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出生在城市，却选择了远行，用沸腾的热血染红了屯垦戍边的战旗，用火热的激情打破了北大荒悠悠千载的沉寂，他们把自己交给了亘古荒原，交给了北大荒碧朗的天空，交给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共青农场。
2015年8月29日，纪念中国青年志愿垦荒60周年活动在黑龙江共青农场启动。共青农场“五老”之一的马淑清见证了这些纪念活动，眼前的盛况让老人回忆起60年前的点点滴滴，“我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黑土地，但我们青春无悔，因为这段经历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1.真是一片大荒原
第二天早晨醒来，屋地上、被子上一层浮雪，眉毛、头发上挂满了白霜，盖了一宿的棉被冻成了邦硬的冰坨。
1955年，祖国的边疆还有大片待垦的荒原，当共青团中央发出一声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燕京儿女从祖国的心脏，海河儿女从美丽的渤海湾，齐鲁儿女从胶南、从临朐、从惠民，冀中儿女从秦皇岛的机关里、从保定的学校里、从石家庄的工厂里陆续出发，来到了北大荒的萝北荒原上。
萝北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土地面积1500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不足8000人。当年，与马淑清一样先后来到这里垦荒的全国志愿垦荒队青年达2602人。她所在的哈尔滨市南岗区报名赴萝北垦荒的青年超过700人，被批准成行者不到十分之一。
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是1955年9月组织起来的。“当时，由梅树生、孙永贵、王永坤、王英君、赵玉琢等5人为发起人，开始组织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马淑清讲，当年团组织选拔垦荒队员的条件十分“苛刻”，“南岗区团区委对每个递交申请书的青年都讲明了北大荒的艰苦，本人同意还不行，还要家访，家里人同意了，还要排除是家里惟一劳动力的青年”。马淑清说：“我被办事处的沙启彦老师看中，成为南岗区的两个骨干之一，另一个是李兆麟将军的女儿李石——后来成了沙启彦老师的妻子，她大我几岁。”
 1960年，马淑清（二排左一）出席萝北县第二届一次妇代会时留影。
10月30日，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先遣队派104名男女青年开赴萝北荒原，由当时的团市委干部吕希孟带领，其中有党员12名、团员60名，女队员12名。“我是第二批来萝北的队员，于12月25日晚离开哈尔滨市，第二天到达萝北荒原上，被分在第三大队工作。” 马淑清说。
经过一天一宿的路程到达萝北荒原，马淑清这些起先还高兴的小青年一到目的地傻眼了——真是一片大荒原，没有房子、没有路，什么都没有。“当晚，我们就住在先期来到北大荒的北京、天津垦荒队为我们挖好的地洞里。地洞上边搭了两片草帘子，后来才知道那叫地窨子，睡在用草铺成的大通炕上，地窨子门是一块大木板挡上的，晚上顺着木板往屋里灌风。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吐一口唾沫到地上，一下子就成了冰碴了。”
马淑清说：“生活上困难只要不怕辛苦便可以解决，可最让你恐惧的是夜晚，每到夜晚狼会在我们附近转圈叫，听得我们这群小青年毛骨悚然，有的女垦荒队员吓得用被子捂着脸直哭。”
马淑清所在的三大队后来住的房子都是萝北老乡上冻前给盖好的土房，“中间没有间壁墙，炕上铺上草就睡人了。有的没来得及搭炕，就在地上睡，外面用木头挡上。三大队四栋房子都是地铺，由于房子盖得晚，四面漏风，油灯点上就被风吹灭了，再点都点不着。屋里用大铁桶做炉子，烧木头。当炉子烧起来时，屋里冻得硬邦邦的地面就化了，变成一片‘海绵地’。晚上睡觉只把鞋脱了，要穿着棉衣、棉裤，盖上被子睡觉，头上还戴着狗皮帽子。第二天早晨醒来，屋地上、被子上一层浮雪，眉毛、头发上挂满了白霜，盖了一宿的棉被冻成了邦硬的冰坨。”
 做饭和喝的水都是用马爬犁到河里去提的。北大荒的冬天，千里冰封，拉运饮用水非常艰难，拉一次水需要大半天，手脚都冻坏了，但是大家没有一个叫苦的。“当时我们吃的粮食都是从各地调运过来的，有玉米面、高粱米，偶尔吃一顿白面或大米饭。当时没有菜，都是上冻后从外地拉来的冻萝卜、冻白菜。”
2.哭成一团的第一个春节
有一名叫朱荣正的垦荒队员，在上山伐木时冻掉了自己的10个脚趾盖，当时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第二年春耕时才被队友发现。
