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仙巧、小黄、卫东，还有从县城赶回来的为学校建设专搞后勤的刘万昌、陈百春、甄登云和农场里几位知青副场长（大老王已经被知青们强迫着去睡了）们，围聚在一间小屋里叽咕了一气，搞出了开学典礼前这段时间的具体日程安排；又在半夜十二点差一刻的时候再度召集各小组组长们进行了对第二天行动的部署；最后对每个宿舍都明确了一会儿回去后通知大家明早何时起床的人选，这才结束了这一天的全部工作。

    肥料是去年冬天就收集堆放好的，现在冻得一个个赛过了钢铁般的坨子。狠狠地一镐砸下去，只不过现出一点白印。大家轮流出手，一个个都拿出了自己吃奶的劲头，互相较着劲地干着；有经验的“高手”们为大家寻找着粪堆上的缝隙和纹路，以便能够少费些劲地刨开它们。

    运送肥料的工具有几辆小推车，更多的则是肩挑人扛的大抬筐。人们自动形成了两条运输的长龙，排着队一溜小跑地来回赶着，看劲头一个比一个精神。

    大约在朝阳初起的时候，学员们回到了住地。一顿只有几根腌胡萝卜拌玉米糊糊、外加每人两个窝窝头的早餐，大家吃得都很香。这一大半是由于这一早上玩命般的猛干，再加上众人都还相当兴奋的好心情。

    饭后，小组长们领到了新任务：以组为单位进行座谈，中心议题是“我为什么上共大”；从每个学员自我介绍个人情况、主要是下乡经历开始。学员们遂在几间大宿舍里分组团团坐定，开始了一组比一组热烈的发言。

    在另一间大屋里，许主任召集知青办来到这里的全体人员和事先选定的一批学员兼工作人员也在紧张地讨论着。农场的负责人们除张泽志带人下地劳动外也都在座。当天的中心议题是对开学典礼活动的具体安排。

    从前几天起，学员们已经不再天天参加农场的生产活动，而是集中力量为学校的开学典礼进行着紧张的筹备。今天，真正的大典就要举行了，大伙儿的心情都挺激动，没等起床铃声响起，大家就纷纷起来了。

    用不着谁去指挥，学员们还真是眼里有活儿。一批人扛了梯子，忙着往还透着木料清香的典礼台架子上扎横幅。“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大会”的超大红底黄字横幅，在越来越亮堂的半空中伴着冉冉升起的初阳显得十分清晰醒目；不知从哪里借来的稍现陈旧的紫红色大幕布围住了主席台的后侧和两边。一批人忙着把一把把椅子和几张长桌摆放到主席台上，再铺上几幅长长的淡蓝色布匹作为桌布。又一批人扛来一根根匆匆制成的原木表皮板，下面垫上几块作房基的石头，当作一会儿开会时的观众座席。玉环、莎仁和东芳等几名蒙古族姑娘穿上了色彩鲜艳的蒙古袍，把一盘盘杯子端到主席台上一一放好，里面又一一放好了茶叶，再去拎来了十几只盛满开水的暖壶，只等客人一到，就可以从容上茶了。

    刚陆陆续续吃完早餐，凉城县里的头头脑脑几十号人就已经到了。县委副书记、县武装部部长、知青共大的兼职副书记张进才匆匆从一辆小吉普上跳下来，同赶来迎接自己的自治区知青办宣教处副处长、知青共大常务副书记兼副校长宋石如同志握了握手，并在他的陪同下来到正忙得满头大汗的许主任面前打了招呼，再将县里诸位领导向许主任等一一作了相互介绍。许主任又叫过来郑仙巧、小黄等主要学员干部向大家作了介绍。

    从这时起，各方面人士陆续到来。有乌兰察布盟的领导们，有自治区各大媒体的记者们，中央驻内蒙各大媒体的记者也到了，还有许多县城里和附近生产队的闲散民众也纷纷赶来看热闹了。

