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赵丽宏
赵丽宏小传
2014年，得知自己获得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的消息时，赵丽宏正在北京参加《赵丽宏文集》研讨会。那个奖项与著作交织而成的时刻，成为赵丽宏40多年行笔的瑰丽说明。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各种文学奖……各种头衔与荣誉，在赵丽宏看来，就是文学对当下社会应有的一份责任——为时代书写真实与真情。
曹可凡：首先为大家演讲的是赵丽宏先生。我跟赵先生有着几十年的交往，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外表温文尔雅，却有一颗不屈的正直的心，他痛恨所有残暴和丑陋，对所有的美好尽全力去讴歌。他一直对乡贤、对乡亲、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和一砖一瓦都有着非常浓厚的情感。他认为无论走到哪里，乡土、乡亲、乡贤，都是一种永恒的美。欢迎赵丽宏先生为大家演讲！
天下所有被称之为“乡贤”的人，都是源于对土地的感情
人类最深沉的感情，是对土地的感情。这种感情绝不是虚无飘渺的，而是很具体的。每个人，对土地的感情都有着不同的体验和表达方式。
乡贤是什么？以前对这个词的认识——就是乡村中的贤达之士，他们有仁有义、有才有德，是为家乡的民生和文化做出奉献的人。这些看法，至今仍有道理。而当下的乡贤文化，又或多或少出现了新的涵义，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我今天以《乡土，乡亲和乡贤》作为演讲的题目，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想就这个话题说一点发自我内心的真实感受。
乡土、乡亲和乡贤有什么关系？我认为，乡土和乡亲是基础，是源头，如果没有乡土和乡亲，乡贤就是无本之木，就是空中楼阁。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的故乡，便和乡贤毫无关系。
故乡是什么？故乡就是乡土和乡亲。人类最深沉的感情，是对土地的感情。这种感情绝不是虚无飘渺的，而是很具体的。每个人，对土地的感情都有着不同的体验和表达方式。
很多年前，当日寇的铁蹄践踏我们的大好河山时，诗人艾青写过这样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时读这样的诗句，曾使很多心怀忧戚的中国人泪珠盈眶，热血沸腾。大半个世纪过去，时过境迁，今天我们读这两句诗，依然怦然心动。为什么？因为，人们对土地的感情依旧。尽管土地的色彩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但是中国人对故乡、对历史、对民族、对祖国的感情并没有变。
说到土地，就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与之关联的这一切。古人说：“血土难离”，这是发自肺腑的心声。30年前，我第一次出国访问，去了美国。在旧金山，我访问过一位老华侨，在他家客厅的最显眼处，摆着一个中国青花瓷坛，每天，他都要摸一摸这个瓷坛，他说：“摸一摸它，我的心里就踏实。”我感到奇怪。老华侨打开瓷坛的盖子，只见里面装着一捧黄色的泥土。“这是我家乡的泥土，50年前，我怀揣着它一起来到美国。看到它，我就想起故乡，想起家乡的田野，家乡的河流，家乡的人，想到我是一个中国人。夜里做梦时，我就会回到家乡去，看到我熟悉的房子和树，听鸡飞狗跳，喜鹊在屋顶上不停地叫……”老人说这些话时，双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个装着故乡泥土的瓷坛，眼里含着晶莹的泪水。那情景，使我感动，我理解老人的那份恋土情结。
怀揣着故乡的泥土，即便浪迹天涯，故乡也不会在记忆中变得暗淡失色。看着这位动情的老华侨，我又想起了艾青的诗句。
