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团汽车连是一个以老司机为主的连队。在北京知青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六八年来的十位天津知青，因为人少，没有自己的食堂，而是在加工连和修理连搭伙。随着我们的到来，汽车连的知青人数已增加到五、六十名。加上家在各营的十多个当地青年，住宿的人数已有七、八十人，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了，民以食为天嘛！食堂的筹建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经过那场到一营七连抢收小麦的特殊的战斗洗礼，回到汽车连后的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具体的语言已记不大清了，主要的内容是连里准备成立食堂，组建炊事班，决定由我来担当炊事班长的工作，征求我的意见。那个年代流行着一句话，叫作“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毫不犹豫地说“行”！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还只是个十五岁的大孩子，而组织大家为全连七、八十号人解决一日三餐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常云吉师傅被任命为司务长，天津知青雷杰姐为上士，我是班长，另外还有两男四女共六名北京知青，外加一位从解放军部队转业到农场后就曾做过炊事工作的谢师傅。班子是搭起来了，但是我们是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一切都要白手起家。于是，司务长和上士多次奔波，跑了附近的北安和德都县城及龙镇一师物资批发站，购置了全套的炊事用具。

 

      二龙山的冬季寒冷且十分漫长，大约有七个月时间是冰天雪地的，蔬菜的贮藏是一个大问题，主要是需求量大。为此，连里派人在大门口右侧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大菜窖。大约有六、七米深的一个大坑，上面像盖房子一样，用木料钉一个房盖，铺上保温用的草帘子，再铺上厚厚的土，还留有几个通气孔。里面很宽敞，秋天贮藏上满满的一窖大白菜、大头菜、土豆、大箩卜，派专人每天收拾倒窖，可以吃到来年春天。当时的计划经济下，兵团也和全国的情况一样，物资十分匮乏。能够吃到的蔬菜都是自产的，品种十分单一。好在二龙山是全国大豆的主产区，那圆滚滚的黄豆含有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营养十分丰富。用二龙山的黄豆做出的大豆腐、干豆腐、豆浆口感好，质量高。 

      连里在大门口左侧盖了一间房子，里面砌了一个很大的炉灶，上面安了一口很大的锅，并安装了电磨。这就是食堂的豆腐房，由谢师傅负责。我曾参与了制作豆腐的全过程：要先把黄豆用清水浸泡一整天，使它彻底膨胀起来，然后用电磨把泡发好的黄豆磨碎，倒入大锅中加适量的水，架上火烧开。因豆浆烧开后有许多泡沫会不断地溢出锅来，所以要用大勺不停地搅拌。旁边炉火烤着，上面热气蒸着，又要不停地搅拌着大锅里的豆浆，一会儿功夫保证浑身出汗，真如洗桑拿，那活是很辛苦的。技术含量最高的活是“点”豆腐，豆浆煮到一定程度后，要把卤水按一定的比例倒入锅内。

      大家知道卤水是有毒的，当年杨白劳被黄世仁逼得走投无路，喝下了卤水一命归西，剩下可怜的喜儿在苦难中煎熬的故事妇孺皆知。但有一句俗话叫作“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是这么神奇。这豆浆被点入了卤水，就会发生化学反应，豆浆会凝固成型。经过用豆包布过滤，和用模板挤去水分后，就成为了大豆腐或干豆腐。但是，如果卤水用量掌握不好的话，就会苦或不成形，这全凭经验。我最终也没有学会。

      司务长常云吉师傅开车，带着我们炊事班全体人员到菜地拉菜。大白菜拉回来后还要经过挑选和修理，大棵的下菜窖，小棵的腌酸菜。腌酸菜是东北人民在寒冷地域生活创造出的存储蔬菜的好办法。将整棵的白菜洗净后，整齐的码入大缸中，一层层撒上少许咸盐，倒满水，上面压上大石块，就等它自然发酵。经过发酵好的大白菜，菜心是嫩黄色`，菜帮子晶莹透明，宛如白玉翡翠一般。东北有名的两道菜是渍菜粉和酸菜汆白肉，五花肉和酸菜炖在一起，肥肉被酸菜拿得一点儿也不腻，不能吃肥肉的人也会爱不释口，那感觉只有四个字：鲜、香、酸、脆。

