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与安子联系了。一九八二年那时他来北京的时候我问他：“喂，你现在干什么呢？”
他说：“在西安一家军工企业开车。”
我嘲讽地问他：“天呐，你开车！是警察管你呢，还是你管警察？”
他从我脸上读出嘲讽的意味，于是也笑了，说：“你又想说我坏话，当然是警察管我。不过那一次警察拦住我的车，向车上我那当兵的朋友讨要一双军靴，否则就以违章论处，我们几个人一生气就把他塞进车里开出市区几十公里以外才把他扔下去，以后他就对我客气多了。”
可是后来他也成为一名警察，是刑警，但是因此而受了重伤。如今他肯定是退休了。
那是为了一起案子，他受命跟踪嫌犯从西安直到洛阳，一路上他自认为非常小心，那些嫌犯也一直没有回头看他。可是到了洛阳，那些人走进一条窄巷不见了，他跟过去的时候，突然后脑挨了一闷棍，他昏了过去，那些人一涌而上暴打了了他一顿。
每当这位便衣刑警吃完盒饭，对着水龙头呼噜呼噜地喝凉水的时候，谁知道他爸爸在五十年代就是位将军？
也真是，我的童年伙伴就是喜欢这种惊险刺激的生涯。 一九五七年我爸爸调到陕西一个苏联援建的军工企业当厂长，厂里的党委书记就是由军代表室主任新受命的安子的爸爸。安子的爸爸很热情地在家里弄了几个菜招待我爸爸，我与安子也就互相认识了，那时我们都读小学二年级。 安子的父母都是老红军，他的父亲就是电影《陈毅出山》里把陈毅当作叛徒绑起来要杀头的那些人中的一位头目。他兄弟姐妹五人，顶属他桀骜不驯，所以他总被他那军人出身的父母绑起来用皮带伺侯，以至他更加桀骜不驯。 四年级的时候，他做了一把木手枪，当然很逼真，然后把他爸爸的枪套偷出来把木枪用红布包好放在里边，就那么一路上挎着木枪来到学校。 上课的时候女老师走过他身边吓了一跳，枪套上那一排金光闪闪的子弹可不是假的，谁知道枪套里头是什么状况？ 女老师大声地吼他：“好家伙，快把枪交出来！” 他就是不交，还从教室窗户跳出去。 这一下校长、教导主任以及所有的男教师全部出动，围剿这个持枪的家伙。大家都知道他是厂党委书记的儿子，这所职工子弟学校的所有教职员工都是他爸爸的部属，但大家还是恨不得捉住他打他一顿。终究还是体育老师会点功夫，关键时刻猛然一扑，把他擒获了。 他爸爸接了电话暴跳如雷，马上命令手下人去接他回家。可是放下电话的老师回头一看，他已经溜了。晚上他当然不敢回家，就在厂区附近陕西的黄土塬子里乱转。几天以后大家找到靠吃烧蚂蚱在外边流浪的安子，他已经一脸菜色。他爸爸终于没敢用皮带抽他，只是打了他一耳光。 在建厂以前，厂里先找了一处景色不错的地方修建了一个专家招待所，所有从苏联来的专家们都住在那里。厂宣传科经常组织文艺小队与苏联专家们联欢。而每次联欢，宣传科都指名让子弟学校中学部的一位女生参加，好像她父母都是搞文艺的，她不仅生得漂亮，也能歌善舞。 有一年年终，大约是工作进展顺利，厂长、书记带人慰问苏联专家，除了吃饭、放电影之外，还有舞会。当时读小学三年级的安子对那部苏联电影没兴趣，也不会跳舞，所以就在专家招待所里乱钻。正巧一位苏联专家邀我们那位女生跳舞，那女生点点头，于是苏联专家上前挎着女生的胳膊向舞池走去。 安子看见了，也是一贯起哄，反正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他就笑着向那女生甩了几句我们许多中国人都知道的国骂：“傻B！” 谁知那位专家偏偏懂中国话，而且后来他在送我父亲的照片背面写的那一手漂亮的仿宋体我至今也没练出来。而这专家又有些反华倾向，他借机当众大声地质问安子他爸爸，怒不可遏的老红军大声命令手下把安子轰出去！于是本来挺融洽的一场联欢会变成了摔盆打碗的剿“匪”之战。
