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代表家庭富裕的标志是当时的四大件：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每个家庭都在梦想着得到这四样东西，省吃俭用，不辞劳苦；一旦拥有了这四样东西，就会无比欣慰和自豪，在人前就会觉得扬眉吐气，腰杆也硬了，说话的口气都要高人一等，这也许就是人的本性吧。

    1966年，逐日刚下乡到五大连池时，还没有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五大连池还是农场建制，归农场总局管理。当时还没有挣工资，实行工分制，出勤一天记10分，病假、矿工、偷懒，违纪都要扣工分，年底算账，按实际经济效益计算分值，平时知青的生活费每人每月预支三十元钱，年终算账时再扣除。

    时运还算不错，年底结帐时，逐日所在的生产队每个工日达到了2.5元钱左右，就是说每个工分值达到了0.25元左右。逐日当年身体很好，天天满勤，干活卖力，没有被扣掉一分，从七月份下乡时算起，半年下来就可分到450元左右，扣掉每月预支的钱数，还可到手270元，当然这只是个大概数，40多年过去，具体的数字是记不清了。这笔钱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对年仅十七岁的逐日来讲，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手中有了这样‘一大笔’自己的钱，真是茫然不知所措，‘手握大把辛苦钱，欢天喜地夜不寐。’着实兴奋了好几个昼夜。

    怎样来花这笔钱，好叫逐日费思量；给家邮去？家里不缺钱，父母每月的收入就有二百来元钱，家里早已四大件齐全，而且父母每人有一快手表，当时算富户了。一想到手表，逐日眼前一亮：我为何不能拥有一块自己的手表？就这样定了，当时的‘上海’牌手表110元一块，买一块！还剩一百多，怎麽办？对了，给奶奶邮去一百，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奶奶对自己恩重如山，不可不报。

    几天以后，一块崭新锃亮的‘上海’表戴在了逐日的手腕上，立时间就身价倍涨，大家都不时地投来羡慕的目光，特别是老职工，一个劲地称赞逐日有‘实力’，经常一帮帮的围着逐日欣赏那块‘名表’。好不得意，一时间逐日就好像一夜成名的明星，大红大紫起来；也难怪，那时知青们没一个戴手表的（倒不是买不起，可能是没想到），老职工更不用提了，他们要养家糊口，确实买不起，只有羡慕的份。名人就是名人，此后的一大段时间里，谁都愿意和逐日一起干活，倒不是因为逐日的人缘好，而是那块‘名表’好，它可以准确地提供上工、休息、收工的时间，特别是队里的头头和班组长，只要见到逐日，首先的问候就是几点了，好像这是最高的礼节，完全代替了‘你吃了吗’？每每此时，逐日就会骄傲的抬起手腕，给以响亮的回答。

    严冬过去，便是生机盎然的春天，农闲的日子随之结束，繁忙的春播就此开始了，整地、耙地、播种，忙得人喘不过气来，披着星星起，戴着月亮归，那是一点不假的写照。逐日也和大家一样，处在了极度疲劳之中，但是对于逐日来讲，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有了那块‘名表’，却过了一春天的倒霉日子。那时的集体宿舍是南北两铺大炕，住着好几十人，所有的单身都住在一起，包括知青。事情就发生在几个机耕队驾驶员和几个车老板身上，他们整地、耙地、拉种子、播种三班倒，半夜起来，吃完饭后到地里去接班；这下可好，接班的没出被窝先把逐日扒拉醒：“伙计，几点了？”睡意朦胧的逐日看看表：“十一点。”对方又自言自语：“还能躺是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后，刚入睡的逐日又被叫醒：“伙计，到点了吧？”可怜的逐日又得爬起来：“到了。”这时对方才起来叫醒同伙吃饭去了。好梦还没开始，下班的又回来了，本应该悄没声得回去睡觉，可却偏偏先把逐日叫醒问一声几点了，得到回答后才去睡觉，真见鬼。早上四点来钟，睡的正香，车老板该套车了，也先跑来把逐日弄醒问问几点了，然后才去套车；更可气的是，有人夜里起来解手，也要把逐日弄醒问一声几点了。据初步统计，逐日一夜要被叫醒五六次，有时甚至是十来次。春播的一个月下来，逐日被折腾得怎样就可想而知了，视可忍，孰不可忍，明星的感觉早已经荡然无存，恶狠狠的把表摔了好几次（当然是往被上摔），但是又不好和人家发火，为了面子，只好硬撑下去，讨得大家喜欢，博得个好人缘，其中的苦涩只有逐日自己知道。

    一年以后，青年点成立，逐日和四十多名同校的同学及一些老职工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情况才有所好转，那是因为人的攀比心理，好些青年也拥有了自己的四大件之一——手表，甚至个别老职工的手腕上也出现了手表。

    至于逐日自己的那块手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丢了，一共丢了两次。第一次是半夜路过120农场的路上；120农场是个部队的农场，养了一大群狼狗；那天逐日从大连池农场场部办事回来，已经天黑了，没有车，又没钱住店，好可怜，没办法只好架步量，那时我们叫坐11路，过120农场时就半夜了（是解放军部队的农场），此时的逐日头皮立刻炸了起来，因为他知道这里有狗，深怕被狗咬了，可是怕什麼偏来什麼，一阵狂吠，七八条大狼狗向他猛扑过来，吓得逐日差点没尿裤子，也不敢回头跑，一边倒退，一边俯身捡地上的土块向群狗扔去，一边带着哭腔大喊：滚，别过来，来人哪！救命啊！！！许是狗吠声和求救声惊动了执勤的战士，一声响亮的口哨，群狗马上消声灭迹了。好在离青年点已经不远了，逐日没命的跑了回来，什麼叫累全然不知，怎末钻就被窝的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习惯的抬起手腕去看时间时，手腕上已是空空，这才想起与狗相遇的一幕，肯定是打狗时和土块一起扔出去了，真是倒霉。赶忙爬起来，也顾不上洗脸吃饭，顺原路往回找，可是连毛儿也没有，只好沮丧而归。傍晚，部队来了两名战士，说是捡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问队里有没有丢表的，郁闷了一天的逐日心花怒放，拿过来一看，正是自己的，千恩万谢，感激不尽；而得到回答的只是短短的仨字：“应该的。”望着失而复得的手表，真是感慨万千，哪个年月，拾金不昧是正常的事，人们朴实的素质，高尚的精神境界，真不知怎样用语言来形容。

    第二次丢失，就再也没找回来，那是当年的秋天，队里给了逐日一个小官儿——班长，领着几个女生往场院拉麦粒。那是一场会战，九台康拜因围在一块四百垧的麦地里，像红色的战舰；麦粒拉不过来就直接卸在地里，晚上加班往回拉，逐日他们就干这个活，每人一个簸萁，把地下的麦粒装上车，再卸到场院里，说是实在的，很累的，但是和几个女孩子一起干活，说说笑笑，也就不觉得累了。可是不知道什麼时候把手表又丢了，也怪那个表链不结实，等第二天发现的时候，逐日只好对着山一样的麦堆发呆了，随着麦粒被一车车的拉走，‘上海表’也没现身，这回是彻底丢了，肯定是跟着运粮的车队奔向了异国他乡。

    从那以后，一直到离开五大连池，逐日就再也没带过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