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天一早开始，知青共大的大队人马和来大寨的其他参观者们一样，在一名显然是经过了一番刻意修饰、操着一腔带有相当浓重晋中南口音普通话的大寨大队专职讲解员姑娘的引导下，依次参观了大寨大队的田野村庄。姑娘用她那稍嫌沙哑并略显做作的音调配合自己那不大有力的手臂，频频指点着那村中整齐划一的社员新居、满山碧绿整齐的梯田和田野间偶而能看得到的那些大寨社员们的劳动身影，向参观者们介绍着人们早已熟知的大寨历史。并不特别动听的那种千篇一律式的介绍，由于结合到了实景参观，因此人们听得还大都兴致勃勃，不时从观众群中传出的啧啧赞佩声就是明证。大寨人的光辉战斗历程必竟有着许多令人可歌可泣的生动事迹。
但是，人的思维总是不能那么如安排者之意地一致与和谐。就在这一支支参观者的队伍里，远不是所有人都那么聚精会神的。他们中有的是由于不习惯爬山的辛苦而疲惫不堪；有的是本心就不太赞成来这里参观而硬被某一级领导给箍来的；也有不少听众是真心要学习一点有用的经验、只是由于不满足于讲解员的一般化介绍而使自己的神思早已离开了讲解员并转到了自己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去了。
知青共大学员中几个来校前就担任了生产队长之类职务的男女知青，在刘惊涛的建议下悄悄离开了跟随专职讲解员的学员大队，他们“要用自己的眼睛找到真实的大寨精神和大寨经验”。 “整齐划一”这是他们对大寨的第一个重要印象。这不仅表现在经过治理的山山水水、那些被称为“海绵田”的遍野梯田上，而且在大寨社员的住房甚至室内格局方面也完全体现了这个特点，只要进过一户社员家参观，就等于走遍了大寨全村的所有农户。对此，学员们有的认为是“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而羡慕不已，有的却认为这是“不承认事物特殊性的形而上学表现（那时候还不敢直接讲出诸如‘抹杀个性’这类的词来）”而颇不以为然，更有人当时就把这种形式直接指斥为“这简直跟‘乌托邦’差不多了嘛”、不过当时就被好友硬是捂住了嘴巴没让他继续再讲下去。 “工程浩大”则是几乎所有人们参观后的一个普遍印象。不同的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居然也反差极大。正面的结论当然是感叹社会主义大协作下的移山填海之功如此伟大，想象着如果自己的第二故乡（对一般参观者则是家乡）也能组织起来真正学习大寨，岂非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吗。但也确有相当一些务实想干的农村干部对此颇有疑义，他们凭借自己多年的劳动实践，十分清楚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他们在自己的心中盘算出如果像大寨这样每年用这么多的工来开山造田，首先就会产生当年的粮食不够分红这样一种令他们实在心惊肉跳的事实。于是，“咱们学不成大寨”是他们参观后的普遍结论。理由主要是“咱们不可能找到那么多的外援。”刘惊涛等人甚至进一步得出了“如果要让我们队像大寨这么干，那只会把生产队整垮”的严重结论。有人曾经教育这些干部“学大寨的关键是要学他们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他们那种‘愚公移山、矢志不移’的人生态度”，却没有人能圆满地回答这些疑问者如果见实效的时间过于长久，对于永远只注重“眼见为实”的农民们是不是肯定会失望乃至再不相信这种至少在看得见的将来实际是无效的做法了。
“并不富裕”成了这些独立观察者们另一个相当明确的“认识收获”。这是他们从各家各户简单划一的室内摆设得到的一个结论。细心的刘惊涛等人特别去擅自翻动了一些农户家里的粮食储备等情况，结果是发现一律所存无几。有人解释为“他们是胸怀全人类嘛，所以把粮食都捐出去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定时到队里领粮食嘛，家里存粮少不是很好吗。既干净又不浪费。”；当然也立即有人表示反对：“这么让社员群众饿着肚子干革命，我看农民群众不会那么情愿的。”佐证的材料则是“你看那些社员们个个面有菜色，见到咱们这些参观者并没有什么热情、甚至还有意躲着咱们走呢。”
刘惊涛等人曾在一条山路上堵住了大寨名人郭凤莲。对这位铁姑娘队队长的传奇式报导，理所当然地使大家不约而同地将她围了起来，并七嘴八舌地向她发出了连珠炮般的询问。郭凤莲只是向大家笑笑，并没有回答人们的提问，而是用手指向远处急急赶来的一名大寨专职导游，示意大家有问题去问那位姑娘，自己则一个小巧的闪身后，就轻而易举地脱离了人们的重重包围，自顾自地离开了。看来，这种被围和脱离在她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当时许多人都觉得“这姑娘怎么这么狂啊”，现在看来，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的高压下，即使像郭凤莲这样的名人，也不得不时刻注意不能随便讲话，以免一旦出现意外被人找出什么破绽而遭到真正的意外；而对那些专职导游们来说，一是平时训练有素，二是万一出点什么差错也可以因为“她们是小人物”而轻易得到解脱的。