      土豆是北方地区冬季必不可少的蔬菜之一，它主要的优点是好储存。记得我第一次到常云吉师傅家串门时，一进门发现地板是活的，原来下面是土豆窖，就是在屋子中央的空地上挖一个坑，把土豆堆放在里面，上面用木板铺平即可。做饭时掀起一块木板就可以取土豆了，很方便。二龙山的土豆很大，完全不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北京卖的小土豆。当然，现在农业科研人员已把土豆品种改良了，北京的菜市场上也可以买到大土豆了。记得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时，还曾经带回去过 两斤多重的大土豆，使妈妈和邻居阿姨们都惊羡不已。而且当时二龙山的土豆很脆很甜。记得我们坐在土豆堆旁挑选时，一个同学试着用水果刀削了皮咬了一口，立刻大呼“好吃！好吃！”于是大家都啃起了生土豆，真的很好吃，又脆又甜，简直可以与莱阳梨相媲美。大家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土产水果，惹得在场的司机师傅们笑得前仰后合。记得还拉回来一种叫作“不留克”的形似扁圆大萝卜的菜，是用来腌咸菜的，在那漫长的冬季，咸菜是万万不可不备的。

      食堂终于开张了。我们一个个戴着小白帽，系着雪白的围裙，还真像那么回事。为了庆贺食堂开伙，连里还到二营畜牧业连队买回一头大肥猪，为大家改善伙食。担当“刽子手”的是谢师傅。对于这位谢师傅需要多说几句：他当时四十来岁，中等身材，一双不太大的眼睛，很厚道。我是在很长时间以后才知道他的大号叫谢长振的。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是衣服永远是油渍麻花，脸上永远是胡子拉碴，就是因为他太邋遢，连里的老人们都叫他“谢大埋汰”，以致于真名反而没人叫了。

      杀猪那天我去看热闹，以前没见过，觉得很好奇嘛。只见大肥猪四条腿被捆绑着放在一个案子上，一边挣扎一边歇斯底里地嚎叫着。谢师傅挽了挽袖子走上前去，只一刀就结果了那可怜的畜牲，一看就知道谢师傅是个老手了。奇怪的是猪被放完血后，谢师傅在猪的小腿上划开一个小口，俯下身子抱着猪蹄子就吹了起来，全然不顾猪身上的血水和泥污。一会儿，死猪被他吹得慢慢地圆圆鼓鼓起来。我心想，以前只见过有吹牛的，今天才见识了吹猪的。后来才知道，这样是为了便于刮猪毛。我们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也算是开了眼长了见识。

      当时炊事班里除了司务长常云吉和谢师傅以外，基本上都不会做饭。反正我是不会。我十五岁离开家之前，帮妈妈擀过饺子皮，还熬过粥，其余的是只看过没干过。这一下要为七、八十人解决吃饭问题，我真的有点着急上火了。先说蒸馒头吧，每次要发整整一袋五十斤面粉。那时也没有什么和面机械，是把面直接倒在大面板上，中间扒出一个窝，往里面一点点倒水，一点点和起来，直到软硬合适了再放进大盆里发酵。有时水倒多了会流淌出来，要赶紧堵上，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常常是手忙脚乱。面和好了，我们自己也变成了“面人”。

      再说使碱，这可是个技术活。碱放少了馒头会酸，不好吃，碱放多了馒头会黄，不好看。当时的碱也不是现在用着这么方便的碱面，而是一个水桶形状的大碱坨子，要先把它敲碎，用水化开才能使用，用量很不好掌握。谢师傅教给我们基本方法后，就让我们自己练。因为那面团太大，用手揉根本揉不动，是把它放在大面板上用杠子压，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如此原始但实用的方法。在大面案正中边缘，用结实的橡胶代钉一个套，用一根直径大约二十公分，长约两米，一头粗一头细的结实木棍穿在套中，好像是利用杠杆的作用吧。然后往面团上倒一些碱水，把它折叠起来，用杠子压，再倒一些碱水，折叠起来，再用杠子压，就这样反反复复多次，直到碱放合适了面揉匀了为止，绝对的力气活。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实践，我们都掌握了使碱的方法，揪下一块面用鼻子闻一闻，或者切一刀看看其断面的蜂窝眼，就能够确定用碱的合适与否了 。当然，刚开始时，也少不了让汽车连的兄弟姐妹们吃了几顿或酸的难以下咽，或变成咖啡色的馒头。现在道一声：对不住了啊！

