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队长名叫高金宝，贫苦家庭出身，祖祖辈辈没有见过金银财宝，爹妈却给他起这个名字，大概是祈求他能招财进宝吧。他l932年出生在河南扶沟县高河套村，去年冬天去世，活到了80岁。

      l938年夏，国民党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高队长的父母用箩筐担着年幼的他逃荒要饭，那情景就如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所描述的那样。他父母为了救孩子，先后饿死在逃荒路上。他拖着棍子断断续续要了l0年的饭。

      l947年，他回到满目疮痍的老家。昔日的良田，变成了漫漫黄沙，他跟着兄嫂租种几亩薄田，全家过着吃糠咽菜的日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重视黄泛区的复兴建设工作，创建了黄泛区国营农场，高队长就是刚建场时招来的青年农工。他大约有一米七六，瘦削，留着板寸头，眼睛不大，算不上英俊，却很精干。由于他干活不惜力，爱场如家，农场职工和家属都叫他“铁疙瘩”。他在分场没有工作多久，就当上了生产队组长。l957年，他又被选为队长。到了l962年，我下乡到二队当知青那年，他调到新组建不久的园艺场当上了二队生产队长。

万伯翱

      那时当队长真的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每天总是第一个赶到我们生产队队部。天刚蒙蒙亮，他家那个不过三平方米的小厨房，没有玻璃窗户，黑灯瞎火的，他老婆常常来不及洗脸梳头，就急忙先给他做饭，他匆匆吃过就抢先上班了。l962年秋天，我刚刚下放到农场劳动，正赶上三秋。每天他都提着磨好的镰刀早早地到我们知青大伙房门前的大槐树下，敲响吊在槐树上的半截铁轨，集合我们去地里干活。记得那年国庆节后，他领我们到地里去割黄豆，他知道我初来乍到不会磨镰刀，还特别为我带来一把明晃晃的新镰刀。“秋老虎”依然厉害，到ll点就穿不住衣服了。高队长只穿一个小背心，显得骨瘦如柴。黄豆种在黏泥土里，几天秋雨，地里的水未干。高队长打着赤脚，我们也纷纷脱鞋甩袜。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刚割过的尖利豆茬，双脚都被扎破了。我抓不住粗壮又扎手的豆棵，感觉镰刀也不听使唤，常常一刀割不断又粗又韧的主茎。高队长看我笨手笨脚的样子，干脆让我去收拾割下的豆棵，去装马车。他则一马当先，左手抓右手割，豆棵纷纷倒下，真是一个劳动好手。

      我们二队主管的“国光区”苹果园真叫大，一眼望不到边。厚密的树叶非常招惹红蜘蛛，高队长早上上班后总是先带上植保员到“果园区”绕一圈，仔细观察果树，看果叶和果实的变化，还在小本上每天都记录下变化情况。他深知对于猖狂的病虫害只能“早发现”、“早喷药”、“早彻底消灭”。那时喷药防护措施差，只是戴口罩和粗线手套而已。当时用的是剧毒“l059”，每年要打近l0遍。每天8小时在头晒脚烫的沙质土地上，四周是密不透风的蒸笼般的果园，野草齐腰深，手举丈余的喷杆和沉重的铜制喷头，每个人边喷药边用手迅速扯拉着近两丈的黑色橡胶管，浑身上下都被农药水和露水浸透。我们四个喷药手不停地对着高大的苹果树上下左右立体喷洒着药水，那一望无际的果树，好像永远也喷洒不完啊!

 

      有一次，我们整整喷了一夜的药，天色微明，高音喇叭里响起了歌曲《东方红》和毛主席语录。我们几个喷药工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满脸倦容。精神饱满的接班人员已经陆续到来，突然发现接高队长班的喷药手并没有到位。在朝阳下，高队长的脸色颇为苍白，那消瘦的脸上皱纹也显得更多更深。应该来接他班的是革委会副主任，是个造反派头头，此时不知身在何处。只见高队长动了动沾着发白药物的嘴唇，只说了一句:“我身体好，再多打会儿不要紧。”后来大家到处去找那人，发现他在一个偏远的瓜棚里呼呼大睡，鼾声如雷!等他赶到果园，高队长已替他多打了四五个小时，已经脚步踉跄了。只见这位造反派头头一边接喷杆一边说:“老高不好意思了，昨晚抓了一夜的革命，让你今天多促了会儿生产!”老高咳嗽两声，掏出纸烟坐在地头休息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并没往家走，而是往果园深处走去，检查没喷上药的树枝有多少，他一一补喷上。

      有一年四月初，我们的“金帅”和“红星”区苹果正逢盛花期，可是天公不作美，就在这最重要的传花授粉的当儿，却接连十来天春雨霏霏。眼看脚下的花瓣越落越多，高队长茶饭不思，辗转难眠，跟北农大来实习的师生还有本场园艺技术员不断商量，决定发挥全体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对果树进行“人工授粉”。一连干了三天，到盛花末期我们真把几千棵树全部过手了一遍。那一年，整个黄泛区有二万多棵果树经过人工授粉，确保了大丰收。他爱人在农场医院分娩了，他却全然不知，他正在果园带领大家往大卡车上装出口的苹果呢!

 

      l972年初春，我到河南大学外语系读书，成为河南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到了秋天，高队长带着新收的苹果专程到学校看望他当年的队员。他仍抽着他的“红灯记”牌劣质香烟，不时咳嗽着，脸上的皱纹更密更深了，两鬓也开始霜染了。他把苹果分给我和我的同学们，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

      我大学毕业后参了军，在郑州炮院当了名翻译大队的军官。秋天，“国光”苹果挂红染色时，他又提着“金帅”、“红星”苹果到部队来看我。我转业到北京国家体委，那已是l987年了，这位当了30多年队长的老农工，调任农场外贸公司工会主席，也终于穿上干部装了。他那次还是提了一满筐大小“国光”苹果进京，还多加两瓶农场自产的“白玉香”牌米酒。

      高队长永远地走了，我再也吃不到他亲手种下的苹果了。那是我吃过的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啊!

万里和他的儿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