事物往往如此发展。当它们主要是按照自身运动的客观规律前进时，其基本方向的明确性与其表面现象的令人满意性之间，往往存在着许多似乎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当人们企图通过主观的努力去一味坚持要改变这些表象中的不足时，结果却又往往是适得其反。我们的学员报着极高的期望值来到了大寨，得到的收获却与原来所预想的有了很大差异。几十年后，当人们回忆起这段大寨之行的时候，留下来的记忆到底还有些什么呢？
第二十一节
在大寨参观的那几天里，郑仙巧意外地遇见了自己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同学、后来转学到了北京、现在已经在山西插队数年的任鸣鸣。 两个人是在一次两支参观队伍在回程中相遇时碰面的。 在参观大寨的队伍里，知青共大的学员队显然是一支最年青的队伍。像这样一水儿由知青组成的参观大队，不知是不是绝无仅有，反正肯定是不会多见。因此，这支队伍无论走到哪，都挺“扎眼”招人的。其他以各地农村干部为主组成的参观团见到了这支充满朝气的队伍时，往往都忍不住要驻足观察一下，也有不少前来询问的，因为很少见得到任何地区的农村一下子会有这么多年青干部聚集在一起的。在中国的那个时代里，绝大多数农村干部都是从闹土改的时候就上了任的，一个村里能有个把参军复员回来的干部补充进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即便已经经过了“四清”和文革两次大型的“吐故纳新”，年青干部在村里、尤其是各村的主要干部中所占的比例还是不大。这几年，一些生产队从知识青年里提拔了一批社队基层干部，总体上仍然只是沧海之一粟罢了。因此，当任鸣鸣与自己的参观团一起遇到了知青共大这支队伍，又听说是来自内蒙古的知青参观团时，当然不免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上前询问是否有自己原来中学的同学。
这一问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北京这边的同学没找到，却遇见了郑仙巧这个自己在天津时的老同学。 任鸣鸣非常兴奋，他立即向自己团的带队团长请了假，随知青共大的队伍到了他们的驻地。与大家共进晚餐后，郑仙巧为任鸣鸣专门组织了一个讨论会。她先请任鸣鸣为共大学员们介绍了自己在山西插队数年来的实践经历，再请任鸣鸣向学员们尽情提问，由大家进行讨论和回答。 任鸣鸣所在的村子里，一批下了数十名北京知青。七八年过去了，现在全村只剩下已经担任了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他自己、和分别担任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职务的不多几名知青了。大多数知青都被县里安排了工作，回北京的知青并不算多，而且大多是办“病退”回去的。 “我有个感觉。是这次来参观后产生的。以往在队里，觉得咱们知青上山下乡，已经给中国的广大农村带来了明显的大变化。可来这里一看，就说这么多参观团吧，它的成员构成里根本没有几名知青在其中。这说明了什么？还不是说明了中国广大农村真正的主力军仍然是八亿农民嘛。咱们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下来了，比起八亿农民的数量来，还是少得可怜啊。过去宣传中总是讲咱们是生力军，那时候觉得提得还不够劲儿，现在一想啊，咱们能真的够上生力军就不错了。客观上讲，对咱们知识青年来说，人生道路的选择可以有许多种，至少比八亿农民多得多；再加上咱们的知识和阅历相对说比八亿农民的大多数要强上一点点，党中央毛主席又对咱们特别给予了明显比一般社员们高得多的实际关怀，这才使咱们知青的个人发展道路上出现了许多比农民社员们、至少是与咱们大体相同的回乡知青们多得多的机遇。因此，我觉得咱们知青千万不能自己就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不能觉得自己就真的比那些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高一头，而是更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夹着尾巴做人’，这才能在咱们扎根农村的伟大实践中真正做出一点成绩来。”任鸣鸣向知青共大的学员们发出了这样一通感慨。 “是啊，我这些天看见的来大寨参观的队伍，尽是些半大老头子，连女干部都不多呢。”一名女学员也感慨着搭了腔。 “这个问题提得好。不过，我想大家还应该想到另一层意思。”黄念生忍不住要发言了。 “哪层意思？”郑仙巧问他。 “我是在想。知青在人数上明显少于八亿农民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主力军和生力军的差别也是真实的社会存在。但这不也恰恰说明了咱们这批知青更加‘任重而道远’了嘛。正是由于人数少，因此，咱们每一名知青所担负的历史重任就更加沉重，每个人都更加应当努力发挥出自己一切可能的光和热，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更多地做出一点什么来啊。