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忘的1968
1968年7月底，传来了工军宣队进驻北大制止武斗，要求我们回校的消息，8月初我又回到满目疮痍的燕园。这时武斗已经停止，但是残存的“战场”依然是我们留影的好地方：37楼大门口、连接28楼和30楼的天桥……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接下去的几个月，工宣队让我们“斗私批修”，到12月就按照上级通知进行我们1968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0362一共120余名学生，分配方案一公布，大家都傻眼了：一半以上的指标是到各个省市、地区报到，到地方再分配；其余百分之四十几是到中央各部：煤炭部的鹤岗、鸡西、双鸭山等煤矿，林业部的大小兴安岭林场，化工部的西宁电化厂、锦西化工厂，石油部的茂名炼油厂、抚顺石油二厂，六机部的新港船厂，再有就是防化兵要了一些人。120多个0362毕业生中，能够到黄河以南的只有到茂名炼油厂的五名。余下的到西宁、锦州都算是好方案了，不少同学被发往中国雄鸡版图的鸡冠位置上——大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
 不用说，能到部队的绝对是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到其他中央部委下属单位的也得是出身无大问题的，至于黑五类子女只能到前程未卜的各省市地区去听天由命了。到各省地方报到分配方案有辽宁、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省，其中到山西省各地区报到的有10人，分属临汾、晋东南、晋中、忻县和雁北地区。工宣队大致扒拉出包括我在内的10个同学到山西，就让这10个同学一起开会自己选择去向。虽然当时还没有去过山西，但是地理知识告诉我肯定是南部比北部好。那几位同学都以种种理由从南往北地挑走了晋南晋中的方案，就剩下雁北、忻县的四个名额留给我们四个来自上海和北京的同学了，我也只有去雁北的份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听说我去雁北，还安慰我说，山西的煤矿和工业多，你可以到那些工厂去。
拿到大同市雁北地委的报到证已经是12月20日，我告别生活了六年多的燕园，回上海稍做准备。12月22日传来了“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我一看最新指示里有“大学毕业的子女”，便觉得不妙，没想到这个命运就落到我的头上。
 12月30日，我和同学程家濂两人一起到雁北地区革委会报到，政工组大笔一挥，在我的报到证上大书“右玉县暖泉大队接受再教育”，程家濂则被派到左云县贾家屯大队接受再教育，我们要求说既然接受再教育，两个同学分在一起行吗？答曰：不用说同学，男女朋友也得拆开。真的就有一对西安交大的未婚夫妻被拆散分别到左云和右玉县两个县插队，说是两个相邻县，但是大队都离开县城有几十里地，从大队到县城再到邻县，再搭便车去爱人的大队，路上就是两天。
“接受再教育”
赶着年末到右玉县报到，才知右玉是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位于山西省最偏远的西北角山区，七万人口的小县。这里交通不便，离开最近的火车站大同有110公里山路，汽车要走4个小时，每天和外界的联系只有一班长途汽车到大同。县城里只有近千居民，一色破旧的平房，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气候寒冷，全年无霜期才90天，玉米也无法成熟，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极差，和山西大部分地方不同，地下资源也贫乏，农业一向是广种薄收，是山西省最贫困的县之一。
在县里招待所等了几天，待去暖泉大队的大学生汇集得差不多，就找来一个大卡车把我们带行李送到了大队。我们被告知，我们是到暖泉大队当农民，取消城市户口和商品粮供应，和早先到那里的大同市中学生插队知识青年一样吃原粮，像农民一样，从生产队领取原粮自己加工。原应有的大学生毕业实习工资也被取消，改为工分加补贴：即每个月只发给应发42.5元的实习工资的80%，34元，下余每月8.5元到年底分红兑现，多退少不补。实际上多退是几乎不可能的：当地的每个劳动日值一般是八九分钱，好的到一毛几，我们这个所谓学大寨先进大队算好一点，一个劳动日值也就是一角钱，干一天换不到一盒火柴（两分钱）的大有所在。我们即使出全勤一个月的劳动所得也只能在年底分红拿到三元钱。在我们插队的两年里，实际上国家规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城市户口、商品粮、取暖费待遇统统被取消了。由于吃粮食数量方面按照知识青年的待遇，一年528斤毛粮，比当地社员还稍强一些，能吃饱肚子，社员们年年秋天分得的粮食都只够吃到春节前后，一开春就家家户户没有粮食了，要向队里借粮度日，要变稠为稀，以稀汤寡水烂腌菜来维持超强的体力劳动。