艾青是金华人，在他的故乡，他当然就是让家乡人引为骄傲的乡贤。而我在美国见到的那位华侨，后来倾其所有，投资家乡的建设，他当然也是乡人心目中的乡贤。他们对家乡的贡献，源于对土地的感情。我想，天下所有被称之为“乡贤”的人，都是源于这样的感情。
这是经过千年万代的积累和沉淀而形成的土地，这是历史
我正在耕耘的这些泥土，会不会被行吟泽畔的屈原踩过，会不会被隐居山林的陶渊明种过菊花？
会不会曾落到云游天下的李白的肩头，会不会曾飘在颠沛流离的杜甫的脚边，会不会曾拂过把酒问天的苏东坡的须髯……
最近，我在读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诗。她流亡法国时，对俄罗斯的土地日思夜想，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你啊！我就是断了这只手臂，哪怕一双！我也要用嘴唇着墨，写在断头台上：令我肝肠寸断的土地——我的骄傲啊，我的祖国！”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饱含着对乡土、对祖国何等深挚的情感。
对土地的感情，其实就是对故乡的感情，也是对祖国的感情。这种感情，每个人大概都会有不同的体会。我的祖籍是崇明，但我出生在上海市区，在城市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如果没有后来下乡的经历，故乡在我的记忆中也许是模糊的。
很多年前，作为一个知青，我曾经在崇明岛上种过田。那时，天天和泥土打交道，劳动繁重，生活艰苦，然而没有什么能封锁住我憧憬和想象的思绪。面对着脚下的土地，我经常沉思默想。
崇明岛在长江入海口，面东海之浩瀚辽阔，率大江之曲折悠长。就凭这一点，便为我的遐想提供了奇妙的基础。看着脚下黄褐色的泥土，闻着泥土清新湿润的气息，我的眼前便会出现长江曲折蜿蜒、波涛汹涌的景象，我的心里便会凸现出一幅起伏绵延的中国地图。长江在这幅地图上左冲右突、急浪滚滚地奔流着，它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哺育着土地上众多的生命。它也把沿途带来的泥沙，留在了长江口，堆积成了我脚下的这个岛。
我在田野里干活时，凝视着脚下的土壤，情不自禁地会想：这一撮泥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来自唐古拉山，还是来自昆仑山？是来自天府之国的奇峰峻岭，还是来自神农架的深山老林？抑或是来自险峻的三峡，雄奇的赤壁，秀丽的采石矶，苍凉的金陵古都？
有时，和农民一起用锄头和铁锹翻弄泥土时，我会忽发奇想：在千千万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会不会用这些泥土砌过房子、制作过壶罐？会不会用这些泥土种植过五谷杂粮、栽培过兰草花树？
有时，我的幻想甚至更具体，也更荒诞。我想：我正在耕耘的这些泥土，会不会被行吟泽畔的屈原踩过，会不会被隐居山林的陶渊明种过菊花？这些泥土，曾被流水冲下山岭，又被风吹到空中，在它们循环游历的过程中，会不会曾落到云游天下的李白的肩头，会不会曾飘在颠沛流离的杜甫的脚边，会不会曾拂过把酒问天的苏东坡的须髯……
幻想荒诞，却不无可能。因为，我脚下的这片土地，集合了长江沿岸无数高山和平原上的土和沙，这是经过千年万代的积累和沉淀而形成的土地，这是历史。历史中所有的辉煌和暗淡，都积淀在这片土地中，历史中所有人物的音容足迹，都融化在这片土地中——他们的悲欢和喜怒，他们的歌唱，他们的叹息，他们的追寻和跋涉，他们对未来的憧憬……
一棵小小的芦苇，可以凝聚所有故乡的信息和情思
土地、乡土，这是蕴含着多少色彩和诗意的形象。崇明岛的土地，在我的人生和情感的记忆中，和无数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都是美好。春天金黄的油菜花、红色的紫云英，夏天的滚滚麦浪，秋天的无边稻海，连田边地头那些无名野花，也美得让人心颤。
这片土地上的植物，最让我感觉亲切的，是芦苇。
在每一条河道沟渠边上，在辽阔的江畔滩涂，在逶迤的长堤上，芦苇蓬蓬勃勃地生长着。春天，芦芽冲破冰雪的封锁，展现着生命的顽强；夏天，芦叶摇曳着一片悦目的翠绿；秋天，芦花开放时，天地间一片银白，那是生命辉煌而悲壮的色彩。