想当初红军长征的时候，到达陕北的只有区区三万来人。这比起当时全中国的四亿多人口来不是更少了吗？可就是这三万多人，为中国的明天指明了方向，引导和带领着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完成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咱们知识青年虽然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却是这个党所领导的一支重要年青力量，我感觉我们就应该像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那样，把自己锻炼得真正够坚强、有力量，党指向哪里，咱们就能打到哪里。当年，党需要她的战士们解放全中国；今天，党需要我们在广大农村牧区改天换地。这都是不同历史时代对青年一代的召唤啊。同学们，消灭三大差别的战斗，一点儿不比消灭国民党八百万大军容易。毛主席说过，新中国的建立，不过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而消灭三大差别的战斗，则是需要几代人的顽强努力才能够得到完成的更加伟大的历史任务啊。在如今这样的和平年代，有许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东西在诱惑着我们青年人，三大差别本身就使人容易产生向往城市、而不愿在农村牧区坚持艰苦奋斗、大有作为的思想和实践倾向。再加上城市本身也需要大批青年人接各方面的班，‘扎根’就更加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而咱们知青共大呢，就是在做着这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壮举，咱们这批学员，就是要在这个时代里走出一条新的长征路的英勇战士。任鸣鸣同学讲的‘要夹起尾巴做人’一点也没有错。但咱们不能把它理解为可以因此就对自己放松要求了。实际上，咱们的任务、咱们的责任都是更加重大了。今天听了任鸣鸣同志的发言，再加上咱们在大寨参观的感受，我觉得咱们大家都应该更加认真地考虑一下自己毕业回去后应该做些什么这样严肃的事情了。大家说对吗？”原来，黄念生听了任鸣鸣的发言，感觉他的调子有点低，怕学员们受到反面影响，于是赶紧插了这么一大段议论。 当晚，任鸣鸣与郑仙巧又促膝长谈了整整一夜。两个同是知青出身、又同样担任了农村基层干部的老同学，在大寨这块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最神圣的土地上，畅开心扉谈了很多很多。 谈话中，任鸣鸣对黄念生的思想认识觉得过于激进，而郑仙巧则一力地为黄念生作着解释，向任鸣鸣介绍小黄的经历和为人。任鸣鸣反正也不认识黄念生，又不打算与他共什么事，只不过是有感而发的议论，听了郑仙巧的解释，就不再说它了，笑了笑，就把话题转开了。
当然，两个人谈得最多的，还是对如何尽快改变自己第二故乡面貌的经验交流。两个人都从自己的实践中深深感觉到了掌握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极端重要性。也深深感觉到了要在自己的第二故乡普及这些农业科技的严重障碍和极大阻力。对于自己个人的前途，两个人都认同“将来肯定得到公社或县里发展”的基本趋势，因为这是一个既能保证自己选择的事业能够继续进行、又能保证自己个人的基本生存的最实际趋向。两个人都觉得，如果上山下乡运动能够正常继续下去，那么知青们未来的实际出路，除了一部分肯定是回城参加新的工作外，应当是相当一部分留在了第二故乡所在地区的公社、县乃至地区三级担任各种职务，而留在队里一辈子的知青在人数上恐怕不会超过三分之一。这不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而是二人从各自的长期实践中得出的一种结论。 特别有意思的是，虽然两个人都是由于参观大寨才得到重聚机会的，但在二人这一整晚的交谈中却几乎没有涉及过学大寨的话题。两个人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现象是否说明了什么问题。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黄念生的那一通发言，使得不少在参观大寨过程中产生了思想疑问的学员们反而在“认真思考自己回去后怎么干”的问题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疑虑。因为，问题一接触到自己队里的实际时，那些自己虽然认为已经接受、然而却远不够成熟的理论就受到了最强烈的对抗，许多自己认为难以解决的实践性课题都跑出来搅和自己的思维，反而把自己的思想搞得更乱了。
