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102岁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走了。“兼收并蓄，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德高望重，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这是门生翁永曦送别恩师的挽联。
上世纪80年代初曾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副主任的翁永曦，离开农研室已30多年，但当他和《环球人物》记者谈起农研室原主任杜润生，眼眸立刻变得明亮。“杜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句话说出了他的心声。
谈到杜润生在农村体制改革上的贡献，翁永曦说：“他干了大得人心的事。”说到激动处，他熄灭了没抽完的烟，不自觉地轻拍桌子：“杜老教导我们要守住底线、敢讲真话。”“很多政治人物生前死后毁誉参半，唯杜老罕见，连反对他观点的人都很尊敬他，这太不容易了！”
启动农村改革的“参谋长”
“他受过那么多的委屈，干成那么大的事情。”翁永曦用一位老领导对杜润生的两句评价，作为接受采访的开场白。
杜润生一生，与“农”有缘，因“农”坎坷。他曾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新中国成立之初，他领导中南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曾获毛泽东肯定。他后来撰文提出“土改解除了农民与封建地主的依附、被依附关系”，但是，“土改完成后，向农民给出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成为新的重大问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身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杜润生提出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要一哄而起，这自然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小足女人走路”，“站在富农、富裕中农立场上替他们说话”。杜润生因此离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批判，一晃就是20多年。
1979年，66岁的杜润生迎来了人生中又一个春天。他被任命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分管农村政策研究。“他是站在改革风口浪尖上的人，是启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参谋长。”说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翁永曦仍难掩激动：“杜老获此口碑，首先是因为他干了一件大得人心的事。中国的农民问题，我们党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好。我记得万里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党对农民是有承诺的。要让农民吃饱肚子，过上好日子。”杜润生将此当作自己的使命。
翁永曦说：“杜老不是决策者，是个高级幕僚。上世纪70年代末，他要研究和解答3个问题：一是包产到户有没有显著效果，二是这种形式有没有合理性和普遍性，三是这种形式是否与社会主义兼容。”
翁永曦多次用“用事实说话”来形容杜润生的风格。“很多官员是看领导眼色说话，杜老不是。他组织了一批干部和学者，包括一些体制外有过插队经历的年轻人下去调研。他用‘土地绣花’来形容农民包产到户后的积极性。安徽凤阳县包干到户一两年后，农民从缺粮吃到出现‘卖粮难’。包产到户的效果是肯定的。而且，农业是有生命物质的生产，没有中间产品，从播种插秧到田间管理再到秋收有连续性，更适合家庭承包，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性。”
“兼容问题很难办。杜老想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中性的词，代替‘包产到户’的说法，这个提法谁都很难反对——因为无论工业、教育、科技、商业，干什么都要讲责任嘛。”
1982年，杜润生主持起草了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用农民兴高采烈的说法，就是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此后他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连续主持起草了5个“一号文件”。翁永曦说：“责任制如星火燎原、不推自广。8亿农民不再依附于人民公社，获得了经济自由。这不仅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对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杜老参与的改革，恢复了农民对党的拥护，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得民心，得党心。”
“9号院”的灵魂人物
恩师杜润生也是改变翁永曦命运的人。几十年后，翁永曦依然记得第一次见杜润生时的情景。
1979年10月，翁永曦刚被分配到《中国农民报》当记者。有一天，他奉命将社论清样送到国家农委，请时任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审稿。翁永曦骑车来到农委，走进杜润生的办公室。正在看文件的杜润生抬起头来，“小伙子，我没见过你啊。”
“我刚来报社工作。”
“哦？原来干嘛的？”
“农村插队，八年整、十年头。”
杜润生来了兴趣，撂下笔，直起身子：“时间不短啊，说说，有啥体会？”
翁永曦没思想准备，实话实说：“农村太穷，农民太苦，我觉得国家农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
翁永曦
“这算一条，有第二条没有？”
“有，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万花筒里看世界’，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到了农村才发现，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经济界都只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满’。”