      再说做菜。我们的炒菜锅是一口100“印”、也就是直径一米的大锅。炒菜的锅铲是一把平头铁锹，要两只手紧握着、全身使足劲才可以翻动、搅拌那一大锅菜，还真是个力气活呢。刚开伙的时候，是谢师傅上灶，我们在旁边看着学着，先放什么后放什么，怎样掌握火候。谢师傅的脾气很好，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教，我们也虚心地学，很快的大家就都能上灶大显身手了。因为当时蔬菜品种 很少，大白菜炖豆腐、炒大头菜、土豆片、土豆块、土豆丝、酸菜炒粉条、炒黄豆芽、炸黄豆粒，这老几样轮流反复做。

      记得有一次，谢师傅用豆腐做了一道菜，豆油烧热后，加入葱、姜末爆锅，将一盆豆腐倒进去，放上佐料后用铲子碾碎，反复翻炒，直到豆腐泥有些发黄了才盛出来。我们问他这菜叫什么？他说：“这叫鸡刨豆腐。”大家愣了片刻，都哄堂大笑起来，那炒菜的人不就像是一只衣冠不整的大公鸡嘛！还别说，因为豆腐质地密，炒块不容易进味，经过这一碾碎，佐料都均匀了，味道真的很不错。

      当时条件有限，做出的饭菜品种很少。汽车连在团部，而且有方便条件可以开车出去买菜，有时司务长也会到北安县城买回一些新鲜蔬菜来增加一些饭菜的品种。听说有的农业连队食堂搞得不好，冬天菜储存的不足，一日三餐都是大头菜汤，喝得知青们直打怵。编出一个顺口溜“兵团战士爱喝汤，早上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有力量；晚上喝汤想爹娘”。

      食堂刚盖好时，厨房里面还没有接上自来水管，用水要到大门口的水房去挑。每天洗菜、和面、蒸馒头、做菜汤样样离不开水，挑水就成为了一件最繁重的活。我们分成组，每天两个人担当挑水的任务。我那时因为年纪小，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个子只有一米五几，体重不到九十斤，这是下乡体检时的数据。再说在北京时从来没有接触过扁担，挑起两大桶水来根本掌握不了平衡，像个醉汉一样，随着水桶的晃动东倒西歪，咬牙挑到食堂，水已洒了半桶，肩膀被压得生疼。可是，我不能不干，不光因为我是班长，主要是因为我不能服输，不能向困难低头。于是我咬牙坚持着，开始时只挑半桶，多跑几趟，把水缸挑满。这世界上的事都是逼出来的，渐渐地我也可以平平稳稳地挑起一担水“箭步如飞”了。

      汽车连食堂工作的特点之一是时间长，尤其是当冬天到来之后，司机师傅们要开车到很远的林区山上拉木头，十分辛苦。有时在路上耽搁了，回来就会很晚，因此我们炊事班就要安排早晚班。早班是五点多就要起床到食堂把炉火点着，做早饭的准备工作，这是绝对不能耽误的。晚班则是为那些迟归的司机师傅们服务的，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冻了很长时间，风尘仆仆回到连里，要让他们及时吃上热饭热菜；有时忙活完了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所以，炊事班宿舍的灯光每天都是最先点亮，最后熄灭的。

 

