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那会儿,前苏联在黑龙江上航行的各类船只比咱们中国船可神气多了。
最叫我看不够的是他们的水翼艇,那艇全身流线型设计,整个船身不沾水而是用滑水板在水上航行。它的外形就像一架飞机,载客一、二百人在江上跑起来比咱们的解放牌汽车可不慢。还有他们那白色小巧的“巴拉斯”(一种拖轮),船头是平的,能推着四艘比它自身大几倍还装满货物的驳船在水上跑,并且几乎听不见发动机的响声。高兴起来它能前边推四艘驳船后边再拉上两艘驳船同时排气管还不冒烟!他们的客轮就更神气了:船上有游泳池,甲板上有酒吧。 至于他们的航标船,也比我们的神气,那本来是苏联边防军的巡逻艇,后来因为是平底船不禁风浪才被淘汰。 我可有些崇洋媚外了——我觉得他们水手的制服也比我们那时候千篇一律的灰色或蓝色的“四个兜”神气。因为有一天轮到我下半夜上岗。 拂晓时分,东边天上由深蓝逐渐变为淡蓝继而转成亮紫色,太阳快露头了。黑龙江两岸碧绿的树林和黄色的沙滩也逐渐清晰可辨。 东边方向几里远处有一艘船逆流而上。凭我一年来在黑龙江边值勤的经验,我不但看出是那是苏方的航标船,还看出它的船头上站着一个人。船驶近后我拿起望远镜,看出那人是航标船上的大副,因为他的白色大沿帽和藏蓝色的制服以及他胸前一排发亮的铜扣都表明了他的身份。他那在蓝紫色晨曦逆光映衬下的匀称身材加上流线型的船体,就像是一副艺术剪影,叫我至今难忘。 这艘航标船是我们的老相识,它每周一次定期往返,检修沿岸的航标灯。 可惜那时候两国之间正剑拔弩张,并且我们国内也正到处找碴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不能向那位大副招手致意。 庄排长走近岸边小船,他要继续给船刷油、打腻子,我也该下岗了。我们每天除了站岗巡逻以外,也种菜、打鱼、捞木头。 庄排长是上海知青,平时挺随和,但遇事他可有个“老猪腰子”:他只按自己认准的想法办,绝不跟别人瞎跑,也不怕别人议论。并且他除了军事训练和站岗巡逻从不落后之外,划船、修船、织网、窝钩、种菜、打草等等,样样拿得起来。于是老排长退休之后,连里提拔他当了排长。对于那艘苏方的航标船他也很熟悉,说:“大副我没见过,可那船长真胖得可以!” 那件事发生在一个春夏之交的下午,那天下午又轮到我上岗。我走进哨所,把冲锋枪挂在墙上,望远镜立在桌子上,摊开记录本,然后担心地看着屋顶,生怕满天的大风把房顶掀掉。 这里每年春夏之交总要刮一场沙尘暴,大风刮得天日无光,连黑龙江掀起的巨浪的浪花也好像是黄的。到处都是尘土。平日里江面上打渔的、航运的、巡逻的等等各类船只都不见了踪影。哨所里只听见呼啸的风声和巨浪拍在江岸上的轰鸣声以及被大风刮得偏倒向一边的树林的哗啦啦的响声。除了我这站岗的,所有的人都躲在宿舍里。 忽然我发现东方几里远处我们的老相识——那艘苏方的航标船——正紧贴着我方江岸在巨浪的颠簸中逆流而上,当然他们肯定已经越过边界线了。怎么办?我赶紧打电话给庄排长。庄排长接电话后,抄起一支步枪顶着大风艰难地来到哨所。他看过之后也只能打电话请示上级。
黑龙江北岸是平缓延伸的沙滩,在风浪中船只如果沿北岸航行船只不是搁浅就是被巨浪掀翻,而南岸(即我方岸边)高出江面十来米,船只在风浪中靠向南岸航行则等于躲在一堵挡风的墙后边。苏方那艘航标船是平底,最怕风浪,所以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着我方江岸行驶。对方以为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可他们忘了当时两国间的形势,并且他们不知道我们这边抓阶级斗争的厉害,曾有人仅仅因为向对方船只招了招手而被无休止地批斗。 团作训股高股长在电话里严厉地说:“对于侵入我国神圣领土的修正主义新沙皇你还用请示吗?为什么不打!” 庄排长放下电话毫不犹豫地提起步枪跑出哨所,我也跟出去。 对方的船已驶近,这回我看见那位船长了,他的确胖得可以。看见庄排长举起的步枪,他走出驾驶舱摊开双手连连耸肩做出一副无奈状,那意思很明白,就是他们正处在险情之中。可是庄排长不管他这一套,据枪瞄准了。 那船正在巨浪中颠簸,一会被抛向浪峰,一会又被堕入浪谷。并且在大风里庄排长没法瞄准,他的身体和举起的枪口始终在不停地晃。如果一枪打偏了,子弹飞向对岸,对方的边防军就会有反应。说不定也会开火。即使庄排长开枪打在船帮上,也会给对方留下所谓的“罪证”。 边境无小事,有事通中央,庄排长学习过边境政策,深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终于没有开火。 对方的船可不能停,否则就会被巨浪掀翻。并且弄不好可能有中国人跳上去和他们评理,因为在珍宝岛和八岔岛对方把我们的渔民打得太惨了。于是他们的船在风浪中一上一下地颠簸着,逐渐地驶远了。 回到宿舍后庄排长愁眉不展——天天喊“打倒新沙皇”,今天却放跑了入侵船只,这可是天大的一例“阶级斗争新动向”。 电话响了,庄排长慢慢地拿起话筒。 高股长问:“咋样,开枪了吗?” 庄排长说:“没。” 高股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好啦,今天你小子要是开了枪,可就闯祸了——对方是遇险船只,按照国际惯例我们只能援救,你知道吗?” 尽管与刚才的命令相反,可他还是那么振振有词。可能刚才他向师部汇报时师部也是这么熊的他,于是他不顾一切地照搬过来又熊庄排长,毕竟是他亲自下令开枪的。 庄排长摔掉话筒,重重地倒在炕上,再也没心思听高股长训人了。我们也跟着笑出声来。没过一会他突然又跳起来喊:“擦枪!”,于是我们把子弹退出来,把枪擦干净摆上枪架。 不知啥时候风停了,江面上又是阳光明媚如诗如画。 几年后庄排长升任连指导员;三十年之后我听说回到上海的庄排长进入国家安全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