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伤心处，不免要哭泣。如何对待哭？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做法。北宋那位因写下《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句而让人难忘其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是这样对待哭的。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他在其位，谋其政，建议十事。其中，主张建立严密的任官制度。毕竟，在他看来，治国，关键在审官择人。对官，就要严要求、严管理，不能失之于宽，不能失信于民。为此，在他任职期间，他敢于动真格，不怕得罪人，坚决把不称职监司的姓名从班簿中勾去。对他这种不留情面、不留“尾巴”的做法，同朝大臣富弼提醒说：“十二丈（指范仲淹）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则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路，在北宋时为行政区域名。意为，宁可让一官一家哭，也不能让一地一方百姓为无能官吏所苦而哭，正所谓“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也。

      范仲淹的哭论，是一种公论。这种公是大公，公在为民说话。这种公是大道，道在为民服务。为民说话，就是把脚移到百姓的立场上，替百姓着想；为民服务，就是以“公仆”之心，为百姓办事，替百姓谋利。这，恐怕是“哭论”的本意。

      范仲淹的哭论，是一种律论。这种律是法则，是法则就要以法制整齐之；这种律是规章，是规章就要以规章约束之。无数事实都证明着一个浅显的道理：倘若有法不依，有规不行，特别是为官不作为，可以继续留在位置上；为官慢作为，可以继续受宠爱；为官庸碌无为，可以继续享受原待遇；甚至为官乱作为也长期得不到应有惩戒，那么，事业就不可能不受损，百姓就不可能不受苦，执政者的威信就不可能不打折扣。所以，有律依律办，有规循规行，这恐怕是“哭论”的初衷。

      范仲淹的哭论，是一种奋论。这种奋是振作，振作靠自觉，也靠考核；这种奋是震动，震动靠教育，也靠惩罚；这种奋是发扬，发扬靠自信，也靠肯定。范仲淹的“哭论”，就是这种振作、震动、发扬的“外动力”。毕竟，考核是根“指挥棒”。这根“指挥棒”指挥得当、得体，就既可以让人奋于其所不足，也可以让人被猛击而鼓奋，还可以让人以龙虎之姿而持奋。有道是，“兴奋由人事”。这种“哭论”，无疑也是“人事兴奋”的一种良法。

      范仲淹的哭论，是一种警论。警不在言，而在严。严不仅表现在规章严，更表现在考核严。考核严不仅表现在考核时“较真”，更表现在考核后“认真”：该从“班薄”中“勾去”的名字坚决“勾去”，该让从“上位”中降到“下位”的人坚决降下，该严惩的决不“皮鞭”高高举，到身轻轻落，为这种“情”、那种“面”所绊、所拦，否则，很难收到惩一警百之效，也难以“可畏”二字激人之志，从而让人始终慎微，终始戒懒，在位一分钟，六十秒在状态。

      范仲淹的哭论，是一种镜论。人自知，需有镜。没有参照物，再智慧的人，也可能会陷入盲目。弄不好，还会自认为，天底之下，自己最美；单位之内，自己最大。这就需要有“镜”可照。这个镜，不是床前的“穿衣镜”，自我欣赏、自我恭敬，而是工作中的“人镜”，以人之“亮”，检己之“暗”。特别是，在思想作风上，在道德操守上，看自己到底是后天下之乐而乐，或是先天下之乐而乐？是铁面执纪让“一家哭”，或是弹性执纪让“一路哭”？照镜，是一种比较。比较，可见高低，可辨优劣。毕竟，“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更何况，用准绳，可知平直；用规矩，可知方圆；用“人镜”，可让自知。

      范仲淹的哭论，言虽短，意深长。相信，只要用心思之，用力行之，为官的，就不会减少勤政之气，就难以滋生懒政之风，从而让社会管理成本不断降低，让社会管理效率不断提高，进而让百姓更开心，事业更兴旺，社会更和谐。
 

 

    《学习时报》2012年4月9日第09版，作者：张保振，原题：《范仲淹的哭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