      由于食堂的工作是不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接触到水。夏天还好说，在漫长的冬季里，洗菜的活就是个很难受的活了。我们的手经常浸泡在冷水中，好几个人的手上都生了冻疮，我也不能幸免。那个滋味真是不好受，尤其是两个小手指头，又红又肿像胡萝卜，又疼又痒。痒起来如万爪挠心，不知如何是好，恨不得把它搓破；可是搓疼了又如万箭穿心，忍不住唏嘘不已。后来，我离开食堂被调到其他工作岗位，每年的冬天冻疮还会犯，直到许多年以后才渐渐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常云吉师傅因工作需要被调走了，雷杰姐担任了司务长的工作，我被提拔为上士。工作岗位虽然没有离开食堂，但工作的具体内容改变了，我每天要根据掌握的情况去采买做饭需要的各种原材料。主要的豆油、面粉是先到后勤处商业股批条子，然后拿着调拨单，带车去加工连拉。记得每次大约买一千斤面粉，是二十袋；我自己就是装卸工。那时团里的农产品，主要是小麦和大豆；虽然是细粮，总吃也会腻的。可当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物资交流的市场，只好自己想办法。于是，我就拉点儿面粉到二龙山火车站附近的地方粮库，去与人家换一些大碴子、高粱米之类的粗粮回来，给大家换一换口味；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还有，到二营工副业连队去买猪肉，买粉条，在我的记忆中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六团地处丘陵地带，站在高岗处可以看到低洼处很远的地方。当年站在老服务社门前，就可以看到二营工副连。我觉得他们连的标志性东西，就是那晾在院里一排排的用土豆做的粉条了。在阳光的照射下，宛如一排排珠玉银帘，晶莹耀眼，十分壮观。那时买酱油、醋都要上北安县城。我每天东奔西走虽然忙碌，但也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许多与人交往的经验。

      时光荏苒，四十多年过去了，想起自己当年十五岁就挑起了汽车连第一任炊事班长的重担，真是不可思议。许多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令我感慨万千。遇到的困难，付出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也有许多苦中作乐的趣事，让我至今想起来仍忍俊不禁，会笑出声来。

      那时，司机师傅们开车出去，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撞死狗，在缺少副食品的年代，这就是打“牙祭”的时候。他们会到食堂借火借锅来做，这时炊事员就“借光”了。还有那些爱打猎的师傅们，打到了狍子、野猪之类的大野物，也会拿来与炊事班分享。晚上下班后，一群“人狼”围在火炉边，为怎样做这些美食而争得面红耳赤。有的说红烧，有的说清炖，其实，大家每次都等不到肉烧好炖熟就迫不及待地下手了。一边贪婪地津津有味的大快朵颐，一边神侃，美其名曰“共产主义”。    一九六九年，由于遭受了严重的涝灾，一部分小麦成熟后不能及时收割回来，泡在泥水中都发了芽。用这种小麦加工出的面粉，蒸出的馒头又黑又粘直粘牙。当时，兵团把好麦子都上交了国家粮库，全团官兵自己吃了好几个月的这种“糯米”馒头。那时，食堂到“商业股”去买面，是按百分之五十的好面、百分之五十的粘面的比例配给的。我们炊事班蒸馒头，是一锅白、一锅黑的蒸，卖饭时也是一个白、一个黑搭配着卖。你买两个好办，你买三个就没准了；可能是两白一黑，也可能是两黑一白，这就要看剩下的馒头是什么颜色的多了。有时卖饭的炊事员会开玩笑地一手拿一个背在身后，让买饭的人挑选，要左手的还是要右手的？全凭你的“运气”了。以致于卖饭窗口经常是象猜谜会一样，高兴的、不满的、看热闹起哄的，热闹非凡。但是同志们在面对暂时困难时的态度都是豁达的、乐观的。我们坚信“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因为我们年轻！

      炊事班还曾经发生过一次有惊无险的事情。有一天，大家正在准备午饭，各自忙活着。李明敏蹲在厨房后灶过道里烧火，不知什么原因却怎么也捅不旺。她便“急中生智”，到修理车间端回一碗洗过零件的废汽油，向灶膛里泼去。我们在前面只听见后灶发出“轰隆”、“啊哟、”“扑通”一连串怪异的声响，急忙跑过去看。只见李明敏的头上、身上都是烟灰煤末，坐在地上惊魂未定的样子。大家七手八脚忙把她扶起来查看伤势，好在脸没有被烧伤，但是前面的头发和眉毛都被火燎光了。过后一想真是后怕，幸亏她泼的汽油少，如果量大的话，不知会有几人当场成为“烈士”呢。

      食堂的工作非常琐碎，也很辛苦，但是炊事班的同志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了能在那有限的条件下让全连同志们吃饱吃好，而千方百计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着。汽车连炊事班是一个特别团结，特别能战斗的集体，我为自己曾经是这集体中的一员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