从1955年12月开始，为了来年建房子，“我们整天奔波忙碌上山伐木，全体队员都去”，马淑清说。白天，男队员伐木，女队员负责做饭、清雪、劈柴火。队员不到20岁的年纪，没有劈过大的木头，一斧头挥下去，木头纹丝不动，连续劈几次后大木头仍是没变化，只能把斧子一丢跑到一边哭，哭过后回来拎起斧子继续劈。
马淑清看到这样的场景，自己也偷偷地抹泪。“因为没有运输机械，我们只能靠人拉、人抬、人扛，同时为了取暖，每天还得扛运烧火用的柴。我们来时的北大荒比现在要冷得多，每天气温都在零下30多度左右，荒原上还经常下大雪，刮西北风，人感到特别的冷，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我们每天照常上山伐木、拉柴。”
有一名叫朱荣正的垦荒队员，在上山伐木时冻掉了自己的10个脚趾盖，当时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第二年春耕时才被队友发现。朱荣正说：我不想被动员下山，我要和大家永远战斗在一起。
 北京垦荒队员周俊是赶马车的“车把式”，由于长时间在外作业，把脚趾头冻伤了，天天流黄水，一天下来脚冻木了，走路都很困难，到窝棚里赶紧烤火取暖，脱鞋时连鞋带袜子一起脱下来，一看吓了一跳——袜子上粘着3个脚趾甲盖。那是脚冻木了，失去知觉，脚趾甲盖黏在袜子上，脱鞋时连袜子一起带下来的。
马淑清说，那时队员们手上、脸上、脚上常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夜里睡进被窝，冻伤的手脚像被猫咬，让人难以忍受。”
很快，大家迎来了在萝北的第一个新年。新年联欢会上，大姑娘小伙子们终于没忍住，哭成了一团。好在过完年没多久，大家接到了哈尔滨市委送来的发电机和收音机。马淑清说，“听到收音机里播出的新闻，我们这群姑娘小伙又沸腾了好一阵。电灯亮起的那一刻，我们的心也被照亮，不再感觉垦荒的艰难。”
三年不拿国家一分钱工资，惟一的福利就是过年时的五角“压岁钱”，自己吃糠皮、豆饼、野菜，把打下的粮食如数上交国库。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垦荒队员们才每人得到两块月饼作为奖励。“是白糖与花生馅的。男生站着吃完了，我咬了一口——特别香，没舍得一次吃完，用纸包起来放在口袋里，干活最累的时候咬一口，不知不觉吃了一块半。半个月后想吃的时候，去打开包装纸，发现那半块月饼长毛了。”老人讲起这段往事，笑了，“还记得第一次吃馒头，是那种刀切的，不是圆的，我一次就吃了8个。现在就是吃两天，我也吃不了8个馒头。”
3.不当“钢渣子”的“飞刀手”
“那个时候狼特别多。记得有一天，一匹马生病了，拴在院子里，结果第二天只见马倒在血泊里，马腿没了。”
去北大荒之前，各地政府都对志愿者交代得清清楚楚：北大荒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到那儿就得开荒种地，就得重新创业安家。马淑清说，来北大荒的人都表示不当逃兵，不让人生有污点，不做拖后腿的人，大家你追我赶，都要求进步。“许多人都心里较着劲，北大荒再艰苦又怎样，就当是在这里炼钢，每个人都要当好钢，不能当‘钢渣子’。”
垦荒开始了，大家憋着劲，比赛着干，一个个天不亮就起床，晚上天黑才回来。一米一米地填平泥浆，一寸一寸地铺平沼泽，一锄头一锄头地垦荒犁地，风餐露宿，爬冰卧雪。树根被一棵棵铲除了，手上的血泡也变成了老茧。一天下来，全身被疼痛折磨得觉都睡不踏实。
 最可怕的是成群结队的蚊子和小咬。“它们是‘三班倒’，尤其是北大荒的蚊子，叮人之后皮肤会生疮、溃烂，小咬往头发里钻，咬得人心烦意乱。干活时只能戴着纱窗布制成的防蚊帽子，从上到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留张嘴在外边吃饭。”马淑清回忆说，“有些队员，尤其是女队员，一开始确实想家啊。晚上，几个女队员偷偷抱头哭。但是，哭完了，第二天一早起来还是争着干活。”
随着条件的好转，垦荒队盖起了“拉合辫房”，还成立了畜牧队，组织上安排马淑清去畜牧队当副队长。“当时畜牧队建在西山脚下（十四队西边），我开始了新的工作——养猪养牛。在草甸子里搭猪棚子，围起来就养猪，条件非常简陋和艰苦。那时养猪喂的是大锅糊猪食，糊好了用水桶往猪圈里挑。给猪喂食时，猪都来抢食儿，弄得我全身都是猪食和猪粪。这些活，在大城市里见都没见过，什么都得从头学起，学防疫，给猪打针，配种，接下崽……饲料没有了，还得赶着牛车去拉饲料。”
那时冬天雪大，夏天雨多，路特别难走，狼也特别多，晚间打更的要拿着枪。马淑清记得，有一天深夜，狼叼走了猪崽儿，“我们全队人员去追，在草甸子里追了半个多小时，猪的叫声逐渐小了，这时一名老队员拦住了我们说：‘咱回吧，这猪怕是没了，再往前走就是狼窝了，咱这些队员可别再出事了。’我们一想老队员说得对，便原路返回了。可回来之后，不少姑娘小伙心疼小猪都哭了”。
有一年冬天，年轻人们经历了一场特大暴风雪的考验。漫天的大雪一下就是好几天，平地大雪足有一米多深，屋门都推不开。“人们只好从窗户跳出去，跳出去也走不了，根本迈不开步，只好在雪地里连滚带爬地修雪道。当时人吃的口粮和喂马的饲料都要到县城去购买，用马车拉回来，取暖的柴火要到西山去拉木头，可是大雪封道，车马走不了，怎么办？大家一致说：‘如果我们在屋子里坐等，老天爷也不会给我们送吃的，送烧的，还得靠我们自己。’于是大家破窗而出，经过人清马踩修通了出去的雪路，终于战胜了雪灾，渡过了难关。”