总之，学员们出发前的高度兴奋，在大寨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收获。多数学员对大寨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他们总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自己的所在队与大寨实在是差到了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了，任凭自己决心如何大、信心怎么强，最后怕也是要学习不成而白费功夫的；一些比较朴实的学员得出了“‘幸福不会从天降，不下苦功花不开’。最重要的还是要真心真意地坚持长期艰苦奋斗”这样的结论，他们对于这次大寨之行还是相当满意的，不过，他们实际上也并没有得到多少具体的收获；几名最“革命”的学员则得出了“大寨好就好在有一个真正革命的领导班子”的结论，下决心回去后不管怎么样也得先把队里的大权夺过来，然后才谈得上学大寨；更有如刘惊涛等自主意识特别强并有相当实践经验的学员，由于自己的独立考察和思考，干脆对学习大寨得出了“不能再盲目学习下去了”的结论，开始独立自主地去寻找另外的经验和模式了。
第二十二节
大寨之行的最大实际收获，是学员中相当一批从来没有离开过内蒙古自治区的青年人圆成了一个“到趟北京”的人生大梦。 在这批一百二十名学员中，南京知青只有一名，上海知青也不过三名，北京知青十名左右，天津知青将近二十，剩下的都是内蒙古自治区本土的知青了。在内蒙知青中，又有相当一批是各盟市当地土生土长的孩子，他们中相当一些人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内蒙古的。这次大寨之行，许多人都早就憋足了劲地想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去好好看看了。如果把参观大寨作为农业战线劳动者的朝圣，那么，到北京则是全中国人民更加具有朝圣意义的行程了。
如此，经过学员们的强烈要求，组织者们将归程设计为先回到北京，再乘直达火车回到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最后从那里乘长途公交车回到凉城岱海的学校去。这可真的把大家乐坏了。许多同学尤其是那些女生，早早地就开始悄悄地计划起到了北京该给自己和家人买些什么这类出门必需要做的事来。 学员们到达北京的时候，恰是东方既白的黎明时分。大队人马从北京站出来，整好队伍，一路步行先来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前。 此时，天已经大亮了。随着东方刚刚露出小半张笑脸的阳光斜斜地照射在金碧辉煌的昔日皇宫瓦舍之上，给宏伟的天安门罩上了一层庄严神圣的光韵，也给聚集在金水桥边的共大学员们全身洒满了一片金色的、特别惬意舒适的温暖。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晨风的轻拂下飒飒飘舞，使共大学员们心中真的产生了一种无比神圣的朝觐者心态。 同学们面对久已向往的天安门纷纷拍照留念，玉环、莎仁等带来的蒙古袍成了大家必借的宝贝。许多同学心情激动地面对着天安门上的巨幅毛主席画像挥拳宣誓，更多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放声唱起了《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还是由于同学们完全一致的强烈要求，大队人马决定在北京呆上 三天两晚，第三天晚上乘车返回。为了节约经费，打前站的青云同学为大家安排了城里一家利用地下人防工程改建的便宜旅馆。 从天安门回到旅馆，已经接近正午时分了。十来名北京知青分别担负起了向导的重任。他们每个人受命带领一个按照学员个人要求临时编成的小组，最重要的责任是“不许丢失一名学员”。各组的具体活动，则是这些引路的北京知青们事先提出计划，按照各自决定的特点花样百出地作出安排的。这些计划里，有的以游览为主，不过具体的游览地点不尽相同，当然都少不了爬长城这一项“好汉”的壮举了；有的以购物为主，这当然多数是由一些女生组成的小组了；还有的则是有着自己一些特殊的计划和需求。由于各小组活动有兴趣的对象人数不同，这些小组的人数也就不那么齐整，有的人多，有的人少。 吃过午饭，大家分别匆匆出发了。这个下午的行程，绝大多数都是到那些北京学员的家中作客。这些北京学员的家长们对于自己孩子内蒙战友的到来，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了最大的热情。以西瓜为主的水果、在那个时候还非常招人喜爱的各色糖果、以北京特色饺子为主的晚餐，都给学员们留下了对于“北京人”的第一份好印象。 晚饭后，许多小组的外地学员都一再推辞掉了北京家长的继续盛情挽留，硬是逼着北京学员带上大家到北京王府井、前门大栅栏等繁华大街上游览闲逛。再怎么说，北京也是全中国的首都，尤其是像王府井这样的大型商业街上，摆放的货物品种虽然远不如今天甚至某个比较繁华的县城，但也远比当时内蒙古任何一个最繁华的商店的东西要齐全悦目得多得多。大家在这些大街上留连忘返，大都是深夜才回到住处睡觉的。 第二天一大早，许多学员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就又匆匆出发了。这天，大多数的小组都是外出游览，毕竟北京城里必须玩到的地方还是太多了。 