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胡思乱想，但我对已过去了的事情往往把记忆的大门封存起来。因为一旦打开这扇大门，思绪就会如脱缰的野马拦也拦不住。

　　  每逢年底报纸上谈论什么民工回乡大潮来临，我的思绪就不由会定格在一九七0年初那个寒冷的冬天。马上就要过年了，知青们都在想着回上海。本来听说“上面”指示我们要留在当地和贫下中农一起过年，但那两天又忽然有了新指示：说是我们这一批知青是六八年年底来的，已经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一个年了，今年可以有部分知青回家过年。真正是从天而降的喜讯，我是第一个报名要回家。已经离开家里整整十四个月了，我想念家里那陪伴我度过童年、少年的小花园；想念那些一起长大的小伙伴；离开上海前一夜，还戴着“坏分子”帽子的妈妈因为舍不得小女的离开，但又因为到农村去是响应党的号召，不能悲伤，压抑着的哭声，使假装睡着的我把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虽然第二天我头也不回的走了，但一听说可以回家过年，就有一种想快点见到妈妈的冲动；还有那比我大九岁，从小就极疼爱我的哥哥要在过年前结婚，他早就给我寄来了我的新嫂嫂的照片，当然非常希望我能回家参加他们的结婚仪式。种种理由使我恨不得要尽快回上海。可那一年罕见的大雪封住了公路，没有班车，断了从阳团到新干的五十里路。尽管这样，还是挡不住我们回家的决心，我和蕙西决定步行踏雪到新干。

　　    五十里雪路，我们从早上出发直走到下午四点多，到了新干又坐船到樟树，不料没赶上火车，怎么办？一打听，向塘有从重庆开来的过路火车停靠，我们马上又向向塘出发，待到了向塘，已是半夜，可是听到的是前方火车由于严重超员，本站不售票。好着急啊！不过我们两个人真是有“贵人”相助，几个比我们大得多的也是赶火车的人看见我们着急的样子，带我们绕到铁道上，找到那辆从重庆开来的火车，车头不知去哪里了，那几个人帮我们爬上第一节车厢前面到火车头之间有一小块用木栅栏隔着的地方，嘱咐我们站好，不要让人发觉。周围都是漆黑一片，不一回儿，火车头呼啸着倒过来了，就在离我们非常近的地方与列车对接上了，过后想想，其实那是非常危险的事，但强烈的想回家的愿望使我们根本顾不上害怕，还觉得大有一点“铁道游击队”的味道。火车带着我们终于开了，按照那几位好心人的嘱咐，等火车开了一会儿，我们反过身去拍打第一节车厢的门，火车巨大的轰鸣声使我们拍打了很长时间才让里面的人听见，人家一打开门看见是这么回事，也顾不上说我们了，赶紧让我们进到里面。这一下，我们真是因祸得福：这是一节邮车，里面床啊，写字台啊一应生活设施都齐全，押运的工人都是上海人，他们非常同情我们的遭遇，让我们喝水，休息，停站时还帮我们从月台上绕过去（那一列车地下全坐满了回沪知青）给我们补票、买饭，我们乐得好象“老鼠掉进米缸里”。吃饱了，休息好了，我们就给那几位工人讲我们阳团的生活。

　　    这就是发生在冬天里的我们的历险记。我想，也许还是一个足以让我们的后辈乍舌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