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整个国际形势，只能用不平静来形容，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讲座时表示，新时期中国的发展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新的发展危机。中国发展处于新的十字路口，粗放低端模式的难以持续；新时期的外交受干扰；传统发展模式的能源、生态和科技三大瓶颈。 第二，新的安全威胁：海外利益保护的难题、传统的安全问题和涉我主权争议的复杂。 第三，新的国际压力：一些国家不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很强大，什么事情都希望中国出钱等。 主讲人简介：王逸舟，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等职。
1.中国发展 生活水平提高国人旅游开支增加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在国外的很少，现在情形有了巨大的转变。在瑞士达沃斯，日本一个专栏作家跟我说，中国太厉害了，到处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他现在到很多地方，经常会被问起是不是中国人。 从边缘位置向中心的过渡，说明了中国实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不一样了。 我有一本书叫《中国外交新高地》，用这个名字想说明，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从一个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国家，逐步成为公认的地区强国，现在更向全球性大国的高度攀登。 “新高地”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你看到更高更美的风景线，另一方面，高处不胜寒。接近山顶的时候，风呼呼作响，有着在半山腰或山脚下不曾觉到的冷寂。
什么叫新高地上的“更大机遇”。 近30年来，中国人大踏步地走向国外，海外利益占据了我国利益日益增长的一部分，每个人的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是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 今天的中国发展和整个世界密不可分。进入新世纪，中国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旅游开支在个人收入中的比重显著上升。 在发达国家，个人收入大部分的钱花在购房产，特别是旅游上，而不是吃饭上。 中国正在向这个阶段迈进。上世纪80年代之前没有旅游，八九十年代跨省游，90年代后出境游，现在是出国游直至全球游。
当下GDP 有2万多亿通过外贸实现 我们上一代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限，口袋里一元钱中只有一两分钱与外部世界有关，当然不是指亲戚寄给他的，而是说国家出口石油赚取外汇，通过财政部到了你的工资单上。 到了今天，中国已是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当下GDP3.5万亿中，有2万多亿要通过外贸实现。 譬如说，通过中国在拉美买下的矿井，通过中东的各种油田合同，通过俄罗斯远东地区勤劳的中国劳工实现，通过成千上万条在公海大洋上航行的油轮、货轮、商轮实现。 按比例而言，现在每一块钱中，至少有四毛钱几分钱与外部有关系。 20年后中国年轻人生活、工作的方式，也许是今天的人完全不能想象的。那时候国人的身体更结实，也有钱了，而且宇宙游的成本肯定大幅降低。可以想象，有不少中国年轻富翁将玩一把心跳，到月球甚至火星走一遭。 在新时期，中国人把更大的宇宙空间作为国家利益实现的地方。 出国打工又是一例。过去中国人是没有出国打工这一说的。直至整个80年代都没有。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蔬菜、建筑业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包了。 1987年我第一次出国到苏联，感觉在莫斯科吃到新鲜青菜不容易，质量很差。现在他们都能吃到中国农民种的大棚瓜果。中国运货的船队，特别是运送铁矿石、石油的，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的船队、最大的油轮船队。 总之，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通过各方面的努力，通过全球的广阔空间，实现着新的美好生活。 2.海外利益 索马里护航我海军开始走出去 最近我海军编队到索马里东部海域实行护航，威慑海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中国军事力量走出去的开始。有关部门统计，现在一天接报的来自海外遇险的事件比过去一年都多。 这种事情多到以往难以想象的地步。现在一年出境四五千万人，哪怕受危害的是很小一个比例，总数也很大。 新挑战的性质，是我们能否在遵守国际惯例、当事国法律的情况下，保护我们不断增多的海外利益，保证海上通道畅通，保障我公民个体的生命财产安全。 它是一个大难题。 这次我海军编队去索马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虽然到目前为止，去了没有开一枪放一炮，但按专业评估，此次行动的难度不亚于我们海军在内海、领海的行动。 另外和其他国家的海军怎么合作，避免出现摩擦，这一切难题的克服，是中国海军走向公海大洋，成为蓝色海军的开始。现在中国也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提供维和兵源最多的一个国家。 机遇和挑战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我们看到了一方面的机会，更多的收入在海外实现。百姓获得的更多的好处与国际事务有关系，中国国家利益更大部分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