    约9时许，从县城方向开来了一长串黄色高级越野中巴，后面跟了一串数量更多的小轿车。

    “内蒙首长们来了！”消息不胫而走。人们潮水般地涌向新到的车队。

    卫东跟着人群迷迷糊糊地也在往车队方向晃着。来学校这几天，可把他困坏了。在草原上整整八年，还从来没有像这几天似的这么累过呢。每天天不亮就随着大家起来了，虽然为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学员们从没有让他参加过任何体力劳动，但他却并不敢自己找时间偷偷睡觉，有时候还需要费力地去回忆和整理头天夜里的会议记录，理顺以宋石如、郑仙巧和小黄几人为中心、连续几夜不休不眠精神百倍地争论出来的那些点子，将它们一一变成文字要求，再刻写印制（或复写）出来，好保证每天学员学习内容的正常进行。到了“5. 4”这一天，他已经成了个迷糊大王了。整个早上，他在会场四周东转西转的，也不知自己在干什么，只是下意识地跟随人们在木然地行动着。

    忽然，他被一双热乎乎的手紧紧握住了。

    “曲折！你怎么来了？”卫东问了这句话，才想起这位在1968年带领十名北京知青首创文革后上山下乡历史记录的带头人，现在已经是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尤太忠同志的秘书了，这才紧接着追问了一句：“尤书记也来啦？”

    曲折满脸堆着激动而真诚的笑容：“当然来了。昨天尤书记拿着请柬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要去，一定得去。这可是全区知识青年的一件大事啊。’这不，今天，自治区在家的领导一个不落地全都到了呢。”

    两个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相遇相识的普通青年，肩并肩地站在沸腾的人群中，无比欣慰地看着面前这份欢腾的场面，由衷地笑着，心中都蕴含着发自内心的巨大激动。

    首先，由各级领导向这批学员们先后颁发了如下赠品：

    思想武器：马列选集每人八本，毛泽东选集一套；

    备战武器：男生人手一支全自动步枪，女生人手一支半自动步枪；

    劳动武器：每人新镰刀一把，外带大草帽一个。

    然后是领导讲话。

    尤太忠书记率先发言。他念的是曲折起草好的稿子，所以给人以特别有力的鼓舞，让学员们听了觉得信心百倍，好象自己一下子成了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的真正革命者了。

    接着，各级领导纷纷发言，大概都是些应景儿的拜年话，学员们整齐地站在主席台的一角，卫东和其他几名学员已经站在那里睡着了。台下的各路观众们却是人声不断，有的在指点着主席台上的某位领导，有的在评论台上某人的发言水平，还有的是多日没见的亲朋好友，这下子见了面，自然有许多说不完的闲话了。要不是会场上安装的高音喇叭音量特别足，还真别想听清楚台上人讲了些什么。

    郑仙巧代表全体学员发了言，表了决心。然后又有凉城县某公社某生产队的全国劳模郭老虎作为贫下中农特聘教师发言。……

    随后，学员们被安排用五分钟的时间到宿舍里放下刚领到的东西，再跑步赶到会场前那块已经堆放了不少石块的新校舍地基前，同来宾们一道参加建校劳动。

    卫东被一名老同志拉住了，询问下才知道是《内蒙古日报》社的老曹同志。两个人边抬着一只大筐装运石块，边进行着热切的交谈。老曹告诉卫东，他是50年代大学毕业后从南方主动请缨到祖国北部边疆支援自治区建设的，一干就是十几年，现在已经在呼和浩特安了家。孩子也是下乡知青，所以自己特别关注知青们的生活。这次知青共大的成立，和去年的全区知青先代会，都是自己代表《内蒙古日报》来采访的。

    在穿梭般来往着的人群里，东芳和莎仁鲜艳的蒙古袍格外引人注目。两个姑娘个子都不高，却都是属于“拼命三娘”的性格。抬筐里的石头让人看了着怕，筐一起肩就是一溜小跑，一点不比身边那些男生稍差。

    同样个子不高的赵晓玲和比她高半头的杨如珍合抬一个筐，这两个小姑娘可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儿，但筐里的石头却也并不比别人装得少，跑起来也绝没有比旁人显得慢。直到有人来喊她们去吃午饭，两个人才不约而同地一齐跌倒在地，抚着肯定已经磨破了的肩头，坐在那里哼哼开了。

