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头是山东人，五十多岁，像电影里的日本兵那样留着一撮小胡子，但那胡子是花白的而不是黑的。我调到武装分队来的时候，他正在马号喂马，人也住在马号里。 他终身没有结婚，不是他不想结，而是没有人愿嫁他。 有一位女知青到了队里，宣称自己要一辈子扎根边疆，并且经常到他的住处为他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她与一般的女知青不同，泼泼辣辣地说话办事都像是位乡下女人。这让他动了心，于是他托人去说合，结果却吓得那位女知青再也不敢登门了。 从此老赵头对知青们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忍无可忍，总想在全连大会上说一说，什么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要有决心啦，不要嘴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一套啦之类，可惜他不善言辞，粗话连篇，所以只要他在会上一发言，充其量不过是引起全场的哄笑而已，后来队里的各级领导也就再也不请他以贫下中农的身份在全连大会上发言了。 那一年队上让班长与我一起为全连做豆腐，豆腐房就在马号的隔壁。我们每天晚上泡上一大缸豆子，第二天再把泡发了的豆子用电磨磨成浆，然后倒进大锅里煮开，再就是点滷、过包、压石。这样我们每天能做两板豆腐。 闲暇时我们常到老赵头住处小坐，与他聊天。 老赵头人很通达，每见我们来了总要与我们天南地北地神侃。他在抗战时期先当民兵，后来加入八路军正规部队，淮海大战时他是一位重机枪手。我们都知道在淮海战场上解放军以六十万人与蒋军八十万人而且都是美式装备的王牌部队相持，最后竟把对方全歼了，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胜利了那是没的说，可是战斗中的激烈程度却可想而知，解放军各个参战部队的士兵们要想没有伤亡那是不可能的。 老赵头就负了重伤，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当时解放军的后方医院因为伤亡巨大而药品缺乏，医生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为老赵头做的手术。老赵头每讲到这些经历时，那脸上自然有一股豪情焕发出来，颇有“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比如他看到我们拿着枪训练时，就常常用右手里的拌料棍比作枪，再抬起左胳膊肘说：“到了战场上，这就是锹！” 我们默默地听这位老战士讲经验，谁也懒得说话，因为这故事他讲得太多了，只要他一来，我们就知道他要讲“锹”。 我倒没看出老赵头走路有什么异常来，而且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上二十多里外的场部看病、买东西或是卖鸡蛋。当然他的车技我不敢恭维，你若是听到“让开让开，车来啦！”的喊叫声，那就是老赵头过来了，他真的停不住车。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没有女人愿意嫁他了，除了他是个残疾人之外，他还嗜酒如命。当时我们那里六十五度的“北大荒”酒的瓶子在马号外边堆成了堆。而且我经常看到他为马拌料拌到一半的时候就一溜小跑地跑到里屋，举起酒瓶子灌上几口再跑回去干活。再不然，就小跑到我们豆腐房这边来，弄一碗豆腐脑或是弄块豆腐回去下酒。 武装分队原来不过是个普通的生产队，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位小伙子，吃、住都很紧张。食堂里的伙食也不怎么样。时间长了大家的口里都淡得出水。 既然宿舍里有取暖的火炉，那我们弄些鸡蛋来在屋里吃怎么样？有这想法的人肯定不少。 但是当时老职工家里明明有鸡蛋，可就是谁也不卖。你偶尔去拿几个没什么，你要是总去拿就拉不开脸了。全国上下揪“资本主义尾巴”揪得正热火朝天呢，家家都谈钱色变，所以谁也不敢收钱，而老占他家的便宜他也不愿意。那时候想买几个鸡蛋还真不容易。 我们想到了老赵头，这孤老头不是在马号外边自己养了一大群鸡吗？ 于是我去找老赵头。 老赵头听罢我的来意，竟也觉得不好办。这些鸡是他自养的没错，问题是他从未想过怎么卖它们，而且他好强了一辈子，也不愿意背上个收知青钱财的名声。 “要吃就自己来拿吧！”他说了一声。 我怎么敢。拿几个就走容易，可下次再想吃你就别来啦，这老头倔脾气上来可是张嘴就骂！ 我说：“我买得多，还是给您些钱吧，要不他们都来拿，您受得了吗？” 老赵头果然一瞪眼说：“都来拿？谁他娘的敢！” 我说：“大爷，您好歹说个价儿，我拿上几十个走怎么样？” 对于我他没什么办法，因为他经常上我豆腐房这边来弄豆腐回去下酒，面子上抹不开。 这位老战士想了半天，终于张口说：“一口价：一毛五一个！” 他以为这个价钱绝对公平，可我听了还是吓一跳。我每月的工资才三十二元，而且三十多年之后北京自由市场上鸡蛋三元钱一斤，合几毛钱一个，他当时就敢收一毛五分钱一个！ 我说：“便宜些好不好？”
他说：“不买拉倒！”然后就不说话了。 我既然来了，又不能空手回去，于是只拿了十个鸡蛋回到宿舍。心里仍愤愤地把这老投机倒把分子骂了不知多少遍！ 几年之后我回北京探亲归来，听说老赵头死了。 他的脸上生了癣，总是不停地挠，可是仍然刺痒难耐。于是他晚上临睡前就拿了些当时农村地区比较普遍应用的农药“敌百虫”抹在脸上。因为他挠痒的时候脸被挠破了，那“敌百虫”又是剧毒，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不过几十年后我常常还能想起他，除了他在全连大会上说粗话时被人哄笑后他那脸红脖子粗的模样，还有他举起左肘时对我们说的那句话：“这就是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