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作《中国天机》是“转向之作”？作家王蒙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回应争议——— 一部《中国天机》，王蒙自称“痛痛快快”写了自己的政治见闻与政治见解。 只是这一王蒙自谓“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的追求者、在场者、参与者、体验者、获益者、吃苦者、书写者、求证者与作证者”的书写，甫一出版便招来诸多争议。 “有人嫌您写得太正统，当说的话没有说；还有人认为您写得太放肆了。甚至还有人说您写的这本书在‘转向’。”面对记者的问题，年近八旬、入党64年的王蒙，明确表示：绝不承认“转向”，“我哪儿转向了？今年我还不断在发表中篇小说呢。”
“我非常政治，我非常文学”
《中国天机》中，王蒙写道：“5岁到11岁，我的追求是当一名好学生。11岁开始，我的追求是当一个革命者，而且是职业革命家。不到15岁，我已经离开学校，成为一名青年工作干部了。19岁我开始了我对于文学的义无反顾的追求。23岁，我却又在‘反右’斗争中落马……如此这般，我与政治难分难解。” “我和最上层的人最下层的人包括劳改犯释放犯都有交往”；“我访问过境外的六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我见过我国最高级别的政要领导人物。我见过外国高端政要。” “这样，第一，我非常政治，想否认也不可能。第二，我非常文学，我从来没有去追求过、真正感兴趣过，哪怕是一星半点‘仕途’。” 接受采访时，王蒙坦承，自己的从政经历，对一个试图窥破“中国天机”的写作者而言，是很重要的经验。“而且这个经验是别人得不到的。比如说中央委员，你开玩笑啊？我上美国去，人家给一介绍，说他曾任中共中央委员，美国人都吓一跳，怎么把中共中央委员请到我们这来讲演来了？我当干部，级别最低的，是在伊犁的时候当过副大队长，副村级干部。最早在北京，也是在区里头工作，做过很多具体的事。这些，都让我的认识更加全面。” 王蒙自称“爱琢磨事儿”，“没有一分钟停止过独立思考”，包括“晚上睡觉翻身的时候”。并坦言为此付出过代价。“我不怕付出这个代价。谁让我长了这么一个头脑，还管点事的头脑？” 琢磨“天机”二字，王蒙提及了“一个只有中华文化才会有的说法”：“你要知道，有些事，就是要先做，先不要说；有些事，一边说着，一边做；还有一些事，你先说着，不一定急着做。”
从“青春万岁”到“青春无悔”
《中国天机》中，这位早年“青春万岁”的欢呼者，回忆往事，不否认自己带点“青春无悔”的意思。 如此王蒙，称自己之于国家“第一有独立性，第二有依附性”。“我十几岁时，每天画地图，研究‘解放战争’的形势。我像教徒吸收《圣经》一样，吸收所有关于党、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小册子，解放区的这些东西。” 在王蒙看来， “中国革命，不是个人喜爱或者不喜爱的问题。没有这个革命，一步一步中国是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 接受采访时，王蒙不讳言“青春无悔”，尽管他也有别样的观感：“领导要视察菜篮子了，干脆临时换一个价签，原来黄瓜两块钱一斤，一下子变成四毛了。很显然，你的设想和事实不可能完全一致，除非你要求设想百分之百兑现，那你就会非常失望。如果你知道设想不可能百分之百兑现，你反倒会乐观一些。张承志有个说法——世界上只有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有权利乐观。这个话说得非常好。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对一切我都不抱幻想，我对革命也不抱幻想。这样我反倒乐观了，知道它出现一些问题，有一些我们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出现，这个不足为奇，但是这个世界，这个世道就是这么变化的。”
承认自己“中庸”但不认同“泥鳅”
王蒙自言不喜“大言欺世”，不否认自己言辞间的谨慎与小心，甚至不讳言自己“中庸”。在他看来，“因为中国缺少多元制衡的传统，中国的平衡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在政治道德上最强调的是中庸，留有余地，过犹不及。” 但他不认同有人把他比作“泥鳅”。“任何一句话都有25种说法，但只有一种是最恰当的。”他自认为自己也就是试图寻找“最恰当的”说法而已。“一言既发，便不完全归言者掌握。在别人不同的理解中，必然会有误解。” 王蒙强调，他“更注重认知而不是判断好赖”。在他看来，“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把他的价值判断放在前头，而不考虑认知判断，即这个事情本身是什么”。访谈间，他提及鲁迅曾写过的故事：人们看一个匾，匾上写什么字，还没看清楚，已经有人打起来了，因为双方意见不一致——有人说这个字写得好，有人说这个字写得不好。 王蒙告诉记者，他的《中国天机》“并没有做很多的价值判断”。“我并没有想为谁歌功颂德，也没有想恶心谁，我叙述的是事实，是历史，是发展。如果我说这个东西它存在着危机，这个既不是诅咒，也不是斥骂。如果我说这个是必然的，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头也没有价值判断。说一个人是必然要生病的，等于我要提倡病么？人是必然要死的，等于我提倡大家去死？我希望避免做仓促的价值判断，而是做诚恳的认知判断——什么事情发生过？为什么它会发生？为什么你现在看着很荒谬？中国人似乎总是这一代人看着上一代人荒谬。我觉得这都不是有出息的表现。我们谈中国时，先看看中国到底这近百年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为什么发生。它好也发生了，不好也发生了。光说它不好，你有没有办法设计出另外一种有意义的新的途径？与其去设计历史的可能性，不如设计当今的可能性，当今能够改善的可能。如果你一边痛骂着历史，一边你又对今天不负任何的责任，我觉得那样的话，中国就会只能变坏。”
《中国天机》泄露“天机”
据悉，《中国天机》全书共分5辑29章，是王蒙对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诠释的最新力作。以回忆录的写法，通过对旧中国的批判、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辉煌与曲折的分析，展示了其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因王蒙亲历了很多共和国大事，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其独到的政治见解，谈及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最关心最敏感的大问题，是“非常政治”又“非常文学”的王蒙先生对过往60年执政经验的独具特色的回顾，也是对政治文明未来之路的建设性的立论建言。 “我喜欢追忆、咀嚼与研讨中国的政治，我有责任说出真相，我必须泄露一些‘天机’，而不能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王蒙在《中国天机》序言里如是说。
 王蒙和夫人崔瑞芳
1950年从事青年团的区委会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 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0多年。 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这时期著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三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小说集《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诗集《旋转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中篇小说集》、《王蒙选 集》、《王蒙集》，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文艺论集《当你拿起笔……》、《文学的诱惑》、《风格散记》、《王蒙谈创作》、《王蒙、王干对话录》，专著《红楼启示录》，自选集《琴弦与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等。 其中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王蒙的作品多是反映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由于其在多年的创作过程中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现已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也最有活力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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