    在众多各式各样的来访者当中，有一位头发、眉毛和胡子都已经花白的老同志，他个子不高却很显出一种威武又儒雅的风度，穿一身藏青色哔叽中山装，在匆匆拥挤的人群中冷眼细心观察着这所学校的一切，并不时向学员们特别是找得到的学员兼工作人员们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是当时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的张鲁同志。此老是一名老革命者。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山西著名抗日救亡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39年参加八路军，后长期在内蒙古大地上战斗生活，解放后结束军旅生涯到自治区党委工作，曾做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的代秘书长一职。后由于某些难以说清的客观政治原因、加上满腹超人的文采，他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大学工作。知青共大的建立使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所大有希望又需要下苦功精雕细琢的新型学校，遂产生了“去看看”的念头；到了这里，看到并接触到这所学校的一无所有的现实和这批天真、聪敏、充满朝气的青年学员，更增添了他来这里耕耘的决心。就在参加完这场开学典礼以后，他就开始了积极的活动。几经努力，他说服了家人和领导，终于在当年盛夏来到了知青共大，担任了这所学校的新一届领导人，在这所学校的生命历程中注入了自己的一腔热血。

    晚饭后，学校又为大家放映了露天电影《决裂》。这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会议的晚上，因为校领导认为看这个电影本身就是入学教育中生动而必不可少的一课。可到了真正放映的时候，场上看电影的却大都是从各处赶来的村民们，作为主人的学员们则有相当一批趁机回屋里蒙头大睡了。这里当然没少了本来就十分贪睡的卫东。

    就在第二天，除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各大小报刊和广播、电视系统无一例外地向区内外传播了这条自治区当天的头号新闻以外，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发了消息，向全国公开报导了内蒙古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的正式成立。

    从此，知青共大作为一个真实的社会存在，在祖国北疆的这片三十万亩水面的岱海边上开始了她那极富传奇色彩的实践生涯。

    入学教育的主题是“我为什么上共大”。作为一般的入学教育活动，这种讨论也就是学员们端正一下学习动机。十天半个月也就够劲了。可这批学员的入学教育，不但在开学典礼前就已经进行了那么些天，而且在事实上成了共大开学初期一门唯一的主课了。

    由于这所学校的特殊性质，主办者们对这一主题的发掘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校教育革命组的黄念生等对此几乎倾尽了自己的全副心血。郑仙巧在关心着农场生产任务的同时，也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常务副校长兼副书记宋石如同志当场现身说法。他从自己当年在复旦大学毕业时主动请缨参加抗美援朝，讲到自己于回国后再次作为热血青年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再讲到知青共大校名是如何由自己提出并得到了自治区和知青办领导们的首肯；对于知青学员们，他总是循循善诱地鼓励大家详细介绍自己的下乡经历，从中引发出他们对自己上共大的有关认识。

    通过介绍自己的下乡经历来回答为什么上共大的问题，实际是一个带有明显导向性的教育方法。就一般情况说，人们在接收到“我为什么如何如何”这类问题时的第一习惯性思维方式，往往是从个人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琢磨的。这就肯定会出现许多种可能完全不同的答案。而把所有人的思路统一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下乡经历上以后，答案就必然会趋向于统一。在这一点上，校方入学教育的实际组织者们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确保这种引导性教育的成功，黄念生和郑仙巧除了自己带头主动介绍自己的下乡经历以外，还不断从各小组的学习讨论中发现“典型”并把他（她）们安排到全体学员大会上来发言。

    从客观上看，知青们下乡数年，相当大一个多数并没有与当地贫下中农社员真正打成一片、更远没有达到融为一体的程度。至少，他们作为不同于当地社员的知青，总是感到自己存在着与众不同的东西或者叫做差异。这就使他们有许多心里话憋在肚子里，感觉无法与当地贫下中农进行无保留的交流，早就企盼着有这么一个一吐为快的机会了。因此，入学教育在这批学员中几乎是必然地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学员们热情满怀，大家争先恐后地发着言。不仅在小组会上人人抢着讲，而且几乎人人都希望能够让自己在全体大会上讲一讲。

    每次的大会上，小黄总爱先给大家讲讲。

    “各位战友，今天咱们继续讨论‘我为什么上共大’这个神圣的话题。这两天，我听了大家的发言，首先感到了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蕴育在咱们广大知青战友中最为宝贵的精神，也是咱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个重要传统。它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带领咱们的前辈们用自己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为指导、可以说是完全用自己的双腿走出来的‘长征精神’。