于是，长城的烽火台上、故宫的太和殿里、北海的小划艇中、颐和园的佛香阁顶……到处都出现了一批看上去仍然风尘朴朴、却明显精神抖擞的年青人。欢笑声、歌声在他们中间不时响起，照相机的闪光灯一次又一次地捕捉下了这些欢乐的倩影。这批知青们又一次得到了一个尽情渲泄的机会。在那样一个无比“严肃”的时代，对这样一个特别“政治”的集体来说，能够得到这样一次用“公款”资助的特别旅游，还真是大多数学员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诚然，几乎任何极度的狂欢中都可能出现几个不和谐的音符，北京地区欢乐的行程中，也曾出现过几次小小的不愉快。例如有几名从未来过北京、甚至从未到过任何繁华大城市的小学员在几次不同的活动中情境十分相同地掉队走失了。幸亏带队的北京知青们早有准备，大家都是每走不多远就要停下队伍点点人头，所以都能够比较及时地发现这些情况，并立即停下前行中的大队人马，由带队的北京同学立即顺原路找回去；而那些不慎走失的学员，事前也幸亏被千叮咛万嘱咐过“一旦与大队人马走散，立即站在原地千万别动，等着其他同学来找你”。这样一来，每一个不经意间走失的学员都被很快找了回来，剩下的当然只是一场虚惊和一段笑话了。再如也是头一次来到京城的孟和生等极少几名学员，面对那么多从来没有见过、甚至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美味小吃，不但自己可着腰包地买了尝鲜，而且不惜借钱满足自己的这份口福，还对其他同学的慷慨赠予一概欣然接受不误。这么一来，居然有一两个吃得闹起了肚子，不但不能再跟同学们外出游玩，而且还得拖累其他学员轮流留在家中照顾他们。好在绝大多数人都可了心如了愿，因此大家都对此行满意极了。
第二十三节
刘惊涛等几名在大寨就已经产生了许多重大思想疑问的学员，是怀着另一种心态来北京的。
从对大寨这个全国农业战线典型的许多疑问中，人们开始产生了对于其他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新疑惑和新想法。“能不能从北京找到些什么更科学的答案呢？”这是当时这些把政治看成可以超乎自己生命的知青们心底里潜藏着的一个巨大心愿。 到京后的这几个人，在路上就提前向带队领导请好了假，并以自己来过（不少甚至住过）北京为主要理由赢得了领导的放心，准许他们以个人为单位自由行动。
刘惊涛一头奔到了自己的亲戚家。 这是位于北京航空学院大院里的一处家属楼。惊涛的亲戚在航空学院当讲师。现在则担任着学院里一个系的革委会副主任。 当时似乎到处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实：凡在单位里担任副职的，除了极个别是因为权力再分配中实在位置不够才给予副职安排外，一般的副职都是正职挑出来为自己真正做事情的；特别是当这些副职不属于该权力集团核心成员范畴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除了少数利欲熏心、权迷了心窍的傻瓜，大多数这种副职人员都比一般人更加精明、更加小心谨慎、更加本能地关注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风云中几乎任何蛛丝马迹。 刘惊涛的亲戚宁讲师就属于这样的一位。他原来是一心一意做学问的一个人，大乱的时候也没有参加什么派别组织，与所有人都关系不错，也与所有人都交往不深。谁知这倒成了少有的一宝了。当时的各级革委会都要求在形式上做到“三结合”，学院里的系革委会当然不能少了“教师代表”了，由于两派间的权力争执相当尖锐，那位系革委的头子突然间想到了把他这个跟谁都不沾边的人弄到副主任的位置上，这样既稳住了自己主任的宝座，又有了一个能够应付各种自己不愿意应付的事务的得力帮手。 宁讲师自此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于是开始像研究自己的学术问题一样地认真琢磨起当前的各种政治问题来。才半年左右，他就初步了解了不少现实的和理论的“政治”问题，俨然在一些人中成了一名政治问题分析的小小权威了。 刘惊涛从他最近的几次来信中发现了这个特点，早就想当面向他进行讨教了。这次有了这个机会，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了。两个人见了面连寒喧都没顾上，惊涛就向宁讲师吐出了一连串尖锐的问题。 宁讲师也是好为人师，对于惊涛的一连串提问，只是一个劲地用笔刷刷地记录着，大有老师在准备回答学生提问、或者说挺有一股什么大人物答记者问的架势。 “你的这一堆问题啊，其实完全可以归结成三个大问题。”宁讲师听完了惊涛的疑问，稍作思考后开始发言了。 “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是现代哲学理论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报纸上总是把它简单地混淆地叫作‘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几乎从不将它们讲清楚。上山下乡好不好？要不要坚持？农业学大寨该怎么学？学什么？大寨经验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或者叫怎么看待大寨经验？这些本来都是明显和纯粹实践性的问题，现在非要先从理论上弄出个子午卯酉来，这在哲学上明显是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弄颠倒了嘛。