芦叶可以包粽子，芦花可以扎扫帚，芦苇秆可以编芦席，和各种生活器皿，可以盖房子，甚至可以用来做引出地下沼气的管道。我曾经用自己的文字赞美过芦苇，写过诗，也写过散文。我当年写的《芦苇的咏叹》，曾以芦苇为寄托，写出了对故乡、对人生的深沉情感。我的朋友焦晃先生，曾在全国各地的多个场合朗诵这首诗，在焦晃声情并茂的朗诵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人对乡土的感情。
一棵小小的芦苇，可以凝聚所有故乡的信息和情思。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哪怕天涯海角，异国他乡，只要看到芦苇的身影，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的土地，想起故乡的亲人。这是很神奇的事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对家乡的花楸果树情有独钟，流亡在国外时，她曾经万念俱灰，她在诗中这样写：“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对我都无足轻重，一切我都无所谓，一切我都不在乎。然而在路上如果出现树丛，特别是那花楸果树……”一棵花楸果树，可以把相隔万里的故乡一下子拽到她的面前。她的花楸果树，正如同我的芦苇。
如果消灭了方言，中国人的乡情、乡思、乡愁，便无以寄托
从乡土中生长出来的，还有乡音。崇明人的祖先，来自四面八方，东西南北的方言，在这里融合交汇，酝酿繁衍，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交响。很多戏曲演员在舞台上模仿崇明话，但我没有听到一个演员能真正把崇明话说得惟妙惟肖，说一两句可以，多说几句，便露出了马脚。能把崇明话说得字正腔圆的，似乎只有在这片土地上成长生活的崇明人。
我父亲年轻时就离开故乡到上海创业，但一口乡音至死不改。我在崇明插队落户时，乡音对我有了更为温暖深刻的熏陶和浸润。对崇明话叙事、状物、抒情的生动活泼，我一直为之感慨甚至惊叹。尤其是那些乡间谚语，凝集着当地人的智慧和幽默。譬如对那些不可能发生的稀罕事，崇明人说：“千年碰着海瞌舂”（说崇明话，全场笑）；描绘冬天的寒冷，崇明人说：“四九腊中心，冻断鼻梁筋”。而那些歇后语，更是表现了崇明人的机智和幽默，譬如：“驼子跌在埂岸上——两头落空”，“毛豆子烧豆腐——一路货”。
乡音衍生于乡土，对故乡的情感记忆，离不开乡音。游子远走他乡时，如果耳畔突然想起熟悉的乡音，那种亲切和激动，语言难以描述。这种感觉，和我在他乡异国看到芦苇时的感觉差不多。前一阵，社会上曾有过争论：是不是要保护方言？我想，这是无需争论的。方言，就是乡音，如果消灭了方言，消灭了乡音，那么，中国人的乡情、乡思、乡愁，便无以存身，无以寄托。
如果没有对乡亲的情感，乡贤便是一句空话，或者是假话
在我失落迷惘的时候，他们向我伸出仁慈的手，使我摆脱孤独，使我明白，即便是在泥泞狭窄的道路上，你也可以走向辽阔，走向遥远。
现在来说说乡亲。乡亲，就是故乡的亲人，他们未必是你的亲戚，只是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说着同样的乡音，吃着同样的粮食，面对着同样的山水和天空，心怀着同样的悲欢和忧愁。此刻在这里聚会的，大多是我的乡亲。如果没有对乡亲的情感，乡贤便是一句空话，或者是假话。
当年，我从上海市区到崇明岛插队落户，在崇明岛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8年。故乡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乡亲。
我写过一本记录下乡岁月的散文 《在岁月的荒滩上》，在书的序言中，我是这样开头的：如果有人问我，到了弥留之际，你的脑海中必须出现几张让你难以忘怀的脸，他们会是谁？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想起年轻时代，想起我插队落户时遇到的那些乡亲。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的脸一张一张地出现在我的面前，那些被阳光晒得又红又黑的脸膛，那些仿佛刀刻出来的皱纹，那些充满善意的目光……在我失落迷惘的时候，他们向我伸出仁慈的手，使我摆脱孤独，使我明白，即便是在泥泞狭窄的道路上，你也可以走向辽阔，走向遥远。