    在这个讲坛上，黄念生最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全部理论才智和讲演才能，向着全体学员——这批他认定是自己未来革命生涯中最亲最近的战友们，大讲特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坚持继续革命的绝对必要性。他把上山下乡运动同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事件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等同起来，博引旁证了上百条马克思等伟人们的精辟论述；又从中国工农红军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直讲到斐声海内外的延安抗大和延安整风，为今天的知青共大之重要和伟大进行深刻论证。所有的学员听众虽然大多数听不明白他所讲的道理，却几乎无一不被他那绝对够得上称为“渊博”的知识和对马列精典的惊人记忆所折服；对于他那演说的极大煽动性效果，也是令大家记忆犹深的，可以说，当时完全没有被他的讲演打动过心扉的学员，几乎是没有的。

    卫东受命担任了校办公室副主任之职，并由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而被学校特许为唯一一个不必随学员们参加任何体力劳动的特殊学员。每当学员们外出参加生产劳动时，他就坐在宿舍里整理头一天的各种会议记录；或根据领导上前一天的要求，设计一些活动安排的计划或表格等等。本来，他的下乡经历也算是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特别熟悉他情况的小黄等都希望他能为学员们多介绍一点自己。但是，他有了一个在会场上做好记录的责任，再加上他的大脑在与长期的牧区生活形成绝对强烈反差的这种无比活跃的学校生活中一时还根本没能适应，因此，多数时候的他大多是埋在众人堆里拼命地记录着，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在大会上发什么言。不过，这倒并没有影响他在各种课余时间里向同学们乱侃一通，那种时候大概是没有什么思想负担吧，他的神侃往往让人感觉到讲得很传神、受听；加上他又是一个六八年就下了乡的老知青，在这所专门为知青开办的大学里，“老知青”这种资格绝对比其他任何头衔都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更由于他那羸弱的身体而能够在乡下呆到八年之久这个纯粹数字造成的外在“形象”，更博得了大批学员的同情与尊重。因此，虽然卫东并不参加生产劳动，同学们倒是都与他相处融洽，友情深厚。

    课程设计的前提是首先确定到底要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而办学方向的确定则又必须先回答这所学校的培养目标。就这所专为知青们更好地坚持乡村而专门开设的学校而言，实际上就是要回答知青们需要靠什么去坚持乡村的问题。

    知青运动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运动。当年的文革，造成了大批城镇在校生堆积在校园里找不到正常分配去向的事实；同时，机关和工厂的混乱，也没有精力在接收新生劳动力的工作上迅速形成什么新的“革命”措施。两下结合起来，为大批城镇新生劳动力寻找新的就业出路就成了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本来相当单纯的社会安置问题，却由于其主要参与者都是一些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红卫兵小将”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戏剧性变化。这批学生娃，他们从文革一开始就完全以社会革命的主人自居；在离开学校选择就业门路的时候，他们也绝不愿意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成为普通的老百姓，加上他们已经是整整一代人的统一行动，这就几乎是必然地首先由知青们自己，继而是他们的家长（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得到多一点“优待”），再后来几乎是全社会——至少在舆论宣传上，都把这种本来是由于不得不如此才被动产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讲成是一种主动的、伟大的、特别具有时代意义的政治性运动了。再加上由于事实上出现了大量关于知青安置的实际问题必须专项处理，于是把传统的“安置办公室”改设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这就在形式上把知青工作从一般性的社会安置工作中分离出来。这种工作独立性的增强，更加剧了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对待的社会基础。

    上述变化是在大批知青陆续下乡的几年内逐步完成的。

    与此同时，随着文革时间的推衍，城镇里的工厂、机关对于新生劳动力的需求不断突出起来，大中专学校也要开始招生了。由于人都下了乡，则招工、招生和招干大都需要到下乡知青中去选择。一批知识青年开始离开乡村回城了。这对于刚刚红火起来的知青运动无疑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干扰。知青中那一大批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回城的人们开始把回城称之为“拔根”，以此来证明自己所坚持的“扎根”之正确和伟大。“坚持乡村”的口号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被知青们所接受的。

    就实际情况看，当时真正把上山下乡作为纯粹革命运动的自觉执行者终属少数，绝大多数知青则是为形势和环境所迫不得不继续留在乡下的。但他们经见过城市文明的年青人天性，使得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就那么默默无闻地像祖祖辈辈休养生息在乡村的农民们一样，忍受那日复一日、几乎长年不变的简单劳动生涯。“既然要一生一世呆在乡村了，那就一定得干出点名堂来。”这就是当时大批知青中最实际的目标追求；而不论他们自己是否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稍有点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们都知道：任何社会性整体运动的基础，都离不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原理。我们又知道：任何社会的先趋者和主力军，都只能是那个时代中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知识青年要想在自己下乡的乡村真的干出点名堂来，他们自己就必须且只能成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