石油铁矿石外部依赖度很高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海外利益受到各种威胁，从人身财产在海外受到损害的大量事例，看到中国经济高度对外依赖带来的脆弱性，看到中国过去一段引人注目的发展模式也有重大局限。 单就中国经济的外部依赖度讲，可以察觉一些难以持续、不尽如人意的因素。比如，从1993年之后，中国从一个石油输出国变为石油输入国，到后来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 现在我们消费的石油中有将近一半需要进口，而进口的多数区域及国家属于国际安全领域里有风险的地带。 中国不是一个中小国家，我们的原油需求不是一个小数目，类似国际危机的冲击对于中国可能远甚于对绝大多数国家。同样情况也可发生在铁矿石供货方面。中国现在已是全球第一大钢材生产国，第二、第三位的国家之和也达不到中国的产量。 仅目前中国在建的和新增的钢铁产量就超过美国的总产量。这么大的块头，却有一个极其脆弱的软肋：钢材生产所需的铁矿石三分之二需要进口,且不说价格上容易受人摆布，单是安全性方面就成问题。 往坏处设想，假使运输铁矿石的船队受到海盗袭击，或者被假想敌国的舰队拦截，我们的钢厂就会停摆，工人将大批失业。 我们过去这些年GDP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建立在对地球矿物资源的大量采掘之上的。一旦自然资源消耗殆尽，这类量的扩张将自动停止下来。其实，过去主要是因为经济没有活力，机器没有高速运转，所以显得物产充裕、各种资源丰富。
抓住危中之机争取成为新型国家 中国不是一亿三千万人口（与日本接近），更不是一千三百万人口（如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人口数量），而是拥有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十三亿。我们的发展模式如果主要依赖矿物资源，尤其是外部资源的话，势必引起矛盾与紧张。 如果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将它转变成科技带动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模式，不仅我们的子孙后代受益无穷，中国现实面对的各种国际纠纷也无形中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基础。 遵循改革思路和创新激励要求，不可盲目扩大已经过剩的那些产品、产业和领域，更不能饮鸩止渴。 真正能在国际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位置的，一定是那些能够占据制高点即新兴产业的国家。而非那些单凭规模取胜、不问产业的性质是“朝阳”还是“夕阳”的国家。 所以，当下的全球经济危机也有一个好处，它能起到“大浪淘沙”的作用。几年之后，一批曾经的“明星国家”可能继续崛起，也可能轰然倒下，像昙花一现（如十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击垮印尼）。 真正经受住冲击考验的，一定是具备了新的能耐、新的智慧和新的产品的国家（如同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塑造了发达国家一批节能型建筑和产业一般）。中国要争取成为新型国家，抓住危中之机。 3.发展难题 中国周边主权争端是全世界罕见的复杂 近一时期，涉我主权的争端一下子多起来了。 不久前越南把我们南沙群岛某一部分，开辟为他们国内的旅游支线；韩国外交部门和中国磋商的时候，说我们的黄海海图划得有问题等。以上显示出中国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即存在主权争议的诸多邻国。 中国周边主权争端，是全世界罕见的复杂情况。中国有近30个邻国，其中有一半是接壤邻国（接壤邻国，指陆地边界与我接壤的国家），如朝鲜、俄罗斯、蒙古、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有十四个，另一半是非接壤邻国。 非接壤邻国（虽然与我没有陆地边界接壤关系，但属于中国近邻区域，与我战略利害关系十分紧密的国家），如上海合作组织的部分成员（乌兹别克斯坦等）、东盟部分国家（菲律宾等）、韩国、日本等，数目与接壤邻国基本相等。 中国有多少主权纠纷呢？从历史到现在，大体上有十多个。在不同地区、地段、海域、礁石、经济区、大陆架有争端。 主权问题不像外交上的摩擦，或者贸易上的纠纷，或是文化上的差异性引发的争执，主权问题弄不好，是有可能打仗、发生战争的。可能把国家卷入一场本身完全没有预期的冲突中去，使得你的现代化计划推迟很多年。
各种主权争端中动武越来越不时兴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主权纠纷。这些纠纷不是今天出现的，但今天处理纠纷的方式与二战前有区别。 二战以前的逻辑是什么呢？那时，只要你船坚炮利，你就有可能夺回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弱小国家肯定挨打。 从道义的角度判断，在今天涉及上百个国家的各种主权争端中，动武越来越不时兴。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方面，强大起来的中国是不可能在有主权争议的地方丧失权利的，不可能重复历史上“一盘散沙”、“东亚病夫”的时候才有的屈辱。 另一方面，面对诸多的主权纠纷，海洋、陆地、大陆架、岛屿、礁石，又不能简单依靠武力夺回。国际法的判决、各方的申诉、复杂的程序、国际法各种公约的审议、国际法院的判决、多方的协商、反复的外交谈判等，必须先走完，军队是最后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会出击。 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大国，一个想对全球规则有约束、对全球事务有责任的国家，必须用理性的态度、统筹的方式，应对多种主权纠纷。 主权纠纷的存在，要求我们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作为后盾。我们军队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但还不够强大，特别是远投力量严重不足，面对诸多的海洋纠纷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最近30年，中国开始发展了海军，逐渐增加了空军和特种部队，包括提升战略导弹部队（二炮）的作用。 总体而言，陆军还是最大，海上力量不够。