“其次是一个政治问题。前边这种做法，为什么在现如今是大有市场呢？答案就因为它牵涉到了当前的政治。什么叫政治？叫我说政治既然是以阶级对抗为中心的各种经济问题的集中表现，在现实中就应该把它实事求是地理解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抗争。上头的人为了总体工作上的稳定局势而吹捧一些运动，让老百姓更多地去跟着自己的总体目标老老实实走下去；你们下边的实践者呢，又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和进一步的有保障的增加，来到处寻找这种理论色彩更加浓重的东西为自己增加新的光环。你别生气，只要认真想想过去人们对于宗教的那种迷信，再看看今天中国大地上这种红色崇拜，难道你能找出二者间的什么本质性区别吗？ “现在说到第三了。这里还存在一个客观条件的制约问题。其实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更多地了解一些在你所选择的事业四周，到底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客观因素。就你面临的情况具体讲，我看大概就是需要更多可靠因而更可依据的小道消息。这类消息，从层次上讲，大致可分为全国级的、地区级的和你们单位级的三层。如果你每次思考问题的时候都能够从这三个方面比较全面地把握住各种主要客观因素的话，你的任何判断就都会比较理智和现实了。” “你讲的道理当然对了，可我是想听听你对我这些问题的具体认识和看法呀。”惊涛强调了一句。 “具体意见不太好说，尤其现在到处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给你讲多了，回去后你一不留神讲错了话，那不是害了你嘛。” “没事。我来找你就是要听你最真实的想法的。到了外面我当然不会胡讲的。你就放心地给我讲讲吧。” “那我可就说了。不过还是得强调一句：我的看法都是‘仅供参考’啊。
“先讲大寨吧。你应该知道，中国自合作化以来，树立的全国性典型本来是很多的。这些典型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农村改天换地的具体奋斗途径；又从中形成和突出了许多共性的也就是规律性的东西供人们思考和学习。现在只剩了一个大寨，首先可比性就差多了，那么任凭你如何为它涂抹宣传，结果总是显得至少很苍白。你们那套不按宣传口径走的总结，其实是对的，至少是你们认真思考后的结论，比起人云亦云般的感想类东西要实在得多了。不过，我的意见是你完全不必那么悲观。大寨毕竟也是改了天换了地的嘛。它有它的成绩，你们有你们的实际。别硬套它的模式就行了。起码你还可以从它开始改变家乡面貌的实践中得到点什么启示吧。 “再说说你们的上山下乡吧。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在为你们唱赞歌，可有多少领导干部能像周总理那样把自己孩子亲自送到乡下的？你们这些下了乡的孩子里，又有多少是真正心甘情愿的？这叫什么？这叫‘大势所趋’懂吗。谁也违抗不了的；至少你这样的平头老百姓是肯定违抗不了的。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讲存在决定意识么，谁生存在什么样的客观历史环境里是像你的家庭出身一样无法选择的。能够让你选择的是你自己该怎么做，就是具体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下乡不见得就什么都不好，这你比我能讲出更多的道理来；可下乡也不可能好到完全没有问题，这你也应该比我清楚。我的看法是，既然已经下了乡，就别去评价它本身的是与非，而是应该脚踏实地地认真琢磨自己的具体生活方式方法。别的你自己已经干得很不错了，我只提醒你一点：肚子里如果没有真货，那在哪儿都不行。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话到这里，剩下的你自己去悟吧。叫我说呀，现在最实际的问题还是让我好好请上你一顿，让你的肠胃先进入一次共产主义社会吧。”
第二十四节
到达北京的当天，卫东就直接乘车回到自己北京的母校——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十二年过去了，学校里当年的同学已经星散。他只找到了还在学校任教的原来的两位老师。 由于时值暑假，学校里只有几名后勤员工和值 在学校的时候，卫东就是 当年（即1976年）的元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辞世，北京的广大人民群众借着悼念周总理之机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对毛主席严厉批评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王洪文等人的倒行逆施，以各种不同方式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这些人可还大都在台上呢呀。