这些话，是我的肺腑之言。今天站在这里，我的面前又出现了那些善良的面孔，出现了那些仁慈的目光，我的耳畔，又响起了他们的声音，那是人间最温暖的声音。
45年前，我18岁，背着简单行囊到故乡插队落户。当时我情绪低落，觉得自己前途灰暗，所有的理想和憧憬都变成了遥不可及的虚幻梦想。甚至连梦想都不再有。
那时，住的是草房、点的是油灯、吃的是杂粮，生活的艰苦，我能忍受。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孤独。我每天只是埋头干活，在旁人眼里，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天到晚说不了几句话。乡亲们在默默地注视我。可我觉得和他们没有什么话可以谈，我认为他们不了解我，不理解我。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同情，出工时，他们让我干轻松的活，收工后，他们会送一点吃的给我。但是我想，我最需要的东西，他们不可能给我。我想读书，我想上大学，他们不可能帮我。
然而，时隔不久，我就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的。那些看起来木讷甚至愚钝的乡亲，是天底下最聪明最善解人意的人。他们虽然不怎么和我交谈，但他们发现了我最喜欢什么，最需要什么。后来有乡亲告诉我，他们发现，这个从城里来的知青，虽然看上去忧郁，也不说话，但只要拿到一本书，甚至只是一片有文字的纸，他的眼睛就会发亮，就会沉迷其中。
知道我渴望读书之后，没有人号召，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里的所有农民，只要家里有的书，全都翻箱倒柜地找出来，送给我。我记得他们给了我几十本书，其中有《红楼梦》《儒林外史》《初刻拍案惊奇》《福尔摩斯探案集》等等。乡亲们认为只要是书，只要是印刷品，就都给那个城里来的学生。我则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这些书，有的价值不菲，比如一位退休小学校长送给我一套《昭明文选》，乾隆年的刻本，装在一个非常精致的箱子里，现在十万块钱也买不来。
有的虽然没什么用，但却让我看到了乡亲们金子一般的善心。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位不识字的老太太——她那时80岁，不会写名字，也没有图章，生产队里分粮草的时候，她是按手印的。一个深秋的夜晚，她来敲门，从她的草屋到我的草屋，她挪动三寸金莲要走二十分钟，她来就为了给我送一本书。之后，我把她送走，看着她沿河边走远，再回到我的草屋里面，在油灯下，展开她送给我的书，那是一本1936年的老历书，让我感动得落泪。那个月夜、那位老太太，我永远不会忘记。
弘扬乡贤的精神，其实就是要弘扬对家乡的爱，并且把这种爱落实为具体的行动
对土地的感情，对乡亲的感情，是人间最深挚的感情。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绘这种感情，我想用“永恒”这个词。人间的这种美好情感，是永恒的，决不会因时过境迁而失色。
那时，我经常在收工后，一个人坐在高高的江堤上看风景，看芦苇荡，看长江的浩瀚流水，看缤纷绚烂的日落。我的这种举动，在乡亲们的眼里有点奇怪，有点不正常。在这个村子里，不会有人一个人在江堤上一动不动坐一两个小时。他们认为只有两种人会这样，一种是精神病人，一种是万念俱灰、想自杀的人。
一位在江堤上看守灯塔的老人，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他盯我的梢，想保护我，拯救我。他驼着背，满面皱纹嵌着一对小眼睛，形象很丑陋。我发现他老是在我身边转悠，有点讨厌他，甚至想驱赶他。一天下午，一场雷雨即将降临，乡亲们都奔回家抢收晾晒的粮食。我一个人跑到江堤上看风景，想看看雷雨降临之前天地间的景象。就在我沿着高高的堤岸往下走时，从芦苇丛中冲出一个人，把我紧紧地抱住，他以为我要轻生……我曾经在散文《永远的守灯人》中写过这位善良的老人。