    下乡数年间，不论人们的实际认识如何，大批知青实际上是在实践着这个真理。当时，多数乡村的队办学校教师、赤脚医生们，一批社队的科学实验工作者们，和部分社队中的各级干部，几乎构成了整个知青队伍中成功者的全部内容。这是当时一个基本的事实。

    由此产生的知青对于自身学习提高的要求，一般都会以最实际的农牧业生产科学技术为中心。用一技之长为乡村服务，为自己谋生，这就是他们的愿望。

    然而，丰富多彩的下乡实践绝不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既然上共大的目的是要求得到进一步的学习提高是同一的。那么，在此基础上必然带来的下一个问题则一定是要回答“学什么”的问题了。分歧或者说矛盾就从这里面出现了。

    由于知青共大的学制仅定为一年（当时摆得出来的最主要理由是时间长了影响知青们对第二故乡的熟悉和了解，不利于他们毕业后的斗争需要；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却只是由于办学者尚并不清楚从这所学校里到底能给予知青们多少东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学员们都能真正学到一些对自己扎根乡村有用的东西，绝不是一件容易事。原来办校前的想法相当简单，实际上就是把原来办学习班的内容再加以稍稍增加和扩大就行了。但学员们一进校，大家都是按照“学校”这个模式而绝非“学习班”这个模式在提出自己的学习提高要求，而且理由还特别冠冕堂皇：我们要在乡村开展的可是三大革命啊，只学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怎么够呢？生产劳动中的科学技术如果不能为我们所掌握，那我们用什么去感动、影响和带动广大社员群众跟上我们去干呢。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同农牧业生产技术的学习在学习时间有限的客观条件下从统一走向了对立。课程设计的实践中于是出现了分歧和矛盾。

    从第一次研究入学教育结束后的课程设计问题的会议开始，以黄念生为代表的“理论派”和以宋石如校长为代表的“技术派”就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本来，问题只是简单的课时分配比例，因为所有人当时都左得很，学马列是任何人都不反对的。然而，在文革的混乱中学会了对什么事都要上纲上线的坏习惯，使得这些本来就特别愿意显示自己理论水平的领导者们都对对方进行了猛烈批判。

    宋校长的论点也很过硬：知青只是广大乡村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能最终成为乡村中的各级干部。他们的特长是在文化知识方面。因此，在努力提高学员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适当地让他们掌握一些农牧业生产先进技术，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只让这批学员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去专攻马克思主义理论，多数学员是不满意的。况且，干部的专门培养还有各级党校呢。而专为知青开办的学校就应当介乎于农牧业院校和党校之间。

    郑仙巧则由于担任过两年农村基层生产大队的负责人，深知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对于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绝对必要性，因此竭力主张要在课程中设置相关技术知识课程；但对于能够系统学习一下马列主义理论的提议则不无赞成之意。所以，实际上她往往是在辩论中站在小黄一边的。

    经常参加会议的，还有事实上只够资格担任记录员的卫东。他那个头脑里装着的，既有许多天真烂漫的幻想型设想，也有不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信念，却又由于他历来喜好倾听各种人的想法和意见而在不知不觉中积淀下来的很多普通百姓传统的思想观念。这么一个大杂烩般的脑袋瓜子，面对各位雄辩家们滔滔不绝的演说，他早就不知所云了。让他提出具体意见实在是强其所难；只是由于“都是知青”这种最为根深蒂固的观点左右，他才在事实上常常成为小黄等人意见的追随者，却又在不少实际问题上会突然一下子倒向宋校长一边。以至于黄念生曾经严肃地批评他“简直是根墙头草”。吓得他更不敢干脆直接地讲出自己的一些想法来了。

    在学员中，这种争论则主要表现为每个人不尽相同的实际努力方向。以学为主的他们，仍然习惯于按照校方的实际安排按部就班地参加一切活动。不论学到点什么都觉得挺有用，因为这里所学的几乎都是自己们以前所不曾接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