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谁没经历过些尴尬的事？反正我有经历。

    1963年我父亲奉调带着全家从陕西到北京，住进了阜外甘家口八号院乙楼。那时候我刚上初中一年级。

    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都爱放二踢脚。尤其是男孩子们都爱玩悬的，他们在阳台上互相向对方“开炮”！当然这种高危的行为一旦被自己家长发现了或是被对方家长告状，是要挨打的。

    可是有一家孩子的家长不然，他的孩子若受了欺侮，那个长辈绝不来家告状，而是亲自动手为爱子“报仇”——他随便放一只二踢脚，就能准确地把你正要发射的那只二踢脚崩掉！你若再想还击一下掉头就跑，那你的屁股准得挨上一炮！

    我的裤子被崩开了裆以后，我就牢牢地记住了我的“仇人”，那个半瞎的、从来不穿袜子的长辈。

    那时候我家里没有电视，但邻居家有一台出国时带回来的前苏联产的电视，所以我们兄弟几个就总上他们家去看电视。有一次那台电子管的电视无论如何也调不出图像来了，一个人说：“去叫吴运铎来！”

    我听了一愣，难道真是那位号称“中国保尔”的新四军兵工专家、《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著名英模吴运铎？我问了一声父母，他们点点头。于是我怀着崇敬的心理等着那位学校里少先队多次组织学习过的著名英模来修电视。

   那位英模来了以后我立刻目瞪口呆，原来正是把我的裤子崩开了裆的那个半瞎的长辈！他的脚后跟长着一层黑乎乎硬硬的老茧皮，所以他从来不穿袜子。后来我知道那是旧社会他长年赤脚在煤矿里劳作的痕迹。

    我姑且把他的儿子称作卓，因为后来我与卓同赴黑龙江兵团同一个连队共事，我那尴尬事就是因为他。

    我得承认，卓与我不属于同一个层次。他是北京101中学的高材生，而我整个小学期间都在陕西的农村里瞎晃，所以到了北京，能进入当时还没有毕业生的甘家口中学就读，恐怕还是因为那校长听说我母亲也曾与她一样在北平地下党里混过。

    卓喜欢踢足球，而当时谁家若有一只足球，那他家简直阔得要死了。我家正好有一只，所以每天放学以后，我家楼下就总有一群孩子们在喊：“石希生，咱们踢球呀？”

    那些仰头望着我家阳台的孩子群里就有卓的身影。

    后来我去过卓家里一次，天呐，那简直不是家居。靠墙那一排大书柜里摆的不是显示书卷气的书，而是各式各样的五金工具，写字台上甚至还装着一个虎台钳！这就是卓的父亲的书房，不如叫它是钳工车间更为贴切。60年代我父亲作为部里司局级的干部，也不过住一套三居室，卓的父亲是国防科工委高级工程师，比我父亲级别高，国家分给他一套四居，可惜他都给弄成个钳工车间了。

    文革乍起，卓的父亲也尊严不复，下放到干校种地去了。

    我父母受到严重冲击，我在家里没有饭吃，就主动报名上黑龙江支边。

    上农村有什么？我从陕西农村来到北京不过才4年，再回农村就是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卓也报了名，而北京101中学和甘家口中学都位于海淀区，所以到了黑龙江省绥滨县绥滨农场以后，我发现卓也来了。但我们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队。1969年组建建设兵团，因为战备，团里组建了武装值班分队，我和卓都从各自的生产队调到了武装分队。从此我们就在一起了。

    那件事是在某一年的春节前夕，我们一行十几人结伴同回北京。在佳木斯转车时，我自告奋勇地把卓的两只手提包用围巾勒在一起搭在我的肩上。当火车（是刚出库的空车！）驶入站台，我们一涌而上想挤上去抢座位。当时人很多，我觉得前后左右都被人挤住，根本就动不了，结果谁都上不去车。在车门口挤在我旁边的一个人突然说：“你先上，先把我的包递上去，我再递你的包！”

    我真糊涂呀，我把那个人的包递上去后，那个说要递我的包的人没了！我心里一惊，赶快把那个人的包打开一看，不过是两只卷在一起的空麻袋！而我丢的那两只提包却正好是卓的全部家当——所有的新衣服、钱包、半导体收音机等等！后来我想起来，当时在我前后左右拼命地挤住我让我动弹不得的那些人一定是同一个团伙的。

    我父亲调到四川去了，我母亲虽然从干校回到北京，但她当时已经没有工资，每月只有十几元钱的生活费。尤其是当时即使有钱也不行，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购买，而我家里则因我母亲是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这些东西一律停发！

    卓什么也没说，从此再也没跟我提起过这事。但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穿了好几年他兄弟姐妹的旧衣服。

    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后，当年在沈阳军区曾经到处宣讲吴运铎事迹的团政治处主任首先把卓提出来向团里推荐，经过考试，卓被选送到长沙工学院导弹弹体结构专业学习。

    卓走了，从此再也没对我提过我弄丢他全部家当的事。

    如今卓是航天部副部长，每逢我们聚会时，他仍然和我谈笑风生，仍然不提当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