作战训练、思维、保障方式，还是在陆军为主的状况下形成的。现在我们的远投力量，与西方大国包括俄罗斯相比相差很远。 中国在主权和安全领域面对的，不止是传统安全威胁，还有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最典型的有三种：一是新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对中国西部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破坏作用。 第二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太一样。比如金融海啸袭来的时候，国家的金融安全便成了问题，居民和国家的财产、金钱和外汇很快化为乌有，损失不亚于中小规模的战争带来的损坏。 第三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传播速度非常快、扩散面积大的新型传染病，如SARS病毒、H1N1流感之类变种。一旦出问题，中国这种人口众多且流动性大、医疗设施不健全、政府能力和资源有限的国家，后果极其严重，甚至很难设想。 一般而言，传统武装力量不太适合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好比大炮轰蚊虫、拳头打跳蚤一样，效率甚低甚至出现消极后果。美国和以色列在攻击国际恐怖主义时经常伤害无辜百姓，就是典型事例。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性多样、内部差别极大、处于现代化快速发展和分化阶段的新兴大国。几乎世界上所有类似的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有表现，都不能掉以轻心。 4.中国责任 国际实物金字塔 中国未占据中上区域 中国的国际责任与形象，且不说外部的压力不断上扬，随着中国更深带入世界，我们要看到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着眼于未来的人类发展和全球进步。我们国家准备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是我们的中长期国际目标，如何改造现有的国际秩序？ 在对外关系中，我们的纲要是什么，怎样在保证自我发展和安全需求的前提下，使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对世界有所贡献，对不合理的国际现状有所校正，逐步引导21世纪的人类发展进步？总体上看，这方面我们思索得不够，做的准备不足。 用一个比喻就是，按重要性和影响力衡量，现实中存在着国际实物的金字塔和国际规则的金字塔，中国人至今尚未占据这个金字塔的中上区域，多半在中下方。 实物金字塔，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占了全球7%到8%的GDP，经济增长在全球经济增量部分占不小比重。 中国确实有些地方比较厉害，如规模大、人口多，市场前景可观。但有些方面却很弱，如科技创新能力、环境保护领域。看实物结构的金字塔：在玩具、食品、家具、钓鱼竿、小机电等含金量比较低，技术要求不高的产品中，中国人占了很大的比重。 但是在金字塔的中间层次，中国占的比重开始下降。到了高端，更寥寥无几。中端如特殊钢材、计算机芯片、大飞机、航母。高端如宇宙开发、新材料制造以及前沿科技创意。 在中关村的各种电子商店，人们看到的多半是日本、韩国的新产品，或者是对它们的模仿，超过日本、韩国的东西很罕见。大飞机又是一个典型，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航空业市场之一，但自己只能造仿制式的中小飞机，造不出拥有完全独立知识产权的大飞机。 在国际各种航线的大量飞机，基本上是两大方向生产的：美国和欧洲（俄罗斯也能生产大飞机，但商业化程度和占据全球市场能力比较低）。最高端的领域，中国占的比重更少，例如外空开发、火星探索、极地及地心奥秘的掌握。
话语权及国际地位 和百姓的预期有差距 国际规则的金字塔方面，有同样的尴尬。当今全球各种国际组织大大小小有五六万个，把它构筑成一个金字塔。 在重大国际协议公约的起草过程中，中国人一般不太活跃，起的作用不大。除了“上海合作组织”和“朝核问题六方会议”之外，世人还能记得多少以中国城市、地区和专有名词命名的国际组织、公约、谈判进程。 如同全球气候领域的“京都议定书”和“哥本哈根进程”，全球贸易领域的“后多哈回合谈判”，全球安全领域的“奥斯陆进程”和“赫尔辛基进程”。 这就是我们的话语权、定价能力、国际地位不足和百姓的预期有差距。 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 光有战略外援不够 中国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在我们整个国民收入、国家能力中占的比重太小，它多少影响了中国的形象与国际能力。 第一，中国的外援在我们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连千分之一都不到。说明我们现在对于国际义务、对于国际话语权、对于人类和平和发展的贡献准备不足。 第二，观察一下外援的结构，就会发现，虽然外援这些年比过去上升了，但绝大多数不是公共产品，而是战略外援（即直接与我战略利益相关的援助）。 我们过去主要是接受援助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捐助者。对比接收的和捐出的比重，反映中国地位的上升。 就我们现在的结构，基本上提供外援都是直接和我们当下的利益、战略的设计有关系。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光有战略外援不够，还要有公共产品，才是大国的气势与态度。
我们国家发展快 但提供的公共产品不多 现在战略外援不多，而且国际公共产品的比重就更小。什么叫国际公共产品？海上灯塔就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灯塔修完了以后不管它了，所有在这里经过的人，包括素不相识的国家，甚至海盗都能利用它。公共产品不光是实物，规则也有，比如你定了一个极地规则、外空规则，定了京都议定书或“哥本哈根协议”，都提供了公共产品。 中国是一个让人觉得经济上了不起的国家，但是提供的公共产品不多，对全人类的贡献指数却不高——不仅低于最主要的西方大国，某些方面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大国。我们的国际形象、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严重不足，自然与百姓的想象、期待有差距。
