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4日，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上车岗村的一隅，两名农妇正在给一块新平整好的田地松土，地里已经种上了豆子。 按照村小组打的算盘，这里本要被卖掉用来建别墅，15万元押金本已到手，直到国土部门一声叫停，黄了。 15万元，接近该村2011年净收入的1/4。 在这个位于东莞市东部的村庄，村民每年坐吃分红，而在当地“租赁经济”遭遇转型瓶颈之后，大笔的分红开销让村级财政不断承压。上述“卖地”插曲成为当地苦寻创收之策的缩影。 上车岗村多数收入都靠厂房租赁，另外一部分则靠农田和鱼塘的承包。 鱼塘池畔却飘来一丝“爱琴海”的苦涩。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在全国两会上表示：“靠借债分红，不愿意忍受转型的阵痛，不下决心转型，再这样发展下去，有些村可能会变成东莞的‘希腊’。” 在村干部口中，本地人并不如外地人勤奋。这一评价一如让欧元区领导人恨铁不成钢的希腊人。 3月19日，当《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致电一村民询问分红比例时，对方匆匆说了几句便挂断电话。他有“正事”要忙——打台球。
孱弱财政
今年2月，横沥镇一份阳光政务回复曝光了上车岗村非法把农田保护区变为别墅地出售一事。 2011年年底以来，当地国土分局陆续收到了村民举报。经查，上车岗村小组确于1月27日投了三块别墅地，总面积为1500平方米，总投标金额300万元，并收了15万元押金。国土部门随即要求整改。目前，上车岗村小组已退还土地投标押金，并宣布投标无效，取消非法投标卖地合同。 “谁知道有人会去告状！”在这块重新种上了豆子的土地旁，上车岗村的一名刘姓村民对本报记者抱怨，“这块地本来就不算农田保护用地，以前就堆了一些垃圾，石块很多。” 据其介绍，村里人都知道卖地的事，大多数人都对此持认可态度，“当时在大会上大家都签了字的。” 本报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无论是村干部还是受访村民，他们口中的卖地之举实属无奈。 “怪我们没有搞清楚相关法律法规，但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对此，上车岗村村民小组办公室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干部对本报记者说，之前所收的15万定金已经悉数退还。
缘何无奈？
“卖地还不是为了村里还些债。”刘姓村民说。 上述村干部对本报记者解释，改革开放初期，当地也赶上了招商引资的浪潮。当时，村里没有足够的资金，就向银行贷了款，盖起了厂房。 十间厂房拔地而起，却也因此欠下了120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 “每年光利息都要还70多万元。”这名村干部说。 此前，上车岗村的会计对《南方日报》表示，2011年，除去村集体开销、村民分红以及偿还利息，上车岗村实际还债仅10万元。 债台高筑之下，村民要求分红依旧，这让业已孱弱的村级财政两头承压。 上述村干部出示给本报记者的2011年《东莞市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收支及分配表》显示，上车岗村小组2011年的收入为487万元，相比2010年的461万元，仅仅增长5.64%。 在这487万中，厂租收入为420万元，同比2010年的391万元增长了7.42%，而涉及农业的发包及上缴收入仅为24万元。 前述财务收支表显示，2011年，上车岗村支出424万元，其中，经营支出为248万元，公益福利支出为176万元。 进账487万元，摸出424万元，这个地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村的一年净收入仅剩下63万元。
吃租惰性
相对于东莞其他的村来说，上车岗算得上冷清了。村里以平房和两层小楼房为主，灰色是其主色调，村小组的办公室所在地的前面是村里的文化广场。 老人带着小孩在此玩耍。本报记者在当地采访期间，村里很少看到中青年村民。文化广场旁边有一个小卖部，看店的妇女撇撇嘴，指着远处告诉记者，有钱人都搬去别墅区了。 近40分钟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来买东西。 在村干部口中，本地人只愿意做治安队长这样轻松的工作。 村干部告诉本报记者，前些年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厂房出租很是兴旺。 据其介绍，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大量工厂倒闭，厂房基本上没人来租，为了能把厂房租出去，就要把租金压低。而现在经济形势开始稳中求进，企业又开始转型升级，有的往内地迁，有的又嫌弃旧厂房设施老旧。 事实上，金融危机导致的珠三角村组两级收入锐减自2009年上半年就已经开始显现。 长期以来，珠三角的一些农村靠着“吃租经济”壮大了集体收入，从银行贷款盖厂房出租，以租金支付利息、村里的日常开支和村民的分红。 上车岗村即是缩影。 “吃租经济”的优势在于收益稳定，劣势在于太过“稳定”，村集体严重依赖租金，资本无法转化为更高的收益。 资金链的骤然绷紧背后，则是分红造成的转型惰性固化。 关注乡村基层组织课题的一名中山大学教授告诉本报记者，2009年之后，他担心随着整个“租赁经济”的受挫，完全依附其生存的村镇集体经济将面临高负债的风险，如果处置不当，可能触发更严重的连锁反应。 记者从东莞市政府获得的一份数据显示，2007~2011年间，全市村组两级集体总资产从1088.6亿元增加至1234.9亿元，增长13.4%；借款总额从151.6亿元减少至137.4亿元，下降9.4%；资产负债率从24.6%下降至22.7%，下降了1.9个百分点；集体总收入从140.2亿元增加至148.5亿元，增长5.9%。 5年时间，资产负债率仅下降1.9个百分点，但从微观层面来看，根据官方的说法，村组经济也存在刚性支出增加、收入增长放缓、部分村出现收不抵支等问题。 东莞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财务管理科科长刘哲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自身发展模式制约，东莞集体经济收入增速持续放缓：1999~2004年增速为8.6%，2005~2010年降至1.1%。 刘哲生说，2011年东莞全市收不抵支的村有329个，比2010年的305个又有所增加，收不抵支的村占东莞村总数的比例逼近60%。
何以转型
权威信息显示，每年，上车岗村用于村民分红超过100万元，村里每年分红两次，每次450元。 “村民对于分红，只能接受增多，不能忍受减少。”横沥镇政府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要选上村干部，只能承诺给村民保持不变或者更高的分红，否则必定要面临选票的减少。 在2012年两会期间，汪洋称：“这么多年，这个糖已经吃得很有甜头了。不派这个糖，村党支部书记可能落选。不分红群众就有意见。” 他留意到有关东莞转型升级的报道：厂房空置率提高，用工开始减少，一些民房租不出去，影响到村集体收入和村民的收入，甚至有不少村子靠借债分红，少的借债几百万元，多的达到几千万元。 转型之呼引起了东莞市的关注。 当地政府发给本报记者一份《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指出，东莞正在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吃租经济”的基础——物业。 在报告中，东莞市农业局表示，接下来，东莞将推进物业集中管理，选择部分镇村开展物业集中管理运营试点，探索成立专业部门、物业公司等方式统一运营村组分散物业，推动物业规模化出租，提高物业经营水平。 数据显示，2007-2011年间，全市村组两级集体物业出租及相关收入占集体总收入的比例从2007年的77%下降至72.6%，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占比从14.4%上升至16.8%，铺租占租赁收入的比例从13.7%上升为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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