是那些善良智慧的乡亲，用他们的关心和爱，帮助了我，教育了我，让我懂得，人间的美好感情，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消除的。
后来，我离开插队的村庄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出来送我。他们拉着我的手，喊着我的小名，让我无法举步。这样的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想，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心和故乡亲人之间，都会有一根无形的线，永远连系着，没有人能把它割断。这种感情，就像儿女和父母的感情。在中国人的传统中，父母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父母的形象，就是故乡的形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犹如儿女对母亲的思念。
对土地的感情，对乡亲的感情，是人间最深挚的感情。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绘这种感情，我想用“永恒”这个词。人间的这种美好情感，是永恒的，决不会因时过境迁而失色。
我想，所谓乡贤，必定心存着这样的感情。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世事如何变迁，我们的生活需要这样的乡贤之情。在当代，我们弘扬乡贤的精神，其实就是要弘扬对家乡的爱。人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家乡，并且把这种爱落实为具体的行动，为家乡的成长和建设，为乡亲的幸福和安康，奉献自己的才智。
使我深感欣慰的是，每次回到故乡，我都会听到一些好消息。家乡的年轻一代在成长，他们在各种领域展现才华，为家乡带来荣誉，也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添砖加瓦。他们中间，有的一直生活在家乡，有的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闯荡，不管身处何方，他们没有忘记乡土和乡亲，尽自己所能反哺桑梓，回报故乡，这就是新时代的乡贤。
赵丽宏：文学是一个时代的良心
崇明报 陆施燕
赵丽宏，上海崇明人，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等各种专著共六十余部，代表作有《诗魂》、《岛人笔记》、《在岁月的荒滩上》、《玉屑集》、《日晷之影》等。其中散文《诗魂》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日晷之影》获首届冰心散文奖，其人2013年荣获塞尔维亚斯梅德雷沃金钥匙国际诗歌奖，其作品20余次在国内外获奖，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里传播。
一、很多年了，外面天变、地变，他始终以不变应万变：谦和、沉静。在他身上，你看不出半点时代的喧嚣与浮躁。
有时候，名字是一个符号，也是一种命运。
赵丽宏，其文清“丽”细腻，其人气度恢“宏”，所谓文如其人，人如其名，在他身上有着很奇妙的对应。
写赵丽宏有点难，因为写他的人已然够多，袁鹰、秦牧、陈村、肖复兴等，都对他作过生动评述，显然你无法超越这些个大家。他自己则写得更多，其文字的体量大到惊人，你没办法穷尽阅读，自然也难下手写他。陈村为写一篇文章，翻过他的作品目录，翻到“垂头丧气”的地步，因为，“他实在比我勤奋多了。”
才情自不必说，这是作家的天赋使然。而“勤奋”二字，确是任何一个名动江湖者的不二法门。
他未必肯接受“名动江湖”这个说法。很多年了，外面天变、地变，他始终以不变应万变：谦和、沉静。自言性格内向，人多的地方话比较少，不爱抛头露面，出现的公共场合多半是在期刊上。即便不得已接受媒体采访，或于一些文化论坛发表演讲，他亦是一副儒雅、甚至腼腆的模样，轻言慢语，娓娓道来。在他身上，你看不出半点时代的喧嚣与浮躁。