因此当然不会允许群众对自己的统治提出任何疑义了。于是就发生了他们这伙人借批判邓小平的名义、实际上不但压制群众大规模纪念周总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 “那毛主席就不管吗？”卫东还是有点不大相信。 “告诉你吧孩子，听可靠消息讲，毛主席最近一年多病得相当严重。实际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理政了。” 毛主席病了！这个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居然也会生病！居然也有了不能理政的时候！这对于仍然相当天真的知青卫东来说，可是又一个晴天霹雳了。卫东的心沉了一下，揪得紧紧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卫东听
结束了这番谈话，卫东又经
从班主任的口中，卫东得知自己班里的同学也都下乡到了内蒙、山西、黑龙江或云南等边远地区，有的在兵团，有的是插队，现在也还只有少数几个因病调回了北京。 在卫东的要求下，这几名老同学于当晚齐聚到了 知青们凑到一起，免不了要谈谈大家都关心的话题——知青的出路问题。 从聊天中，卫东发现，绝大多数地方的知青都对自己现在的生存条件有着无数的不满意。但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真正考虑动地方的却不多，但几乎所有人都有“能回来是最好的”这种念头。对于内蒙古卫东所在的这样一所“知青自己的大学”，大家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东问西问地似乎没个够。可听说卫东在研究什么“知青运动理论”却大都不以为然。多数同学认为“用不着费劲去研究什么理论，还是能给咱们一些实际的支持最好”。 “我有一个体会，就是祖国建设的各个地方都非常需要咱们这一代年青人接班。咱们原来只在乡下，当然是突出地觉得消灭三大差别的重任在肩了；然而，不论你现在到哪里去看看，青黄不接的现象其实都非常严重。各级国家机关里由于缺少年青人而暮气沉沉，许多科研单位由于没有连续补充的后续人才面临极大的危机，再这么拖下去，恐怕咱们国家在六十年代好容易才抢占了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些项目就得被人家远远地甩到后头去了。” “这就对了！咱们既然是祖国各项事业的接班人，那为什么还要非苦苦挣扎着坚持这倒霉的乡村呢。”一名卫东班里刚从乡下回到北京的同学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了最充分的依据。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现在的中国，各方面事业都在飞速发展，需要人才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对人才的实际要求也实在是越来越高了。因此，咱们不应该拘泥于年青人关心什么具体问题、也不必为应该具体走什么道路犯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给自己充电。只要有了足够的准备，这个时代所给予咱们这一代人的机会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啊，我的看法是：大家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和愿望去广泛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关键是都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选择，有准备地打好每一次人生的战役。你们说对吗？” 当天晚上，卫东没有回去， “不过，你也不必因此就放弃了你自己的这份追求。再怎么着，这全国上千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摆在那里，总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中央和国家是不会不管的。你自己也完全可能以知青运动作为研究选题，去学习和运用你所学到的一切理论知识，从中去体会理论的一切真谛嘛。有了这种体会和认识，肯定对你将来做一切工作都会有帮助的。” 卫东听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觉得这一切都打乱了自己原来固定的一套思维模式，自己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了。
第二十五节
