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北大荒大兴岛的知青要写自己回忆录，心里亦喜亦忧。喜的是毕竟我也曾经和大家一样，在大兴岛上生活了整整6年的时光，那片被七星河和挠力河环绕的黑土地，融入我整个青春期；忧的是关于知青的回忆录，早已经出过不知多少本，仅仅北大荒，就连一个队都曾经出过厚厚的一本，现在再来旧事重提，会不会如当年北大荒老乡说过的土话：吃屁都赶不上热乎的了？

　　更让我担心的是，会不会仅仅是翻看老照片一样陈芝麻烂谷子单摆浮搁的罗列，一种常见的怀旧情绪的弥漫？当然，任何一代对于逝去的青春都会怀旧。但怕的是在怀旧中因自恋而放大了某一面，将放大的那一面诗化。因此，仅仅怀旧是不够的，它会阻碍我们真正地走进历史。

　　说心里话，对于我们的这些荒友自己写自己、自己编自己、自己筹资出的这本大兴岛回忆录，我充满忐忑的期待。

　　如今，拿到了这本书，我昏天黑地地看了整整两天两夜，心里的滋味一下子比期待的还要复杂。那里近100位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知青写的100篇文章，让我的心里沉甸甸的。但比我想象的好得多。那里有对逝去的青春的一种感怀至深的怀念，却并不是为了拼命地追回似水年华，希望用今天的回忆让昔日重现。

　　那里有知青的苦乐年华，风雪边塞，稼穑耕作，种种经历，般般情怀：第一次下冰水沤麻，第一次遭遇熊瞎子，第一次面对荒火，第一次夜闯挠力河，第一次给学生浇注溜冰场，第一次给家里打长途电话，第一次知青婚礼，第一次为老乡接生，第一次处理尸体，乃至第一次枪走火子弹打进屁股……看得我眼热心动，因为那里也有我的一份同样的青春记忆。

　　但是，真正让我眼前一亮的是这样两篇文章出现之后。一篇是李凤栋写的《最后一别的精彩》，一篇是盛贵林写的《那夜难眠》。两篇文章写的同一个叫杨德云的人，当地的一位老乡，仅仅因为出身地主，被打成反革命。就是这样一位老乡，在盛贵林为师傅下奶喂养新生儿独闯挠力河准备凿冰捕鱼时，遇到了杨德云，他让盛贵林睡在他家的热炕上，把全家唯一的一床被子给了盛贵林，自己一夜顶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卧冰取鱼，归途又孤胆独对狼群。就是这样一位老乡，在知青大返城之际，肝胆相照，迢迢百里，送知青到火车站艰难送行，自此悲欢离合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独自把辛酸和不平留在心底和北大荒，却达观而执着地孤军奋斗。李凤栋在文章最后写道：“在我北大荒的人生之剧就要结束的时候，杨德云为我演出了最后一幕。生旦净末丑，谁都可以成为主角。”

　　想想，在大兴岛的青春经历中，谁是主角？其实，我们都不过是来去匆匆的候鸟，一辈子留在大兴岛建设大兴岛的是杨德云那样的老乡。我庆幸我的荒友牢牢记住了杨德云这样的老乡。记住他们，不仅是他的感情温暖着我们，更是他们帮助我们在青春时节奠定的来自民间朴素的立场，会影响我们一辈子。如果说我们的青春真的蹉跎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话，那么，曾经有杨德云这样的一个人出现过，那么，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相信，我们的青春并非一无所获。

　　可以看出，和作家或学者出版的关于知青的书的不同。这样完全是纯粹民间知青文本层出不穷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与作家学者的专著互补，让知青这一段共和国的断代史，更为真实丰富，让关于知青的研究不仅居庙堂之高，也可以处江湖之远。它让文字的权利归属于民间，文化的资源挖掘于民间。在世俗的世界里，文字的霸权成为了文化的一种象征，虽然文人如今已经无法像商人一样有钱有势，却还矜持地拥有最后的自尊和清高，他们把持着文字，就像是把持着玻璃旋转大门门口势利的门童，民间文本的出现，打破了这扇看似透明高雅却壁垒森严的玻璃门。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此位置的更换，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字资源的“均贫富”，也是对日益贵族化正统化的知青文本的一种补充乃至补氧。

　　和作家学者的知青文本不一样，还在于民间知青文本中，更加彰显独一无二的知青身份，而隐去了现在变化的形形色色的身份，因此，便没有前者容易出现的名利位置的焦虑，从而表达得更为果敢、单纯、直接和平等。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的叙述是游离的、断片式的，自慰式的，无法独立而散漫；他们在相互阅读中而得到自我认同，其同质性、互文性和重复性的东西更多，对抗性、差异性和审视性的东西少了些。

　　应该正视的现实是，无论这一代人性格顽强的塑造和精神执着的抵达，是多么的值得我们自己骄傲和留恋，但是，这一代人已经开始相继到了退休之年，步入老年。当青春远逝的时候，回忆青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米兰·昆德拉说过：“回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有时候，真的会是这样的，因为回忆有时会是一把筛子，留下我们喜欢的，而漏下我们遗忘的。因此，记忆的空间和记忆的深度决定着记忆的力量。自然，也决定着我们的大兴岛真实的形象。

              2012年2月15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