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资料照片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大江南北出现过一种农场叫做“五七干校”，因毛泽东主席对此作出具体批示的日期是五月七日而得名。因“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缘故，干校学员的正式名称就叫“五七战士”。那次下放有个响亮的口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五七道路”，它是毛主席“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大规模社会实验的一部分。我则正值年少、有幸躬逢其盛。

一、顽主下乡

　　一九六九年我十四岁，在北京读初中二年级。那时的中国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机器像一台疯狂运转的巨大锅炉，全国人民像沸腾的开水，荡涤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不料，文化的浸润不仅无微不至、还根深蒂固，经常以它强大的生命力抵抗企图改变传统的革命者。当年，尽管我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却目睹了它的表现形式，那就是“革命接班人”对待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那是我认识社会的第一课。

　　那时候的北京，初涉人世的青少年大致分成两大类：一部分冲动地投身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他们的总称是“红卫兵”；另外一些青少年，则直接传承了封建时代的门第观念和帮会习气，频频为拉山头、抢地盘打架斗殴，那情形有点像是黑社会。热衷其事的青少年取“玩世不恭者”之意，自己命名为“顽主”。此其时，我的政治觉悟刚刚达到跟在人家后面呼喊不解其意的革命口号的水平。像所有跟不上社会主流的平庸孩子一样，我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带着几分剑侠气、专门哗众取宠的少年吸引。虽然不一定当他们做英雄，却在心里敬佩那些人的桀骜不驯，有时候还要摹仿一下他们的恶作剧。

　　外交部子弟

　　“顽主”多半是“干部子弟”（或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中，优越感和虚荣心特强的那些人，喜欢倚势欺人。他们的做为得到社会上等级观念的默许，不仅没有被文化革命的风暴扫荡，反而受到很多人的企慕。如蒋梦麟先生所说，中国社会是由家庭、单位、行业等等许许多多小团体组成的；个人的生活内容、方式与所属的集体一致，人们的社会地位也与所处的集团密切相关。所以，北京这个冠盖云集、府衙林立的地方，门第之见还扩大到了家庭隶属的部委－－大机关的子弟往往蔑视小单位人的家眷。这种风气持续了好多年。

　　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不是革命干部，却在一个很大的机关里工作，就是国务院第一大部外交部。所以，我也随波逐流地领略过在社会上出风头的滋味。当时的中国，人民大众在政治上仇视几乎所有的外国；经济和文化上，却不能抑制地崇洋媚外。在那个小市民的汪洋大海里，谁要是在什么地方与外国沾着一点关系，好像就不俗气，还高人几分。所以，“外交部子弟”这一称呼，在北京城里响当当。因为如此，很多对政治不感兴趣、高小和中学的外交官子弟，就集合在这块金字招牌下。

　　那时候，外交部“顽主”的大本营是城区东部的豫王坟，十四座宿舍楼连成一片，是那一带的“第一大户”。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住宅区周围划做自己的势力范围，轻视、排挤住在同一个区域其他部委的子弟。对人家冷嘲热讽之外、还经常动之以武。

　　若是工人居住区里的人惹到了他们，遭到的打击就更大了。有一次，一个外交部子弟与一个工人子弟为了一只鸽子起了争执，外交部宿舍的小“顽主”们冲到工人宿舍，打伤了人家父子两代，还砸了那个工人的家。闻风而至参与其事的，有几十、上百人。是非曲直无人过问，只一说：“一个工人子弟在跟咱们‘炸刺儿’”，已经构成“狠狠教训他一顿！”的理由了。

　　不料，社会自有它的正统势力，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事事统一规划的地方，只消“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声令下”，千千万万人的生活，立即改弦易辙，毫无商量和犹豫的余地。那年九月十八日，我十五岁的姐姐，被送到千里之外的北方中、苏边界“屯垦戍边”一个月之后，父母又接到了：“因中苏边境战事紧张，各大机关需实行战备疏散，下放‘五七干校’”的通知，出发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一号。就这样，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我的家庭便被拆散、四口人全部变成了农民。