这年冬天，马淑清从省城办事归来，当时鹤岗市没有通往萝北垦区的客车。“下车时已是下午，我们三人步行往回走。凌晨两点到畜牧队时，得知饲养的黄牛撞开栅栏跑了，我当时也忘记了疲劳，骑上马便去追赶，由于不知烈马的习性，当即被狠狠甩在地上，昏了过去。”
1958年，马淑清被调到蔬菜队任队长。“学习种菜是技术活，我要从头学起。喂猪时候要防狼，种菜时要防狍子、野猪熊瞎子来祸害，狍子野猪一来就成群，虽然对我们没有伤害，但种的菜却被毁掉一半，于是我们便拿着铁盆和瓶子轮流值班看菜地，只要野猪狍子一来就敲。在农忙时我们要参加全庄的锄草工作，麦收、秋收、割小麦、割大豆……从不会到会，最后成了比男同志还割得快的‘假小子’、‘飞刀手’。”
马淑清也有害怕的时候：“那个时候狼特别多。记得有一天，一匹马生病了，拴在院子里，结果第二天只见马倒在血泊里，马腿没了。”这些往事，让人听来有些毛骨悚然，但这是当年司空见惯的真实笑话。
在蔬菜队，马淑清不仅收获了新鲜的时蔬，收获了历练，而且收获了爱情的果实。采访期间，正巧马淑清的老伴杨增亮归来，坐在了旁边，说：“我也是哈尔滨人，道外区的，同一批来的，到了萝北才认识她。那时候她是蔬菜队队长，我是团支书。”马淑清笑着说：“老伴大我一点。有一次，他给我写信，向我求爱。我想两人志同道合，于是就先建立了朋友关系。他很支持我的工作，自己在工作上也比较突出，被推荐上农业大学，毕业后我们才结婚。”
4.不褪色的晚霞
很多垦荒青年后来都返回故乡，但马淑清等一批老垦荒人却留在了这里，实践着当年来时许下的诺言。
由于表现突出，1959年1月，马淑清从垦荒队调到预七师二大队任副队长。不久，共青农场的前身萝北农场成立，她又从二大队调到萝北四分场机关做妇女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时开始拿工资了，生活慢慢好了。”
马淑清先后担任过妇联主任、农场工会副主席、民政主任、信访办副主任等。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垦荒青年后来都返回故乡，但马淑清等一批老垦荒人却留在了这里，实践着当年来时许下的诺言——“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在工作中，马淑清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多次受到表彰。
1992年马淑清退休后，共青农场党委决定返聘她义务从事退休干部党支部的党务工作。2011年春，马淑清所在的小区楼院党员进行民主选举，她又被选为小区楼院党支部书记。马淑清带头结对帮扶，首先做支部成员的贴心人，然后引导支部成员一起做居民群众的贴心人。“他们有什么红白喜事，都爱找我，我是他们的知心朋友，乐意为大家服务。”马淑清说。
平时凡有退休老党员遇到困难找到马淑清，马淑清总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对每一个刚到社区报到的党员，马淑清都亲自登门家访，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征求他们对社区工作的意见，让广大党员感受到家的温暖。
在农场新型社区建立之初，马淑清自发带领小区内老党员一起打扫楼道卫生，自掏腰包购买清洁工具，带领小区居民一同维护农场社区环境。她还让小区有了特色鲜明的“楼道文化”——每个楼道口上方都悬挂着印有该楼道文化主题的牌匾，包括“礼仪文化楼道”、“科普文化楼道”、“廉政文化楼道”等。
 垦荒队员马淑清、杨增亮夫妇
马淑清还是被大家推选出的楼长。她说，“楼长算不得官，就是为居民服务的，监督居民讲卫生，懂礼貌，维护居民生活安全，都是些琐碎又不能忽视的小事。”她说，1955年来到这里时，条件非常艰苦，住马架，喝北风，经过几代人的垦荒，现在条件改善，作为老一辈垦荒人的她感到很欣慰，“只要对农场有利，我都愿意干”。
“一晃60年过去了，我从当年的小姑娘成了别人嘴里的奶奶，萝北垦区也从当年的‘六十里地是邻居，三十里地南北炕’成为当今现代化的大型国有农场——共青农场。”马淑清说，当年和自己一起来垦荒的500多名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如今活着的不到百人了。“虽然我们在逐渐老去离去，但我们每一位老队员都是一名志愿者，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传下去，虽然我们退休了，但凡是公益活动我和老队员们都积极参加，空闲时我会给青年人讲述当年的垦荒历程，让他们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一群人，把自己的青春、汗水、生命留在这里，把国家的需要当成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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