 到大队之后，我们来自北大、哈工大、西交大、太原工学院、山西财经学院等的七八名大学生被安排在同一个集体户，自己开火做饭，住则分在几处老乡的闲房。到达暖泉大队正是三九严冬。屋里和外面差不多相同温度，没有温度计测量，只看到屋里放的水缸，一天天从外向内一圈圈结冰，最后冻成一大坨冰疙瘩，把圆心部分顶起成为锥形。每天晚上睡觉就得把两床被子盖上，再压上大衣、棉袄等所有衣物，才能勉强入睡。
我们这个劳改队被队干部分配去干修造大寨梯田的任务，削高填低造平川。把一片坡地高处的黄土装上小排子车，利用坡度飞驰下坡，到岩头一刹车一颠，满车黄土倾泻坡下。我负责推车的活儿。一次推着满车黄土有七八百斤，飞驰到岩头刹不住车，双手又紧扶着车辕没有撒开，车到岩头翻滚着飞下三四米的岩头，我也被带了出去，摔在岩头下面地上，几百斤重的排子车掉下三四米，粗笨的车辕带着下坡的惯性重重地砸在我头上，我当时就眼冒金星，刹那间失去知觉。也算我命大，砸的角度凑巧了，车辕没有砸到太阳穴上，那样起码是重伤甚至可能小命玩完。我的头没有开瓢，只是击打成严重的脑震荡，劳改队友把我扶着送回住处，好心的房东大娘给我煮了两个荷包蛋，在家里休息一天，第二天头稍微疼得轻点就又被催着去出工。这就是我们接受的再教育。
 出 路
当时让我们去插队时并没有期限，大家也没有人敢问插队到什么时候，将来怎么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很快我们在暖泉大队就过了两个冬天，还是没有看到一点离开农村的动向，一次到县城去办事，我就到县广播站去毛遂自荐，说原来我在北京大学广播台做过机务，会维修广播器材。当时正好县广播站要发展农村载波广播，缺乏技术力量，我小露一手，广播站立即决定把我借调出来，他们通过县革委暂借我搞载波，这样我比一起插队的其他大学生提前半年离开了大队。最重要的是在广播站有自备发电机，可以脱离过了一年半的无电生活。到1970年底，经过两年的“再教育”，我们插队的这批大学生和当时到军垦农场锻炼的差不多同时再分配。其他几位大学生都在县里面中学或者机械厂工作，我则在这时正式分配到县广播站当技术员。所有人都在本县就地消化了。
 在县广播站一干就是九年，因为原来的技术员最高只有中专学历，我所以作为技术骨干很快就担纲了全部技术工作，搞完了载波又搞电视差转，后来县里筹建小化肥厂，又把我抽到筹建小组负责技术。其间有几次大同一些单位要商调我去工作，但是县里根本不松口。
 返回未名湖
原来以为这辈子就得在县里呆下去了，打倒四人帮后形势出现了转机，1977年恢复了高考，同时传来北大招收研究生和回炉生的消息。回炉生是,1963-1965级的，我们没有资格，要想离开右玉县，只有考研这背水一战。北大化学系一些老师也给我来信，给我寄来复习资料，鼓励我考回去。但是从得知招收研究生到初试只有短短四个月时间，而从1965年10月到四川参加“四清”到1977年底学业已经荒芜了12年。五个月要重新拾回多年没有碰过的英语和专业课本，难度非常大，加之当时报考研究生还处于地下，还怕万一考不上还必须留在原单位工作，所以也没有可能请假复习，只是在下班之后挑灯夜战。好在60年代在北大的基础打得好，复习不久就找到了感觉，初试时候发挥很好。1978年5月初试之后6月份得到北大消息，说成绩很好，列报考分析化学专业80余人第一。但是在复试时候去拜访导师高小霞时她还是给我泼冷水，说因为你的家庭出身问题，还是有可能不被录取。但是感谢胡耀邦在1978年5月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进行了拨乱反正，到9月份时家庭出身已经不成为录取障碍了，我终于接到了北大研究生的录取通知。在10月份，我又再次走进未名湖，成了“文革”后北大首届研究生。三年以后，我们15位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硕士毕业生又被挑选成为北大历史上首批的博士研究生。在1984年4月，我拿到了编号为北京大学0002号的博士学位证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