杜润生没再说啥。一个星期后，调令来了——翁永曦被调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后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农研室，杜润生任主任，办公地点在西黄城根南街9号。从此，“9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而“9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
翁永曦回忆，杜润生曾让他到大学应届毕业生中“招兵买马”。杜润生说：“年轻人没有条条框框，我们部门需要年轻人。”他没规定招什么样人，而翁永曦招来的年轻人让他挺满意：独立思考，敢讲真话，注重实际。后来，“9号院”成为“三农”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最高殿堂，也成为中央各部委里思想最活跃、探讨改革最积极的地方之一。王岐山、段应碧、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张木生、周其仁、戴小京等都曾经在“9号院”工作，成为杜的门生。习近平、刘源当年在地方工作时，受聘为农研室的特约研究员，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也常被请到“9号院”参加讨论。
宽厚、民主、真放手
“杜老那是真放手、真信任我们这帮年轻人啊。”翁永曦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刚到农委那会儿，就是个普通干部，有一天，杜老把我叫去说：‘中央准备未来10年向农业投入1500亿，你考虑考虑，拿个方案吧。’我当时就懵了。那时，我一个月工资才46元，那年代1500亿能抵现在几万亿吧。我还只是个科员，上面有处长、局长，杜老就把这么重的担子压过来了。”
“在杜老手下工作，最沉重的是被杜老信任，我们就是玩命也要对得起这份信任。”翁永曦说，农村联产承包制实行后，新华社有份内参，反映内蒙古出现集体资产流失问题。“杜老说，小翁你去，听听周惠同志（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看法。居然让我一个白丁去见自治区一把手！我去了，周惠说了三点：情况属实；农民要承包，不能逆着民意；大变革有得必有失。我向杜老汇报时，概括为凡事皆有利弊，‘两害相权取其轻’。杜老点头说，再看一看吧。”这件事被“轻放”，没造成大的影响。
杜润生唯实。翁永曦记得他常说，中国的事不在于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向杜润生汇报工作，翁永曦总结出“三段式”：问题、症结、办法。“哪怕不同意你的解决方案，杜老也会帮助分析，并提出改进的建议。他最不满意的是那种只知道说出问题，等着领导发话的人。”
翁永曦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这一辈子只被杜老表扬过一次”。但是，“杜老宽厚，跟着他能学到很多东西”。他特别钦佩杜润生的工作作风。“他很注意听取反对意见。那时候农口有几位同志激烈地反对一些改革措施，他在开会讨论时就特意吩咐要把他们请来。听到不同意见，他不会轻易打断对方的发言，总是耐心听完才逐条分析其中的利弊。”
翁永曦后来被任命为农研室副主任，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后带职到安徽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翁永曦告诉记者，在凤阳时，杜润生依旧关心着他。定期派人送去文件，经常召他回农研室开会。“杜老说，包产到户也有它的问题，要继续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找到受农民欢迎的解决办法。”翁永曦后来离开官场、下海经商，杜润生仍和他保持着师生之谊。
“老爷子就是心宽”
杜润生在工作上一丝不苟，生活中却很“马虎”。翁永曦说：“那时候，我上他家谈事，到中午了老头儿说‘就在我这吃吧’，说完他进厨房了。我想，我得帮忙吧，就跟了进去，一看，老爷子正拎着一口小锅，在里面和面。然后，一手端着锅，一手拿根筷子，把面一截一截拨到灶上另一口开水锅里。煮熟了捞出来，蘸点酱油和醋，我们就这么吃。老爷子说，这叫拨鱼儿，山西的农家饭。过去在太行山打仗，后来‘文革’挨斗，他自己弄饭吃，就吃这个，简单。”
翁永曦跟杜润生去太原出差，晚上逛小吃街。当时条件简陋，挂盏汽灯、摆个桌子就是个摊位。“老头儿闻着家乡小吃的香味就走不动了，说‘咱们吃一碗’。我劝他：‘您看，他们刷碗都只用这一桶水，不干净。’老头儿乐了：‘不怕，天黑，看不见’。”
离休后，杜润生很长一段时间依旧每天看文件，关注着各种前卫的理论。他爱游泳，爱打网球，也喜欢到各地走访、调研。上世纪90年代初，杜润生去广州，看望下海创业的翁永曦。两人晚上散步到一个迪斯科舞厅门口。“他说进去看看。里面一个大舞池，听着舞曲他也跳了起来。”翁永曦说着，模仿杜润生的舞姿，先提一只脚，另一只脚蹦，然后换一只脚再蹦。“杜老说，别人跳狐步，他跳的是猴步。”杜润生还唱了首《潇洒走一回》，字正腔圆。听到老人唱“岁月不知多少人间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翁永曦感叹：“老爷子就是心宽。”
每年的7月18日，都有上百人来给杜润生庆祝生日。有一次，王岐山自己开着车来了。“我是中午‘逃’出来的，因为实在想见见杜老和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95岁后，杜润生的听力和记忆力都衰退了，常年住在医院，但内心依然关注着农民的利益。
杜润生去世后，翁永曦赶去家中吊唁。“我们都以杜老门生为荣。人生能有这样的良师益友，太幸运了。”他提到，杜润生九十大寿时，弟子们曾在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相聚。那一次，杜润生提到了自己一直惦念的两件事：“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这两件事，也是杜润生对后辈们的期待。
翁永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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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永曦，1947年生人，下乡于内蒙古。197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原来生产队插队。1979年，国家对上山下乡大学生重新分配，到《中国农民报》任记者；后调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室副主任。现为企业家，兼任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研究员。上世纪八十年代，翁永曦与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一起被称为“改革四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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