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说起来，我有点儿对它不住，我曾经小看过它。40多年前我刚来北京，一进入王府井，看到大街两边都是不高的槐树，印象就不太好，连写文章都曾捎带贬过它，我说我一看就大失所望：窄窄的马路宽不过六七米，矮矮的槐树高不及五六米。把它和窄马路并提，夸大了它身躯的矮小。也说过它的树荫不如白杨和泡桐，还埋怨过它夏天爱长 “吊死鬼”。现在想来，都有一种偏见在。 其实，每年夏天热气袭来，行走在槐荫树下，都有一种赏心悦目之感。槐花满视野，还散发出微微的香味。在此季节，它的许多同类，大都在春天时节，早早就开花结果，如今就只顾自己，孕育着自己的果实，唯独槐树表现与众不同，在我们热得几乎中暑之时，仍然对我们奉献出美丽和芳香。 我由此忽有所悟，它之所以有个崇高的名字“国槐”， 又被北京市民选为市树，自有它许多优点和可贵处。最可贵之处，也许在于它的古老。它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古老树种， 据载周代就开始在皇宫周围种植。那时及其后很长时间，人们爱槐敬槐已是一种风气。春秋时期的齐景公甚至颁令：“犯槐者刑， 伤槐者死。”也确实抓了一些“犯槐”者，因为晏子谏言， 才把这些囚犯放了。十六国时期前秦君王苻坚进长安各州，“ 夹路皆种槐柳”，老百姓还歌唱“ 长安大街，夹路杨槐。” 在北京，现存的古槐中也还有“ 汉槐”，怀柔柏崖厂村口河畔、雁栖湖上游就有一棵。它是北京市的“古槐之最”。我们现在最容易看到的，是北海画舫斋古柯亭院内的那棵“唐槐”，它存活至今已有一千几百年，是北京城区树龄最长的古槐。与刺槐之类相比，国槐显然具有国粹的意味。 有一种说法，大槐树是数亿中国人的血脉密码。其中有个故事，明代洪武、永乐年间有过一次大移民，它开始于洪洞县广济寺前的一棵大槐树下，此槐植于唐代之前。当时官府把洪洞县的人骗到大槐树下，然后把他们强制移向全国地多人少之地，如山东、河南、河北乃至浙江等处，后来这些地方的人就传唱一首歌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大移民留下一种思念——挂怀（挂槐），也留下一个词汇——“解手”（移民被捆着双手押解，小便时才允许解开绳子，“解手”一词源于此）。 招人喜欢，是国槐的一种本色。自元代建大都城起，它就一直是北京路旁的当家树，到明清两代，京城的街道树基本上都是它。村庄、胡同、四合院乃至水井旁，都是它屹立的地方。老头老太太， 也最喜欢在它的树荫下，乘凉、下象棋，共同组成一幅幅悠然的图画。因而提起古都北京的风貌，古槐、紫藤和四合院，总是被作为京城特征而相提并论。 上世纪70年代末， 我搬家到金台西路2号院，那时院里只有刺槐，寡有国槐。我家门口倒有好几棵，都是刚种不久的， 风一吹摇摇晃晃。 我有时买回一只活公鸡，孩子不让马上宰， 用长绳子系着鸡腿，再拴到小槐树干上，给它喂食逗着玩。想来也有不懂事之时，那时冬天晒被子，曾用绳子系着两棵小槐树，把被子挂在上面，压得小槐弯腰弓背。若按齐景公的律令，我算“犯槐者”， 也是“当刑” 的了。 其后不久，即80年代中期，北京城里开始大规模种植国槐，大院里很多人都曾参与了种植活动，此刻我们所见的众多国槐，就是我们那时所种。此时看到槐花满枝头，更有一番亲切之感。 众家看槐，各有心志。家具老板，看重它的木质，它坚实耐用，属优等木材。药材商人，看重它的医药用途，槐花清热去火，槐实止血降压，槐枝煮水可治痔疮。 城市园林家，则看重它易栽易活和长寿， 绿化环境见效快。 食品生意人，则看重槐花做的槐花酒、槐花糕和槐花茶。文学家选材时，也许对它的名字的起因感兴趣，《本草纲目》 说“槐” 谐“ 怀”音，有怀人之意蕴，更有旅居国外的游子见“国槐”而“怀念家国”之说，这些都可以演绎出感人的故事来。 而我，作为一个退休老人，只求心情的愉悦。夏日炎炎之时，唯有挂满枝头的槐花，能为我稍减夏日的暑热，排遣暑热带来的烦躁，由此，我对它充满赞赏之情。我甚至不很赞成环保工人天天扫除槐树的落英，让它多留两天吧，遍地金黄，也是不可多得的美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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