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以万计的印度商人并没有因为印度政府发出的预警而远离义乌。由于印度一些媒体渲染本国商人在义乌“被绑架”，印度驻华使馆年内两次发出警告，称印度人在义乌经商“危险”。而据《环球时报》记者6月上旬到义乌实地采访了解，印度商人拖欠大额货款是事件的起因。义乌官方数据显示，最近几年，印籍外贸公司逃匿就使义乌商户蒙受数千万元人民币的损失，对这些零散商户来说，这相当于灭顶之灾。在个别印度商人没有闹出风波之前，以“多小杂”著称的义乌市场有着朴素和诚信的买卖传统，但面对现代商业瑕疵的销蚀，义乌商人必须进行新的商业探索。

　　使馆警告拦不住印商到义乌

　　在印度驻华使馆的网站上，可以看到5月21日挂出的“危险”警告，内容包括：遭遇商业纠纷的义乌印商可能被剥夺活动自由，一旦诉诸司法，将被迫长时间滞留，承担高额食宿费用，应诉者还可能被胁迫签下不利于己的文件。印度驻华使馆新闻官沙文13日拒绝就此表态，称“建议内容本身清楚明了”。但沙文说，“网上的警告可能不会挂太久了”。针对去年12月印媒炒作的“两名印度商人在义乌被绑”事件，印度使馆早前也发出过警告。据悉，多名义乌商户以这两人拖欠千万元货款为由诉诸法庭，金华中级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做出判决。

　　而5月警告的时间背景是，印媒再次渲染“一名印度商人5月19日在义乌一家餐馆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据悉，这是一起印度商人的外贸公司的内部纠纷，印度老板费萨尔拖欠在义乌的两名中国雇员5万元工资，并拒付两人为其垫付的40万元货款，于是当费萨尔派下属奎莱希到义乌采购时，为和费萨尔交涉，急于催款的中国雇员就将奎莱希控制起来。据义乌当地官员介绍，中国雇员因涉嫌非法拘禁被公安部门采取强制措施。

　　一名义乌饰品商人对记者谈及此事，深感困惑地说：“我们是薄利多销的买卖人，一笔货款可能掐断我们的命脉。欠账的外国商人在境外时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突然他回到义乌，就像抓到根救命稻草，怎么会放手？”

　　从记者拿到的义乌官方数据看，2009年到2011年3年间，17家逃匿的印度外贸公司欠款2800余万元，其中一家注册名称为“牛津贸易（香港）有限公司”，拖欠102家义乌商户货款总计达1300万元。仅在今年前5个月，5家逃匿印度外贸公司欠款就达400万元。

　　涉及印度商人的摩擦和纠纷增多，与印商成为义乌最大外商群体有一定关系。义乌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数据显示，2011年，来义乌的境外客商达到44.4万人次，其中印度客商接近4万人次，占全部客商入境人次的9%，这一人数是2007年的2.8倍。常驻义乌的印商人数超过韩商，成为义乌外商最大群体。受整体国际贸易环境影响，2012年1-5月间出入义乌的外商人次同比整体下降，但印度外商7%的下降幅度最小。这表明，印度驻华使馆的警告没有获得市场反应。

　　印度使馆的警告倒是让义乌市场上的经营户更加谨慎。做日本不锈钢制品进出口贸易的老板陈仁和坦言：“现在不向印度商人赊账了，必须一次性付清。”初来乍到的29岁印度小伙拉贾的淘金梦由此遭遇现实难题。拉贾说：“我没有资金，想靠把货在印度卖掉再偿还货款，但现在没人肯这么干。”拉贾心里清楚，义乌市场一台售价35卢比（约合人民币4元）的电扇，运到印度就能10倍获利。

　　扎根义乌多年的印商米卡什更为直接，他用本地话回应记者就“绑架和警告”的询问：“我和那些人没得搭界（没一点儿关系）”。米卡什的生意5年前涉足服务业，如今他把义乌商贸5街上的“德里DURBAR”餐馆分店开到广州越秀。义乌日用百货商会会长楼仲平说：“谁会不来？他们再找不到第二个义乌了。”

