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留下了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散文《我与地坛》、《病隙碎笔》，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等数百万字的作品。单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著作版本就达110种。这些文字曾为他赢得了两次茅盾文学奖入围，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一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多部作品被译为日、英、法、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他创作的电影《死神与少女》被称为“诗电影”，为电影类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与人合作的电影剧本《多梦时节》获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广电部优秀影片奖、儿童电影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死神与少女》获保加利亚瓦尔纳国际红十字会与健康电影节荣誉奖。 作家靠作品说话，靠人品立世。史铁生的文学成就举世公认，他的作品打动过无数的读者，还将继续感染和激励更多的人。他甘于寂寞，潜心创作，为人低调，严于律己，品行高洁，与人为善，与世无争。他用自己的一生，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写作。他的存在方式就是一支笔，以笔为生，以笔为支撑自己人生的拐杖和支点。他生活简单、朴素，所求甚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血。在我看来，对巴金先生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史铁生先生：他的存在，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在黑暗中摸索与苦寻出路的迷途者、失落者和残缺者。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是亚洲理性的象征。事实上，他生前曾连续三届被选举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他的得票数都是最高的之一，据说与巴金的不相上下。巴老是令人尊敬的世纪文学老人，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奠基者与守望者，也是中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那么，史铁生，这位被誉为“坐在轮椅上的巨人”，他，同样可以成为中国文学的象征、中国作家的骄傲！ 80年代末，那时的史铁生还住在地坛附近的一处平房，没有独立的厕所，很是不便。当时成立不久的中华文学基金会看到这位残疾作家的困难，出资为他修建了一间厕所。厕所修好后，很适用，史铁生很感动，专门给文学基金会写来感谢信，由衷地感谢基金会作家朋友们的关心和爱护。1990年，北京文学界举办一些活动，或是朋友聚会、颁奖等，如有史铁生出席，总能看到几位作家前呼后拥地帮忙从汽车上抬下他的轮椅，或是推着他的轮椅在走。那场景，犹如迎接国宾似的隆重，但却是亲友一般的温暖与体贴。而每逢有史铁生参加的聚会或活动，总是格外的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感觉就像盛大的节日一般，委实令人动容。记得是在1997年，史铁生新患上尿毒症。陈建功、张锲等首都文学界一批知名作家，包括北京作协、中国作协等部门，都纷纷为其奔走呼吁，希望北京市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其透析所需大笔医疗费困难。后来，据说，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特批，每年给予专项资助，基本上可以保证他每周进行二三次透析。而在十几年时间里，有一位朋友始终坚持用自己的轿车，每次接送他去医院做透析，做完后再接他回家，就像自家亲人。我和史铁生生前交往很少。记得有一次，我主编《青年必知名家散文精选》，想收入他的两篇散文《我与地坛》、《秋天的怀念》，我请人代为转告。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做法很是欠妥，也不够郑重。没成想，几天后便收到了史铁生的书面授权书，他还郑重其事地签名将新出的散文集《病隙碎笔》送给我！ 全国许多作家都把史铁生视为自己难得的朋友，自己学习的楷模。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写作。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写作对于他而言，是人生的出路，更是生存的意义。他把能够写作的时间和精力，把自己的全部才情与深厚思想，全部浇筑到了创作之中。他的思想已然达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他看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在生前忍受着无尽的身体的、心理的和精神的病痛折磨与煎熬时，就是依靠这样的乐观洞察、这样的意志毅力坚持下来的。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的苹果”，都是残缺的不完美的，史铁生却努力去追求完美。他的一生像一支火炬，燃烧到了最后一点光亮，像一只吐丝的春蚕，吐完了最后一缕丝线。在他去世之后，依照他的遗愿，他的肝脏、脊椎和大脑被捐出。肝脏用于救治患者，脊椎和大脑供医学研究。据说，天津的那位接受史铁生肝脏移植的患者今年38岁，他本已生命垂危，而他的妻子正身怀六甲并很快就将生下他们的孩子。如今，他终于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了。史铁生就这样拂一拂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地走了。他，是没有遗憾的。 如今，史铁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我们今天缅怀他，纪念他，应该将他作为作家楷模和人生榜样。老舍、赵树理、巴金、曹禺等文学大师，都曾经被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的称号。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追授史铁生为作家楷模呢？！ 事实上，在广大有良知、有追求的写作者眼中，他确是自己的楷模，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