外部人感觉 中国巨龙可畏但不可亲 巨龙腾飞的形象在我们这里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在外部人感觉，中国经济巨龙是可怕的，可畏但不可亲。 一方面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的发展很自豪，相信中国对人类是一种福音，对世界的进步有带头作用。 另一方面，外部对中国的歪曲想象变本加厉，版本不断更新。这个差距、对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是新时期越来越需要面对的挑战。 我们这几年对非洲工作的力度大大加强，因为非洲曾经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盟友，是战略上的合作伙伴。 但近些年，少数曾对我国友好的国家，产生了对中国不好的看法。一个南非领导人说，“今天的中国就是过去的英美，对我们来说一样，新殖民主义和老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不是我们的政策，中国人不希望这样对待非洲，让非洲人这样看待中国。但不排除有个别商人有不法行为，给中国形象抹了黑。中国成为福音，发展的示范，是一个十分漫长艰巨的长征。 中国的进步和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腾飞，带来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直接的、看得清楚的提高。 这让中国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庭、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心里高兴。但从国际关系研究来看，它是不够的，就像人满足温饱时要考虑尊严、社会影响一样，满足温饱的中国人民，也要想想中国对这个世界能够做点什么。 我们能不能通过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文明的提升，带动世界迈进。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既需要我们观念上做充实、更新、调整，也需要我们的体制，外援体制、外交制度变革。 但在环境方面，中国是不是应当做更多的事情，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去做。从事情的对错道理来说，从环保方面来说，有理由按照自己的日程去推进。对这样一些东西，中国人不能只管市场拓展和赚钱。 中国的需求当然优先，而且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推进。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要充分评估、考量国际上的呼吁，考虑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包括有意的阴谋，包括善意的误解，包括一些无知或者歪曲。然后改善我们的不足，加强我们的国际贡献和影响。
当今国际体制 基本上是西方人主宰 当今国际体制毫无疑问在过去几百年间，基本上是西方人，特别是以欧美主宰,发展中大国现在还无法超越。 我们比较可行的选择，就是看清楚它的霸道和王道的各自成分，取其利，避其害。即便是它主宰的机制，也仍然有王道的成分。而且王道和霸道经常是混杂在一起的。既要表达一种抗争，把拳头做大去抗击霸权，同时借鉴于我有利的东西。 第一步还是把自己做大做强。 面临那么多的麻烦、难点，包括主权纠纷，以及很多全球热点，中国要拿出主意来。对很多问题，我们过去有一些大的原则，却缺少如何解决主权争端、全球热点和国际战略基本问题的具体方略。 一个方略意味着布局，有路线图，有中间的步骤，还要做很多事情。中国的强盛问题，中国主权解决的过程，中国人对于国际公共产品、对于国际规则、国际实物链的贡献，三者要结合起来。 关于中国的崛起，在主权世界，民族主义是一定不会失效的。 民族主义和主权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当国家消失的时候，你会发现民族主义的消失。 民族主义可以激励国家的建设、激励民众的团结，对于政府动员社会来说，特别是在一个后发国家建设现代化的需要来说，它是一个有效、有利、可用的工具，是带动社会进步的载体。 但它也是双刃剑。如果用过了，它会伤害自身。当你超越了温和的、适度的爱国主义范畴，变成狭隘的、排他的，甚至只谈自己的长，单挑别人短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时候，它是朝着民族沙文主义方向演变的。 民族主义不能一味地纵容，不加约束。适度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必要的。 5.未来展望 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这一过程任重道远 如何引导？我们的领导、社会、决策层都有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国影响世界最终的方式，还是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身。 中国把自己做大了，做强了，做完善了，就会有一种榜样力，对外部世界起着某种引导作用。 如何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如何使得中国在世界上形成某种积极的引导性互动，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中国还会在很长时间内，沿着改革开放的航向走。在新时期，坚持改革开放旗帜的时候，需要有不断丰富、充实的地方。 “难”在于实现三者动态平衡，找到一个均衡点。在不同的时期，人们的认识不同、国力发展不同、环境不同，均衡点可能会调整，所谓叫动态均衡过程。 不断发现和调整均衡点的过程，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
责任编辑 姜成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