　　外商欠账让小商户做生意像赌博

　　义乌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国际商贸城有6万多家商铺，5栋连体建筑排出4公里，单栋楼内的每一条走廊都有一站地那么长。义乌商务局外贸科一名工作人员用“多小杂”描述义乌的贸易江湖。这边是来自全国的7万多经营户和20多万家供货商，那边是209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万资质良莠不齐的客商。这名工作人员说：“义乌的个体商户其实不是在做外贸。他们只是把国内的商品在国内卖给外国人，等于拿内贸的方式做外贸。”和他们进行交易的“洋个体”同样思路简单，通过外贸公司报关检验，在海关把各自的货物搜罗一下，凑个集装箱出口。多数“洋个体”一箱货有数十品类，一张报关单都填不下。

　　当买卖双方都处于贸易链低端，外贸公司的作用便凸显，印媒炒作的两起印商事件中，都有外贸公司的角色。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外籍个人没有出口权，到义乌的外商只能通过在中国注册的外贸公司代理出口检验、报关等事宜。义乌市场的全国外贸公司有成千上万家，除注册地在义乌的，其他不纳入义乌相关部门管理，这让信息不对称性暴露其中。义乌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人员说：“零散商户被骗是因信息不对称。一名采购商在一家买几万元货物不奇怪，可他要同时从多家拿数十万元或百万元货物，支付就可能有风险，尤其是买货不砍价或买同种商品却肯接受不同价格，几乎可以认定欺诈。”

　　义乌人惯于做朴素的诚信买卖，简单的收条欠条就能成就数十万、数百万元的交易，连债务关系都不去约束。义乌政府近年致力于推广合同范本，可同质化竞争导致的赊账风却难以遏制。一名几年前退出市场的“义乌二代”说：“境外追账太难了，可你不赊账，别人肯赊，做生意像赌博一样。”现在，他凭父辈积累下的铺面租金收入，过得不错。

　　用内贸方式做外贸，最难就在风险控制和权利保障。国际商贸城一区聚集义乌最火的优势商品——饰品、工艺品、玩具。深圳人廖梅在四楼有一个面积约30平方米的展区，工艺品主销欧美。连续遭遇几次欠款和悔单后，她向客户提出“第一笔买卖货款必须现结，其余订金至少三成，货到一周补齐全款”。可除了恶意诈骗外，一些老客户的拖欠款让廖梅仍防不胜防。廖梅无奈地表示：“毕竟外部经济环境不好，外商在自己国内走不动货，就一再申请拖延，我只能接受。”

　　义乌商务局官员告诉记者，以商贸城6万多商户、每年百亿的巨大交易额看，总体“坏账率”不高，但对个体伤害大，“有一两次，小商户就难以为继了”。

　　预警平台增加商人抗风险能力

　　义乌一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金华中院最快本月宣判两名印度商人欠款案，但根据现有证据，判决的赔付金额可能远不抵商户损失。第二起事件中，由于采证困难，中方雇员讨回欠款不易。义乌日用百货商会会长楼仲平说，一系列欠款纠纷对义乌商人伤害最大。

　　为探索一套适应市场的、可操作性强的抗风险系统，义乌尝试执法前移，主动搜集信息，和商户即时互动。2009年起，义乌公安局经侦大队设立“经济案件预警平台”，推广义乌式现代商业信用机制。记者走访的众多商户都在频繁使用预警平台，查询前来交易的某家商贸公司是否有被投诉记录，如果商户对前来交易的公司有疑虑，可以提交平台，公安人员将整合信息、查审其注册材料，再通过平台反馈商户，信息同时可供其他商户参考。预警平台提供的信息服务包罗万象，有诈骗案例，也有叙利亚局势和欧盟出台的金融管理案。

　　常驻外商有1.3万的义乌本身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市场。尽管个别外商纠纷引起的不实舆论给义乌造成一点困扰，但记者接触的义乌官员都强调鼓励和支持外商，给予他们“国民待遇”，为他们营造良好外贸和生活环境。伊朗人哈米在义乌经商10年，他用“化茧成蝶”形容义乌之变。哈米租用城东一套在21层的公寓做办公室，可以一览全城，他说：“当年天一黑，出租车都打不上，现在义乌的城市生活24小时不歇。”哈米说：“义乌是奋斗者的天堂。义乌人好交朋友，而多个朋友多条路。”

　　“化茧成蝶”不是义乌的终点，当朴素的买卖传统被现代商业的瑕疵销蚀，义乌亟须在新的模式下吐故纳新，商户、厂家、采购商无一例外要被纳入交易的升级和信用的重建中。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中没人说要退出这一渐趋复杂的规则。伊朗商人哈米的远见是：“只要合法经营，义乌会提供无限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