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俘获和逮捕了一大批国民党战犯。毛泽东从长远出发，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

      1956年，周恩来首先提出特赦问题——“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过了3年，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实行特赦，人大常委会随之作出特赦决定。首批特赦战犯33人。“文革”后期，毛泽东指示要清理仍然在押的国民党战犯。被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先后分7批全部予以释放，共有554人获得了新生。

      10人申请去台湾

      中国政府特赦国内全部战犯，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在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293名战犯中，有中将军长王秉钺等10人申请去台湾被批准，引起轰动。

      197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烤鸭店为王秉钺等一行离京赴台饯行。4月14日，他们跨过了罗湖桥进入香港后，100多名记者跟随采访。美联社就此评论说：“这可能是预兆对台湾作出的一个新的姿态。”然而，台湾当局对此却怕得要命。10名去台人员到港之初，蒋经国让谷正纲等在前台敷衍，接着便让特工进驻香港，全力组织反共舆论。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被骗到国民党特工开设的酒店，路费也全被骗走，他在台湾的家属因受台湾特务恐吓而不敢为他担保，致使张铁石完全绝望而自杀。其余9人也因去台受阻，只好各奔东西。

      杜聿明陪总理接待外宾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学生，深受蒋介石器重。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竟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杜聿明认为自己罪恶深重，必被处死无疑，就在棉裤里藏了60粒安眠药，企图等待适当时机自杀。管理人员循循善诱地做他的正面教育工作，渐渐地使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他的立场逐步发生了变化，遂被列入第一批特赦名单。

      特赦后的杜聿明，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经常应邀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对扩大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请杜聿明作陪，这位元帅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指着旁边的陈毅元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吗？”杜聿明说：“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总理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元帅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

      当了政协委员的黄维硬要去监狱住一夜

      黄维将军可谓是战犯中的顽固派。内战中他由中将师长被蒋介石提拔为国民党12兵团司令，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他被俘后，是战犯中表现最差的一个。因痼疾顽症，他在监狱病倒了4年多，政府想方设法为他治病，竟然将他的顽症治好，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病愈出院后，黄维满怀深情地说：“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黄维是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但他一旦幡然悔悟，却进步得很快。1985年11月，在特赦10年后，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位82岁高龄的老人谢绝住宾馆，硬要去当年关押他的2号监室，住了一夜后，他感慨地说：“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在改造中表现是不好的，经过政府多年的耐心教育，使我这个顽固分子变成了新人。没料想到我还能活到现在，到底是共产党的政策好！”
 

       本文摘自《档案时空》2005年11期，作者：王存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