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也忘不了这档子事。一想起来，就更加怀念乌珠穆沁草原，我的第二故乡；更加怀念我插队过的陶森宝力格生产队的牧民。

      那是我们来到草原的第三年的开春。一冬天没见和我们一起从北京来的老同学了。我和袁建国，两个分别在牧民家下包的“色和腾”（牧民们都这么称呼我们知识青年），决定去看看他们。

      小草刚刚钻出地面，嫩嫩的，绿绿的，那么可爱。草里掺杂着星星点点各色小野花，随风送来一阵阵清香。脱下穿了一冬的皮得勒、皮裤，换上蒙古族额吉、大嫂们给我们缝制的夹蒙古袍，骑在马上，显得轻快过了。我们勒马跑一阵儿，颠一阵儿，心情舒畅得恨不能高歌一曲。

      纵马爬上一道山梁，山上乱石纵横，磕磕绊绊的。忽然，我胯下的“吉很乌兰”一个前失，我从马上闪下来，摔到石头上。屁股好疼。再一揉眼睛，模模糊糊看不清了，眼镜没了。我和袁建国在乱石里瞎找了一气，总算找着了。可一个眼镜片从镜框中脱落，不知甩到哪儿去了。我奇怪：为什么当地牧民从漫草滩上能很快从深草缝里找出极小的物件；那眼镜片就丢在这无藏无躲的眼皮底下，就怎么找不见呢？越找不见心里越懊丧。可更懊丧的事还在后面呢。平常，我总觉得我骑的这匹马老实。不骑时，随手一甩缰绳，不绊马绊儿它也走不远。想骑，抓上就走。谁知道，袁建国的马也有这优点。这会子找眼镜，我们俩都随手把马放了。这下可坏事了。我们再抓马的时候，这匹马往前走上几步，那匹马就紧跟几步，结果哪匹马也不让抓了。追得急了，两匹马索性跑了起来。

      怎么办？找牧民借匹马再说吧。举目四望。只山梁北边一二里外有一座蒙古包。包外隐隐绰绰看到的是勒勒车、牛粪堆、小牛犊、看家狗。我们看酸了眼睛，怎么也看不着包外拴着马。着急的我，举着缺了镜片儿断了腿儿的眼镜，更什么也看不清。这时，包门一开，出来个人，摇摇晃晃走了几步，手搭凉篷向我们张望起来。

      看那人的姿势、举动，不是聋子大姐是谁？她待人诚恳热情，好像生下来就是为别人服务的。大冷天放羊的时候，偶然到她家暖和暖和，那是最惬意不过的事。你脸冻得通红搓着手跨进包门，她马上站起来招呼：“噢，呼日嘿！玛乃色和腾（可怜啊，我们的知青）！”说着话，手忙脚乱地张罗起来。不一会儿，奶豆腐、奶皮子、炒米、手把肉、烫嘴的奶茶一股脑儿摆到你面前，还连连让着：“赛依得（好好吃）！赛依得！”她常跟人说，这些北京色和腾这么小就离开父母来到草原，我们要好好照顾他们。说她聋，并非全聋。可跟她说话，嗓门得提高八度，她还“啊啊”地听不清。眼下，她家门外无马，看来只她和孩子在家了。她耳聋，我们蒙古话会的不多，跟她如何说得清？说清了又管什么用？况且她们家又那么远。我是山穷水尽了，袁建国也是一筹莫展。

      那两匹马看没人追，又站下吃草了。我们一追，它们又跑起来。过一会儿，袁建国那匹马的鞍子歪一边去了。怎么办？三十多里路，只好开步走吧。马会往哪儿跑呢？由它去吧。

      马还能往哪儿跑呢？还不是得跑回马群里。第二天，我们打听着马群在靠近白音乌拉生产队的那口大井饮水。黄昏饮马时，我们骑了别的马赶到那里。

      马群快饮完了，马儿一群一伙地离开水槽向草滩深处走去。七八位牧民席地围坐在草地上，身后站着各自的坐骑。长长的套马杆立在每位牧民怀里，交叉着伸向半空。他们谈兴正浓，谁也没看见我们。

      忽然我们眼睛一亮。井边水槽上不正拴着我们那两匹马吗？走进一看，嗬！我的马换上了新缰绳，袁建国那匹马马鞍左侧系上了一副新马绊儿。不用问，原有的缰绳和马绊儿准是昨天跑丢了，哪位好心肠的牧民又给换上了。缰绳和马绊儿都是用土黄色的新皮条做的，说不定是连夜赶出来的哪！我们心里一阵激动。

      此时，太阳刚刚下山，西天一片血红，山色暗下来了。忽然，对面山上出现了一个黑影。哦，是一位骑马的人。马昂头挺胸，迈着雄健的步子，骑马的人也显得气宇轩昂。晚霞映衬下，好一幅玲珑剔透的剪影。剪影定了片刻，猛然一掉马头，风驰电掣般俯冲下来，蹄后腾起一股股白烟。我想起一句词：“飞将军自重霄入。”没错儿，那情景正是这样。

      马儿冲到我们面前站住了。我们一看，啊，马上是五十开外的老牧民、聋子大姐的哥哥吐木勒。他翻身下马，嘴里问着“塞努（你好）”，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布包。一层层打开，我和袁建国不禁大吃一惊：啊，是眼镜片。我们急忙问：“是大姐找到的吗？”吐木勒点点头。我们愣住了。一位妇女，病病歪歪的身子，带着几个不大的孩子，竟会摇摇晃晃走出几里地，上山为我们找眼镜片。“她怎么知道的？”吐木勒没回答什么，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这几块奶豆腐，是她送给你们的。”

      我们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