黄念生总算从繁忙的事务中挤出了一个晚上，回家与父亲单独吃了一顿晚饭，又推心置腹地促膝长谈了整整一夜。 父亲目前的处境相当尴尬。凭了一个“烈士后代”的头衔，倒也没有谁敢把他怎么样。但他从延安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使他对文革中的许多现行政策极度不满。因此，虽然他的文笔一流，却也并没有人对他如何垂青，除了偶尔让他写一些纯粹应景的文章外，他几乎成天无所事事。对于一个工作惯了的老同志来说，这种赋闲几乎等于关了他的禁闭。好在父亲的心胸尚很开朗，于是就开始利用这其实是难得的大段空余时间读了许多书，还练就了一手相当不错的书法。 对于儿子，父亲从不刻意要求他走哪条道路。他只是对儿子的任何想法客观地讲出自己的评价意见，然后就让孩子自己去作最后的决定。黄念生特别敬重父亲的这种做法，并经常以此为荣并向四周的伙伴们不断宣扬。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黄念生对于父亲的各种具体意见从来就不大听得进去。 这次父子见面，念生先是耐心地听父亲对他的现状作了一番生动的描述。然后哈哈一笑，拍拍老爸的肩膀：“我看啊，这挺适合您的嘛。您忘了林彪出事的时候您的观点啦？政治这玩艺儿少碰为佳嘛。” “那你现在可是站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呢。” “我就不同啦。你也知道的，我从小就喜欢乘风破浪的感觉，现在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我才不会放弃呢。而且，广阔天地里没有什么人会因为我鼓吹上山下乡就把我怎么样的，您老还替我急什么呀。” “问题是，中央对上山下乡的态度……” “我知道，您老不是早就告诉过我了嘛。对这个问题，我可是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和研究的哟。我的看法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革命，这在理论上已经勿庸置疑了；那么，中央领导过去和现在的实际态度就不过只可能是不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暂时的肤浅认识，历史不会让它们长期如此下去的。我现在在基层坚持上山下乡的道路，并且宣传和鼓动更多的知青战友与我一道奋斗，总有一天，这项奋斗会开出它自己的丰硕成果的。我的革命实践也就总有一天会被历史承认的。” “儿子，你这不是想当然吗？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上山下乡肯定算是一场革命啊？你又凭什么断定中央领导的认识就不符合什么客观规律了呢。再说了，你希望历史承认你的‘革命实践’，是不是还可以看作有那么一丝个人英雄主义的成份在里面啊？” “没有的，老爸。我是真正相信自己实践的意义，又因为它只能和必须是相当大一个多数青年人共同的事业，所以我才衷心地期望历史会早一天承认这份实践的。至于我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嘛，实在太长了，一两句话跟您老讲不清楚。反正我已经是经过反复思考论证了，而且我还到处去讲，以图听到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意见，可到现在为止，这种意见倒不是听不到，却没有一条够得上让我认真对待的。它们在我的理论面前全都显得不堪一击，对方辩手本人往往都会亲自承认他们的悖理。这应该说明一些问题了吧。” “你小子就是个嘴好。叫我说啊，你讲话的范围恐怕还很局限，听到的具体意见恐怕也就远不那么全面了。理论上现在许多人辩不过你，那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中国现在真正掌握辩证法的人实在太少了；在理论工作者的圈子里尤其如此。要我看哪，你的那点儿理论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差得远着呢。不过我也知道，现在我说你什么你也不会听得进去的。你现在的状况可以说叫‘着迷’了。所以我今天也不再跟你扯什么理论了。但愿你不要迷得‘走火入魔’才好。可有一样东西你不能不重视，那就是人心的向背。中国也好，外国也好，人心的向背永远在历史上都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毛主席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话一点都不错。具体的例子我已经给你讲过不知多少了，生活实践中你也不可能体会不到。我现在要提醒你的，就是对人民的意志一定要永远都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千万不要重视不够甚至干脆不予重视啊，那可是会摔大跟头的。……” “……” “……” 父子俩心平气和、推心置腹地聊着，直到东方既白，黄念生不得不赶紧出发，去按计划领一部分同学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两个人就这样又一次匆匆离别了。
（末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