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再造中国福利制度
80年代开始，中国的“福利大厦”日惭坍塌。它的瓦解，不仅来自于市场化浪潮对其地基的侵蚀，也来自于不断推进的改革过程效果上的抽走砖瓦。
我们需要建造一座什么样的“福利大厦”?在2005年开始的市场化反思中，它的每一个构件被纳入政府和民众的重新检视之中：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失业、低保……
2006年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我们的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定义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作为和谐社会的一块重要基石。中国未来的福利制度由此有了新的设计理念。
因此、或可以把2006年视为中国“新福利大厦”奠基之日。在这一年，最重要的福利制度，包括城市住房、城乡教育、城市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城乡养老保险等，都被纳入重新设计的再改革日程中。
未来几年，将是中国“福利大厦”再造的关键时期。
计划经济年代：建立在单位体制上的低工资高福利
中国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建构于上世纪50年代。从广义上说，社会福利，还包括政府向人民提供的教育、文化设施和对公共事业的投资，对困难群体的救助等。这里主要讨论的，是狭义的、即落实到个人身上的福利保障。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福利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单位体制”上的“低工资高福利”的保障体系，也就是说，职工的生老病死所有福利都是通过单位来实施的。
1956年，中国的户籍制度——把人们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开始定型。
由周冀虎和杨晓民所著的《中国单位制度》一书，指出中国的户籍制度实际是与当时中国的低工资政策联在一起的——为“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低成本，“低工资高福利”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考虑。但由此，农村人口可能会因福利吸引大量涌入城市，政府财政吃不消，这样，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关上了农村人口通往城市的大门。
农村户口，或者虽然拥有城市户口没能就业的人(这种情况非常少)，基本上没有福利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国家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洪大用认为，上世纪50年代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在当时本来是个临时政策，“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农民的利益来搞资本积累，支持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一种特定的国情下做出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意思。但是它被不正常地延续下来了。”
改革的到来：旧有福利制度已经无法支撑
2001年，北京一家洗衣机厂的保卫科长陈启亮下岗了，领了2万多元的买断工龄费，从此他的养老金、医疗费等等与这个厂再没有关系。
这不是陈启亮一个人的遭遇。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到2004年底，国企下岗职工为153万。在许多国企已经停产破产的情况下，不光是养老金已经无法靠企业单位解决，住房、公费医疗等等原来由单位来筹资解决的问题，都难以为继。
实际上，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中国社会已经明显感觉到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谭深在《城市“单位保障”的形成和家庭》一文中指出：到1987年，由政府提供的保障范围达到1．37亿人。
“这个安全保障网一经建立，很快显露出它的弊端：经济效益与福利保障的脱钩。使得企业失去激励因素；保障范围的扩大，降低了原有保障的标准；人员的部门所有，流动板结；公费医疗造成巨额药物的浪费；工资微薄，不可能累积个人财产．造成对单位和家庭的双重依赖，等等。”谭深说。
这就是中国福利制度从90年代开始改革的内在原因。
仍然千差万别的福利现状
在城市人口中，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的统计年报，城镇2.7331亿就业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大约为64％；加入医疗保险的，达到了一半；而加入失业保险的，只有三分之一强。
看今天的中国社会福利保障现状，或许还要沿袭着旧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看他身处什么样的单位，干着什么工作。
以2005年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年鉴披露的数字，2004年从企业退休，人平均年退休金为7831元；而从事业单位退休，为l4911元；机关退休者，这个数字为l6532元。实际上，同是从事业单位退休也因单位效益不同差距甚大。
如果是在效益非常好的企业，福利也会非常优厚。比如，记者了解到的某大城市煤气公司的福利待遇：住房公积金，交纳到上限，即千元／月，养老保险与工资标准成正比，普通员工的工资3万一4万／年，科级干部年薪8万，处级干部年薪达15万一20万。企业以商品房价买房，再以一千多元／平米的基本价(超标部分四千多元／平米)的价格卖给职工。
对于没有单位的人，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做出规定，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都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他们可以自行缴费。但是，下岗职工陈启亮算了一下，大约每年要交四五千元。而他们拿到的买断工龄的钱，最多的只有十来万元，最少的不足万元。
80年代试图建立农村养老保险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后，农民失去了农村合作医疗的最后庇护，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基本在国家的福利保障体系之外。而在城市之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出了“福利大厦”，即使那些有幸留身其中的人，也在残破处感到了寒意。于是部分人开始抱怨这场革命，指责市场的冷酷，渴望回到政府“温暖的怀抱”。
于是，政府启动“再改革”。但置身于争论的漩涡中，“再改革”成为一次次应急式的修补。实际上，要重建这座大厦，首先需要确立的就是它的方向与目标，而这些原则将是必不可少的：
公平：没有人应该被抛弃．但也不可能是乌托邦式的平均；
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任何一方均难独力支撑，须由两者合作且竞争；
公共决策：它不能来自于政府的闭门造车，而应来自于公众的参与及各方的充分博弈；
适度：超越国力和国民承受力的福利，只会消耗国家发展的持久力和国民进取的动力。
以这些标准．我们既可以检视过去，也可以勾画未来。
《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8期 黄艾禾/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