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8日，“出走”美国的中国“异见作家”余杰在华盛顿专门开记者会，讲述自己“被迫”离开中国的故事，并大批中国政府对他的言论管制，以及中国社会的“黑暗”。他的个人感受有些大概是真的，但他的个人感受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感受不一致也是真的。

　　在言论问题上，中国这些年感受最深的就两个群体。其中一个是几亿网民，互联网为他们开辟了全新的言论环境和意见表达平台，他们的言论自由与在互联网之前的中国社会里有了天渊之别。他们在互联网上说话虽然偶尔受到关键词限制，但他们有各种办法绕开它们。

　　提供这些自由未必出于政府的心甘情愿，但大的现实已经成形：互联网带动的中国言论开放不可逆转。

　　但还有一个小群体，他们人数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他们痛感想写的书在中国出版不了，想在互联网上说的话总被删掉。甚至有数得过来的个别人，与外界接触的自由也受到限制。他们对中国现行体制采取了完全敌对的态度，并因此付出了个人人生的一定代价。他们对“敌对”不予否认，而且他们要求有保持敌对而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中国法律专为他们设一个“特区”。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不”。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前一个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主体，他们意见不一，有些处事积极，有些牢骚满腹，但都随这个国家的发展而一起前行。后一个把与政权对抗变成自己的“职业”，他们认为这个“职业”因中国社会的转型和西方世界的支持会越来越有前途，他们对受到挫折缺少思想准备。

　　因此他们稍遇不顺，情绪就变得很压抑，比外界限制本应带给他们的沮丧还要严重。比如，他们完全看不到自己的遭遇，比如果他们早些年做同样对抗所要面对的，要缓和得多。“异见人士”在中国的生存状态虽有起伏，但大环境对他们的宽容总体上在增多。他们很容易失去乐观，焦躁不安，用更极端的言行发泄孤独，吸引注意力。

　　他们越来越脱离草根，把个人极端情绪误当成或幻想成中国社会的普遍情绪，他们把从西方书本上抄来的政治理念强行往中国社会上套，并且总想代表中国社会的主张。其实他们完全落伍了。

　　看看中国社会现在有多少合法表达不满和异见的渠道!在他们受到限制的时候，新的意见领袖一批批层出不穷。舆论中出现大量新的尖锐话题，很多都是他们那些“老意见领袖”不熟悉、也不知道该如何讨论的。他们在出局。

　　余杰等人出走，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中国舆论中已经边缘化。他们会认为是政府的限制造成了他们的边缘化。这大概是原因之一。但如果他们带给中国社会的话题和主张真的有强大生命力，他们的淡出决不会像实际发生的这样快，这样彻底。

　　中国处在至少两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全面发展中，对这个基本事实和趋势都无法做出判断，可见一些人已被极端思想和情绪完全蒙住了眼睛。这是中国社会的遗憾，更是他们个人的不幸。真心希望“出走”的环境改变能给余杰带来强有力的触动。这对国家的意义已经微不足道，但对他个人则完全不同。祝他好运。

      注：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