　　下放时扶老携幼，不分职务高低。和我们一同到干校去的大使、司长不在少数，乃至副部长中也有未能幸免者。曾经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一些高级外交官：前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李鹿野、前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等等，当年都是“光荣的五七战士”。最巧的是，下去时有一户姓夏的人家在干校生了一个孩子，就顺势给孩子取名叫“下放”。五七干校则是我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地方。

　　外交部的干校在湖南省茶陵县虎踞山。随行的机关干部子女年纪大都在十五、六岁以下。最初听到要去湖南干校的消息，我兴奋不已，认为这是一次长途旅行，有火车可坐、有山水可游。哪里晓得其中的政治奥秘。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来说，太伟大、太深奥了，从中我们只学到“人分九等”和“弱肉强食”的一套。下乡时节，外交部子弟中的“顽主”们风头正健，带着满身的优越感来到农村，然而，北京远隔千里，穷乡僻壤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我们只能用大闹当地公社中学的方式，排解“怀才不遇”的寂寞。

　　虎踞中学

　　那所学校叫做虎踞中学，庄户人家生计艰难，来念书的人并不多。从天而降的外来户倒成了多数。所以，“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的规则失灵了。我们中间真正的“顽主”不算多。但是，害群之马总是既有号召力，又体现着群体特征。从我们进校的第一天起，虎踞中学就成了插班生的天下。身着黑色粗布衣裤的贫下中农子弟，被远远赶离了篮球场和那张唯一的乒乓球台，我们在校园里尽情追逐、喧哗，老师看不下去，操着乡音浓重的普通话过来批评我们，却在北京式的起哄声中下不了台。“师道尊严”早在三年前，文化革命之初就被批倒批臭了。上课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老师的外文读音上，比如，三角函数课中，正弦(sin)和余弦(cosin)应读做：<sine>、<cosine>，虎踞中学的教师用湖南口音读起来，就变成<sein>、<in>略呈升调；<gousein>、<gou>念的很重，稍事停顿才把<sein>读出来，这次的<in>不用升调了。每逢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嘲笑和摹仿一番，窘得代数教师草草结束了这门课。

　　湖南同学的名字、衣着和长相，也是我等的笑料。一个当地学子，名字里有个南方男孩常用的“仔”字，在北京方言里，这是个带有轻蔑意味的字，常常用在骂人的话里面。所以，我们故意经常叫他的名字，字还是那几个字、音也是原来的音，声调却大大地变了，我们在“仔”字后面拖上一个带转弯的长腔，显出滑稽的味道。湖南的同学虽然不懂京都方言，看到我们一付油腔滑调的样子，也明白这决不是友好的表示。面对我们带来的、大城市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孤陋寡闻的农民子弟，根本不知所措。在开始的日子里，只能任由北京的孩子们为所欲为。

　　然而，“三湘四水多热血男儿”。他们并不是可以随意捉弄的，在校外不远收割后的稻田里，他们布下了教训我们的战场。可怜老实的庄户后生不知道，打群架正是北京“顽主”的看家本事。我们人多势众、又小有战术，几次会战都获全胜。唯一的一次失利，是一个叫小明的男孩儿，一次放单遭到农家子弟的袭击。这件事情提醒我们：还没有入无人之境。从此，我们尽量避免单独行动。

