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除夕夜，吃过团圆饭，母亲一如既往地让我留宿。每年此刻，老人家总是说：“你十七岁就下乡插队，在爸爸妈妈身边待的时间最短，住下吧，和爸妈聊聊天。”
妻听着窗外爆竹震天，担心家中阳台有易燃物，决定第二天再来，于是我独自留下。
坐在父亲身畔，父亲问我：“最近和老同志们的子女有没有联系？”我告诉他：“前几天和陈伯伯、徐伯伯的女儿我们六个人一起聚会了呢。”并且打开手机让老人家看照片。父亲说：“陈伯伯的女儿长得很是像他。”接着说：“真巧，你们会遇到。”我告诉他：“如今网络很神奇，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和王伯伯的小女儿、井伯伯的大儿子平日也都有交流。”
入睡前，母亲推开房门，为我掖掖被角，顺势坐在床边，将一个红包塞到我的枕下，笑着说：“别看你六十多了，妈妈心里觉得你还是个小孩子，压岁钱还是要给的。”我没推辞，我知道这对于母亲来讲是一种享受，于是笑领，并说：“谢谢妈。”
母亲走后，我辗转难眠。暗夜中回忆往事，不禁为自己少年时曾经的莽撞和不让父母省心愧悔着，一件往事也同时映入脑际……
父亲送我到东北插队，我请父亲搂条狗捂被窝
1970年，我在东北吉林白城地区扶余县插队，好不容易得到几天探亲假，便去河南的学部（中国社科院）干校探亲。父亲与年富力强的叔叔伯伯们在东岳集劳动，老弱病残的家属们则住在包信集。我家被分配在包信集小学校住，一间教室用秫秸秆简易地隔开，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住在一边，俞平伯老先生夫妇住在另一边。门漏风，窗透气，从东北来探亲的我都禁不住在室内浑身发冷。读小学的妹妹和当地的同学学会了标准的河南方言，小手生了冻疮的她总是不迭声地在叨叨：“俺冷，俺冷！”
 那一天，我和弟弟还有另外两个小朋友，四个孩子百无聊赖地去粮管所打乒乓球。后来不知是谁，好奇地撬开一旁桌子的一个抽屉，发现里面有一元多钱和几两粮票，于是便顺手牵羊了。这事后来闹得很大，文学所的领导严令彻查。四个孩子当时都只有十几岁，我最大，也不过十八岁。为了安抚吓坏了的他们几个，我大义凛然，很江湖地说：“是我干的，与小兄弟们无关。”结果家中退还赃款之后，父亲又被责令将我押送回插队所在地，即日动身，不得有误。
于是我只好告别哭哭啼啼不舍得我走的小妹和暗自垂泪的母亲，被父亲“押解”着，乘坐京广线列车再换乘京哈线，从河南途经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行程两千多公里，回到我插队的小山村。一路上，寡言的父亲一句都没有埋怨我，还给我买来好吃好喝的。
到了插队地，早春的东北依然天寒地冻。入夜，知青小伙伴们戴好棉帽、脱得精赤条条钻进被窝（可防止虱子咬），大家此起彼伏地吆喝着“雪虎”、“玛丽”，两条狗儿在土炕上兴奋地窜来窜去，交替着给小伙伴们暖脚、焐被窝。我笑着对父亲说：“爸，您也搂只狗？特暖乎！”父亲没有做声，昏黄油灯下，披着棉袄坐在被窝里的父亲，呆呆地望着我们这些北京的孩子，神情很是凝重。
许多年之后，不止一次地，在家庭聚会时，父亲提到了我插队时的那年冬天，冰冷土炕，抱狗取暖，半夜站在炕上打开窗户往外滋尿的知青小伙伴们（而当年睡在那铺炕上的十名小男孩当中，已有三人辞世）。
 难得一家人在一起
我一直想找个明白人求教一下：当年的知青如今许多人早逝，是否与青春发育期缺衣少食有关？否则为什么他们未能达到国家颁布的人均寿命标准？
骑车带父亲去看“大金得胜驮颂碑”
父亲和我说，多年来他一直想到扶余县看看“大金得胜驮颂碑”，不曾想我来这里插队了，更不曾想今天他能来到这里。啥也别说啦，风风火火地，我找老乡借了辆自行车，驮上父亲一口气骑行三十多里地，来到伊家店公社石碑崴子村。
“大金得胜驮颂碑”孤零零矗立在村外的一片荒原之中。碑是金代第五位皇帝、世宗完颜雍为纪念其先祖、女真族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在此处起兵灭辽，建立大金国的丰功伟业而立的，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碑的正面龙身盘绕相交间，刻有“大金得胜驮颂”六个篆体大字。正面刻有汉字碑文，背面刻有女真字碑文。如今女真文字已经失传，这些女真文字，在考古界和文字学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金得胜驮颂碑”如今得到保护，不再孤独地兀立荒原
父亲欣喜异常，围着石碑虔敬地转了好几圈，之后开始仰面逐字辨识碑文，同时不忘向我做解：这里原是辽金边境的接壤处，距辽国的黄龙府（今农安县）仅100余里。金太祖于公元1114年9月在此地兴兵誓师，长驱南下，先取宁江，后破黄龙，终于灭辽，立国号为金。
我问父亲：“《岳传》中岳飞大战金兀术，那个金兀术和这位金太祖有关系吗？”
父亲说：“当然有关系啊，金兀术是开国功臣，就是这位起兵的金太祖的第四个儿子啊。”
我清晰记得，那天天气可好了，虽然寒冷，但天空瓦蓝，方圆几里无人迹，只有我们父子俩。
掏出烟荷包，我为父亲卷了一支“大炮”，自己也卷了一支。见父亲划不着火柴，我要过火柴盒，只一下，便划着了。我一边得意地为父亲点烟，一边不忘卖弄学问：“顶风划火，顺风撒尿”。
步行五里地去汽车站为父亲送行
父亲要走了，那一天，集体户全体知青和我一道，步行五里地去汽车站为父亲送行。在他们眼中，我的父亲即代表着他们的父母、代表着知青家长。父亲在汽车站的小卖部给我们买了两条“迎春”牌香烟，在当地，这是比较高级的烟了，一条两元八角。我知道父亲心疼我们这些苦孩子。
伴随着渐行渐远的客车，我脑中被灌输的阶级斗争、解放全人类、批林批孔、扎根农村也渐逝渐远，那一刻，我只想念我的爸爸妈妈。不知道是尘埃还是泪水迷住了我的双眼，我终于看不到载着父亲的客车了。接下来的日子依旧会像滚滚红尘不知所终，那一刻，我对幸福的憧憬很简单：就是全家能够在一起，在一起！
 后来接到父亲来信，得知那天他在三岔河火车站买完车票后，钱包就被偷了。想象着父亲一路不吃不喝，坚持几十个小时才能回到干校，我的心中非常难过。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1982年我终于结束了在外十四年的漂泊生活，回到了北京父母的身边。但那时我已成家，另立门户，再无机会朝夕守在他们身边，像儿时那样了。
年初一午饭后，父亲用脚蹭着地踟蹰缓行，将我们夫妇送到门口，伸出手来与我相握，温热的手像过电一样，直入我心扉。走出楼门，抬头望去，爸妈在三楼的窗口向我缓缓招手。我大声喊道：“爸妈，我们走了，过几天再来看你们。”发出的声音有些颤。父亲笑了，频频点头，母亲叮嘱：“记得常打电话啊。”我回应：“放心，一定。”
半个世纪过去，鬓华虽改心无改，父母对儿女的爱，依然；儿女对父母的爱，照旧。
 供图/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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