的一种老鼠传染的，由于开荒或山火把这种带着病菌的老鼠驱赶到有人群的地方，就传染给了人。这种病最高的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在罕达气当过乡长的白长吉回忆，那些年他们乡每年都有因得出血热死的人，最多一年死了6个人！
当陈宜芳被抬进乡卫生院时，她的血压是“0”，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医生说：“现在看，她死亡的可能有90％！你们快通知她的家长来见最后一面吧！”这时围在她床前的乡亲们都流下了眼泪……“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救活她！”公社党委书记罗洪坚定地对医生说：“这个女孩子是黑五类子女，按照规定，她就是死了，家长也不能来看。公社就是她的家，决不能就这么看着这样的孩子死了！”说着他的眼里也流出了泪。
“在昏迷中，医生的话和罗书记的话我都听到了。”陈宜芳说：“我当时拼命地喊，我不能死！我挣扎着站起身，下了地，硬是向供销社的宿舍走去。一路上，老乡们赶上来搀扶我，眼里都闪着泪花。一位老太太问：‘姑娘，你会死吗？’另一位老太太说：‘这么刚强的姑娘，不会死，肯定不会死！’我换上妈妈在我下乡时给我买的最漂亮的粉红色的毛衣，静静地躺在床上，我希望在梦中，和我日思夜想的亲人见面、告别……朦胧中，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是9天之后，我躺在100公里外的黑河县城医院的抢救室里。我的身旁站着不停地轮换着为我输血的小伙子们！”
 原来就在小陈昏迷的时候，罗洪下了决心：“不能让孩子在这儿等死，赶快往黑河医院送！”他派出了公社唯一的一台吉普车，安排最好的医生跟车，又马上向黑河县医院告急，请他们派出救护车和医生，尽快接应！吉普车出发的时候，乡亲们围在车前，含泪祈祷她平安归来！
这是爱辉县内最难走的山路，崎岖盘旋，坎坷颠簸，全车的人用手用心护着奄奄一息的陈宜芳，他们的心都悬着。这条路是陈宜芳走向新生活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艰难曲折的路上，也写下了她的快乐。每次去黑河进贷她都要走这条路，春天路两旁开着紫盈盈的达子香，秋天这里是斑斓多彩的“五花山”，她总是一路歌声一路欢笑。现在她走的是一条生命之路，大山仿佛都在呼唤着她的名字，这美丽的姑娘让它们也难以割舍！
黎明时分，两车在大山深处相遇，陈宜芳被抬上了县里的救护车，抢救工作开始了。医生在她干瘪的血管上扎了12道止血带才找到可以通过静脉注射的血管。鲜红的血终于流进了上海姑娘的身体，她的脸上渐渐显出了红润……
县医院在抢救陈宜芳的同时，罗书记在乡里做了最坏的准备。他张罗着她的后事。“孩子的父母不能送她了，我们给孩子做口最好的棺材吧！”据白乡长回忆，罗洪积极给小陈准备棺材还有另外的考虑，当地有个风俗：在亲人病危的时候，给他准备寿衣和寿材“冲一下”，病人有可能转危为安。虽然罗书记并不相信这一说，但也要尽这一份心意。听说罗书记要给知青准备棺材，68岁的冯大爷找上门来，他没有儿子，两个女儿为他准备了一块独幅的松木作为他的寿材，那是一块难得的好红松木，乡亲们都说，老冯家的姑娘真有孝心！冯大爷说：“这些孩子们不容易，这姑娘死得太可怜了，我的寿材就送给她吧！”依当地的风俗，普通的棺材要帮3寸厚，天要5寸厚；然而老乡们连夜给小陈打了一口5寸帮、７寸天的最高规格的大棺材，只有有声望的老人才能享受这个待遇。打好棺材后，乡里选了16个健壮的小伙子，准备抬棺材，他们一直守候在她的宿舍。
 上苍终于被朴实的乡亲们感动了。抢救的第8天，医生用针在小陈的脚上划了一下，惊喜地叫起来：“她有反应了！”医生马上安排继续给她输血，马上通知乡里赶快送猪肝和大白菜，好补充血色素和清理腹内的淤血。很快，一卡车的小伙子和一车大白菜、猪肝运到了医院。
“半个月后，我从阎王爷那里回到了人间，从黑河医院回到了罕达气——我熟悉的人民公社，我的家。”陈宜芳说，“那个小镇不过100来户老乡，可是我回来的那一天，整条街上挤满了人。大家的眼里依然充满着泪花。‘从来都是救护车送走的人不再回来，今天是个奇迹。小陈子命真大。’还是那两位老太太高兴地指着我说：‘看看，我说孩子命大，死不了，这不活脱脱地回来了！’我说，这是托乡亲们的福啊！走进我熟悉的宿舍，一眼就看到了院里的那口大红的棺材，我哭了……老乡赶紧用苫布盖上了。进了屋，我看见我的屋里堆满了鸡蛋。这时我已是满脸的泪水了！”
为了彻底治好陈宜芳的病，半个月后，罗洪书记亲自把她送回了上海。听说，为了感谢上海的医生，罕达气的乡亲送给了上海５吨珍贵的野黄芪。那是乡亲们在山里一棵一棵采来的。5吨野山芪，那要费多少工夫！山里的人心眼就这么实在啊！
谁也没有想到，罗洪这位当地很有声望的老干部，和知青血肉相连的好干部，21年后又一次到了上海。黑河日报的老总编张贵馥告诉我，1994年罗洪被检查出得了肺癌。陈宜芳得知后，马上请他到上海来治病。她和当年在黑河插队的知青为他安排了住处，又陪着他和老伴到医院检查。在宾馆住着不方便，陈宜芳非请他们在自己家新买的一套房里住。罗洪和老伴想，人家还没住的新房让得癌症的人先住，不好！他们请陈宜芳一定给他们租一间房，小陈说，好，就算我租给你们的吧！所谓房租只是说说而已，就是想让他们能安心住下，安心养病。在那些日子里，小陈像他们的儿女一样，虽然工作很忙，总是来看他们，送来营养品和食品，和老两口聊天。许多知青都来看他们，总是讲起他们下乡时那些有趣的故事。罗洪最后的日子很快乐。
一个月后，罗洪执意要回家，陈宜芳和许多当年黑河的知青到车站送行。开车前他对小陈说：“宜芳啊，我多想多待些日子，可是不能啊，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最后的日子和你们一起度过，我死而无憾了！”罗书记回到黑河四天后去世了。陈宜芳又把他的老伴请到上海住了两个多月，用自己的爱心安慰她孤苦的心。直到现在她还关心着罗家的大事小情。这位当年老知青“知恩图报”的真诚和善良感动了罗洪一家，也感动了许多黑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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