厂区位于陕西关中一带，黄土高原的边缘。以前当地的农村几乎是不吃鱼的，也不会养鱼。解放后，有农业技术部门牵头，许多生产队里逐渐开始修养鱼池。安子是南方人，见了水不要命，他趁看鱼池的农民不注意，就跳进鱼池游泳。 那时候小孩子在野外游泳是不穿什么游泳裤的，而陕西的农民也确有秦汉遗风，他们发现了“敌情”之后并没有大喊大叫，而是悄悄地把他的衣裳抱走。 安子游痛快了，可是没了衣服他也傻了。只好光着屁股去央告看鱼池的人。那人狠狠地训了他一顿，然后一指鱼池边的棉花地：“把那块地里的草拔净了，等一会我检查！” 安子回头一望：妈呀，好一片广阔的天地！ 但他赤身裸体的怎么也闹不起来，只好接受处罚。于是烈日下的田野里出现了一位被剥削得一丝不挂的现代奴隶。 陕西的农民还有别的惩罚方式，那次他溜进桃园偷桃，而那些秦皇故里的乡民们捉住他并不打他，只是用桃毛在他的双腋之下狠狠儿地蹭了几下，于是他只好坐在地上拼命地抓痒，连逃跑都顾不上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文革中能干出什么事来，可想而知。 安子的父母都是老军人，有服从的习惯。在文革中他们并不担心什么，不过是靠边站呗，让你们造反派来领导我好了。可是他们最不放心的是安子，这家伙可是什么也干得出来。于是他们借着“主动向上级机关送检讨”的机会溜到西安，给他们在部队的老部下打了个电话。 本来躲在厂区附近农村里打铁糊口的安子喜孜孜地穿上新军装当兵走了，他们的父母放心了。 可是安子还有其他的兄弟，他们不可能都去当兵。不久他家被抄，他的父母被造反派弄得遍体鳞伤。他的母亲，那位身经百战的女红军带着伤被罚去厂浴池打扫卫生。 安子接到兄弟们的来信，一股火上来，气哼哼地来到部队首长的办公室，他向首长立正敬礼：“报告，我家里有急事，得请假回一趟家！” 部队首长说：“你家里的情况我知道，你要正确对待；并且现在部队战备施工任务紧张，不能准假！” 首长有他爸爸的嘱托，任凭他说破了大天，就是不准他假。 他气哼哼地向后转，大步走出办公室。 后来有人急匆匆地跑来向首长报告：“安子不见了，枪架上少了一支冲锋枪！” 拖枪逃亡，这可是当时全陕西省军队系统都没出现过的大案！ 不用说安子被五花大绑地抓回来了，但是部队首长只是给他办个复员手续打发他回家而已——整个部队正对各个军事机关遭到造反派的冲击而气愤难平呢。 安子和他的父亲当然遭到厂里造反派们的轮番修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子来北京，与正从黑龙江回家探亲的我见了面，他得意地对我说：“我干了一件轰动全陕西的大案子！” 我说：“我知道，从部队带枪往家跑！” 他说：“去你的，那是老皇历啦！” 粉碎“四人帮”以后，厂里那位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用带倒刺的长矛钩出肠子而死的副总工程师的儿子和安子成了当时谁都头疼的两个人。 他们经常不声不响地围着那几位已经成为厂领导的当年造反派头子转来转去，弄得那几个人提心吊胆不知所终，准知道没有什么好事。 终于有一天他们在地下室里把正在检查工作的那位造反派头目装进麻袋，然后用铁管一直打得他咽了气。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当年他们打死人你们为什么不抓他？”公安局也在拨乱反正，那些警察都知道当年的惨案，所以被他们俩问得不知如何是好。
那个造反派头子居然没死，后来他在医院一口气缓上来又醒了。他可是曾经指挥过上千人的武斗，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于是他拖着残躯逐级地上访。不过后来好像是由于拨乱反正都是向老干部那边拨，而不是向“三种人”这边拨，人家一听是造反派头子，先在心里跟他划清界线，所以这案子竟不了了之。厂里其他造反派头子闻讯就跑了几个。
安子艳福不浅，他的妻子是挺漂亮的一位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门诊部的一位现役军人护士，是她家托人和他家认识的。那次他来北京向我吹嘘时就是两口子来看他岳父的。他岳父是铁道兵的一位师长，师部当时就在北京通县。那天他借花献佛，在他岳丈那里为我摆了一桌好吃的。
后来他进入陕西一家军工企业开车。他的脾气稳当多了，尤其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他常说他非常地疼爱他的孩子，只要孩子叫一声“爸”，那简直要他的命都没有二话，并且说每想起当年他干过的那些事，他自己都常常后怕。
可为什么后来他又当了警察，难道真像他小时候那样一心想做个抓坏蛋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