　　《山楂树》

　　闹学之外的干校生活，又是一种风情。干校是一大片茶园，几千亩绿油油的茶树排列成行、平铺在红土丘陵之上。五七战士携带家眷分几处住在红砖房里，我住的地方叫做“四排房”，在茶园中的山坡上。清澈见底的洣江从坡下流过，那里有寂静的沙滩、脆啼的水鸟。站在房前、远眺坡下平川上蔚蓝的天空下，田畴村落、袅袅炊烟、点点耕牛，有不尽的诗情画意。洣江对岸是青翠高耸的罗霄山。听说，可以摆渡过江，踏进深山；茶园之外有些什么呢？反正，准是都市里的孩子未曾见过的，在在吸引我们前去勘查。我和小伙伴几度出外游历，探险的足迹遍布方圆几十里。我们效仿《神秘岛》中的落难者，给所经之处命名。长满马尾松的红土坡叫“马尾山”、追逐嬉戏的上气不接下气时，眼前突现一个大水塘——“喘气湖”。我们还从沧浪亭渡口撑船过江，攀上高山，指点洣江蜿蜒、阡陌田舍，流连忘返。

　　四排房里还住着一些女生，其中四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经常一同出行。她们梳着短发、一律左肩右斜着书包，排成一列走过茶园、稻田的小路，清纯美丽，点缀自然，是当时的一大景观。还有一个女孩儿，傍晚时分常坐在房前的茶园里拉手风琴。虽然我们都爱唱歌，却不能去和她的琴声。那是个少男少女之间有严格界限的时代。我们已经开始对女生发生兴趣，但不敢公开表示爱慕。若是有人在同伴中唱：“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就会被人耻笑，对她们只能故作淡漠。其实，女孩子们的情形一一都在男生眼里。比如，看上去最为温柔美丽的小欣，很少参与其他女孩儿的活动。几个男生研究后的结论是：小欣并非落落寡合，准是被她们嫉妒而遭排斥。这里毕竟不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上流社会，对此我们爱莫能助。实际上，最需要安慰的是我们自己。那淡淡情愁只能化在语意含蓄的苏联歌曲里：

　　 啊
　   茂密的山楂树呵
　　白花满树开放
　　啊你山楂树呵
　　你为何要悲伤

　　“土匪下山了”

　　那年深秋，酷暑消退、云淡天高，颇助游兴。虎踞中学竟在此时组织学生进山砍柴，校方的决定第一次得到我们的热烈响应。其实，学校的本意是进行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劳动，唤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这样的政治滥调，我们早就不以为然了，只当山里的老乡是逛山景的向导。一路之上，北京来的“顽主”们意气风发，嬉笑打闹，一付游山玩水之态，行前的规定：“要把这次劳动当做一项严肃政治任务来完成”，早忘到九霄云外。老师们屡禁不止，只能积愤于胸。到得劳动地点，不待有人分派活计，我们便一哄而散，呼朋引类钻进树林，各寻开心去了。撇下带队老师和当地学子，在劳动中体会其中的政治意义。

　　我们尽情玩了一阵，精力还大大有余，忽然有人大喊一声：“土匪下山了！”我们几十个北京孩子齐声应道：“土匪下山了！”一面造势地挥舞着手里的木棍，抽打周围的草丛和树枝，从四面的树林里呼啸着沿山坡直奔而下，演成响马剪径式的场面，还自鸣得意地又跳又叫。旁边的劳动者被这种北京玩法，惊得面面相觑。

　　积怨成仇。虎踞中学的教师终于失去了耐心，会同虎踞公社，一状告到干校领导小组。就在“土匪下山”之后不久，我们被干校通报批评了。此一时彼一时也。坏学生的恶作剧，当年可以引申出政治意义：这些“高干子弟、革命接班人”的轻浮行径，足以使这个红军时代老游击区的人民，对革命成果产生怀疑。我们受到了来自学校、干校和家庭几方面严厉的斥责。至于家庭，除了管教孩子们不要调皮之外，那些因政治问题正在受到审查的父母，还怕有人借题发挥说：小孩子的胡闹是替家长发泄不满，由此罪加一等。就这样，来自哪一方的压力都不轻，“顽主”们的气焰才逐渐收敛。

　　我就这样裹挟其中，混过初到干校的两、三个月，草草结束了初中的学业，回到四排房，跟五七战士一起到茶园里劳动。置身生活困苦、劳动为主、政治第一的五七干校，我很快就知道什么才是生活的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