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和傅作义将军夫妇是旧交，他们的交情始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傅先生驻防在绥远(今日的呼和浩特市)。1949年大陆解放时，我们一家在美国，50年代初返回大陆。父亲曾经问过傅先生，他是如何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傅先生则轻松地用一句玩笑带过：“你们家在景山附近。一旦打起来，作为制高点的景山是必会遭炮击的，怕你们家毁了，所以我就不打了。”
后来，“三反”运动中父亲被关了10个月，审查是否为美国特务。一天，傅先生和夫人登门来看母亲，傅先生问父亲被关会不会和他有关，如果有关，他可以到有关方面去讲清楚。母亲深谢他们夫妇的关心，但说父亲的被关看来与傅先生没有关系。
从1960年起，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饥荒。已经移居天津的父母有一次来北京．傅先生用他的名义在政协礼堂的餐厅订了一桌饭，正在北京上学的我和姐姐也被叫过去了。这顿饭，是我那三年中唯一填饱了肚子的一顿。
1966年“文革”爆发。这种时候，作为待罪的“资产阶级分子”。父亲自然不方便出行访友。于是让我由天津去北京时，代表他到傅家去看望一下。那天晚上，傅先生和夫人刘云生都在，他们详细询问我家“文革”中的经历和现状，其情甚殷。
谈着谈着，不知不觉间，傅先生就说到了他自己的经历：“8月份红卫兵也闯进了我家．气势汹汹就在现在客厅这地方批斗我。他们问我：‘你杀了多少解放军?’我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我不说我杀过，也不说我没杀过。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后来周总理保护我们这些人，让包括宋庆龄在内的一批人住到军队医院去，躲一躲。我给总理写了封信说，我不去，我是军人，我不怕，我愿意在家里接受红卫兵的教育。周总理还把我的信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还说我态度正确。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场运动不是冲着我们这些人来的，和我们没有关系。”
在当时的情势下，傅先生的这一席话，给我这个涉世不深的25岁的年轻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我告辞时，傅先生不理会我伸出的手，径自朝墙角的衣架走去，穿上棉大衣，又戴上棉帽子。看样子他要亲自送我到屋子外面，我很是不安，遂劝阻。傅伯母在一旁说：“他正好要散散步。”
就这样，傅先生陪我穿过院子，一直送到大门口，才与我握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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