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与“同”是我国古代常用的两个政治词汇。把二者加以区别，不是孔子的发明。
　　在孔子之前二百多年，西周正值宫涅（幽王）当政。宫涅宠幸褒姒，任用奸佞贪利的虢石父，废了王后及太子，国人皆怨。其时郑桓公（友）在朝任司徒，颇得人心。但他见幽王昏庸，王室多变故，担心祸将延己。公元前773年，桓公与史伯（掌史之官）讨论时局及出路。桓公问：“周王室一定会败吗？”史伯答：近乎必败。今王弃高德贤明之臣，好谄媚昏昧之人，是“去和而取同”。并进一步阐发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就是说，治国用“和”———协调万物，并育竞发，此起彼伏，生生不息，自然繁荣昌盛；若用“同”———唯我独尊，铲除异己，必定难以为继。现在幽王去“和”取“同”，以同补同，用尽了也只能丢掉，不会再有新的生发，哪能不败？接着他又喻以生活经验：“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五音只闻一音，不好听；五色只观一色，不好看；五味只存一味，不好吃。
　　史伯可能是我们现在查到的最早明确区分“和”“同”二义，并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的第一人。果然，过了两年，犬戎入侵，幽王被杀，西周灭亡了。
　　时光流过二百年，公元前522年，齐国贤相晏婴，又一次说到“和”与“同”的分别。那是齐景公一次打猎回来，他的宠臣梁丘据驾车赶来伺候。景公称赞道：“只有据是与我‘和’的啊。”晏婴回答：“据也就是‘同’罢了，哪里说得上‘和’？”景公奇怪了：“和与同有什么区别吗？”晏婴说：君臣之和，是国君说“可”而其中有“不可”的，臣下要指出其不可来完善其可；国君说不可而其中有可的，臣下要指出其可而去其不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而梁丘据则不然，君可亦可，君否亦否，譬如水多了继续往里面加水，还怎么吃呢（“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晏子春秋》还记了另一则类似的故事：景公出游，梁丘据驾着六马的车疾驰而来，晏子说：大暑天御马疾驰，马不死即伤，除了据，谁会这么干？景公却说据这样做是为了与我“和”呀!晏子反驳道：“这叫同！和是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现在据是君说甘他也说甘，这是同，怎能叫和？”
　　由此可见，晏子说的“和”，重点正在于“不同”。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意思与之相仿。顺便提一句，从《晏子春秋》看，晏子与孔子这两位圣贤之间原来颇多误解，晏子不赞同孔子的礼乐治世，阻挠齐景公封孔子；孔子则疑晏子顺事三君的人品，而不愿与之相见。但他们互相是尊重的。晏子承认孔子相鲁是“圣相”，孔子也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看来他们二人也是“和而不同”的。把“和”、“同”区分开，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无论治国理念、用人标准、做人操守，重要之点都是如何对待“不同”。前提是承认“不同”存在的合理性，而不能随某些人的意志而消灭。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是和谐发展，即《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同事物、不同的道，都能互相包容，沟通理解，和谐共处，才能更好发展。
　　和谐，是一种氛围、一种环境，所有的诉求都能慷慨陈情，各方的利益都能合法争取，相反的观点都能平等表达，这才是真正的“和”，也是“和”之所以为“贵”。有了这样的氛围，想不兴旺都不可能。反之，一味压制、取缔、消灭异己，只能激化矛盾，动乱频仍，最后必然走向败亡。这是两千多年前先贤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