如此低调，丝毫不撼动他在文坛的地位。从1982年第一本诗集《珊瑚》推出，迄今共出版有60余部作品，获国内外无数个奖项。这些年，每次见到赵老师，都会获赠他的签名新书，让人惊异于他的写作能量。他的文字被译成各种语言，在世界范围里传播。还有许多收入中小学教材，成为历届中、高考的命题材料。我第一次读到他的名字，就是在中学语文课本里。他几乎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有关，在成长的记忆里，恍若不可或缺的空气。
写作之外，他是正儿八经的《上海文学》杂志社的社长。这份老牌的文学期刊，曾由巴金主编，王蒙、王安忆、贾平凹、阿城、苏童等都从这里出发，走上文坛。而他与巴金亦师亦友，交情甚深，老一辈的文学接力棒自然而然交到了他的手里。至今他依然在方寸中拓展着严肃的文化空间，让一本纯文学刊物散发着持久的魅力与影响力。获了诺奖的莫言在瑞典手捧《上海文学》朗读自己的小说，其图片被媒体铺天盖地地转载。很多人以为这是杂志策划的一场广告秀，身为“掌门人”的他则微微一笑，说“真不是广告，是莫言的一个态度，他对这本杂志很有感情。”当然，不是没有人劝他，何不好好借题炒作一下，他几乎讶然地回应，“这怎么可以？”
这便是他的姿态，你说他在意也好，无意也好，他的声名就在那里，文学的旗帜就在那里，不浮不躁，不狷不狂。
二、在乡情里，他发现，善良、同情与爱，从未远离。他学会了与苦难握手言和。也就在那时，他开始走上写作的路。
以诗成名，以散文著称，中间还写过报告文学、电影剧本之类。赵丽宏的文字称得上庞杂，其个人经历亦非简单。
《在岁月的荒滩上》、《岛人笔记》等作品集，清晰可见其成长、成名的轨迹。很少有作家给我这样的感觉：安静，真实。他几乎要将自己的灵魂和盘托出。
1952年生于上海，父亲是崇明堡镇人，曾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企业家。日子却并不好过，那是个讲究出身的年代，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让这个少年倍感沉重。高中毕业，一头撞上“文化大革命”。1969年，他回老家崇明岛插队去了。
他回忆，“当个农民挺难呢。”
难的不单是饥饿、劳累，还有孤独。农村人多地少，艰于温饱的老乡并不欢迎前来抢食的知青。户口好长时间解决不了。中途他去江苏宜兴做木工，将一身力气与慧气用在学磨刀、拉大锯上。我至今难以想象，会拉一手优雅小提琴的赵老师，还曾拉过这么粗笨的玩艺儿。显然他不是当木匠的料，又回到了崇明岛。每天干最重的活儿，浑身的筋骨散了架，声称是义务劳动，不要工分，内心大约是希望能感动天、感动地的。
之后，用他的一个作家朋友的话来说，此举真的感动了上帝，上帝就派一个生产队长宣布，评赵丽宏最高工分，说他使的是十二分力气。
他用十二分力气赢得了尊重。更让老乡们刮目的，是这个年轻人的才情。他本来识字就早，5岁认得三千字，能读懂所有拿得到手的书。而迷茫岁月，读书更是一种救赎。他读《西厢记》、《儒林外史》、《千家诗》，读《猎人笔记》、《莱蒙托夫诗选》，读普希金。“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乡人们却都折服于这个上海来的“知识分子”。
听过一个故事：乡下的夜，黑到伸手不见五指，他听到敲门声，推开一看，是生产队里八十多岁的孤老太，不知哪里觅得一书，视之为宝，深一脚浅一脚地送上门来。其实那是一本老皇历。他捧着破旧的历书，鼻子一酸，不顾体面地哭了一场。
在乡情里，他发现，善良、同情与爱，从未远离。他学会了与苦难握手言和。也就在那时，他开始走上写作的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点一盏油灯，记下一段文字，有关平凡的事，有意思的人，以及自然的天籁，隐秘的思想。“隔着岁月回望，仍被自己打动。是人间的爱，让我越过坎坷走出了迷惘。”他说，这段岁月，影响了他整个人生。
患难中，惟以文学自坚其心。第一首诗发表于《解放日报》副刊，于他而言，手写变成铅字，如黑夜里的一道光，照亮灰暗、苦闷的生命。有人评他，才艺相当了得，吹拉弹唱，能写会画，插队时农民们都抢着请他到家里画灶花。1975年，他去县教育局为教材画插图。半年后转县写作组吃饭。那段岁月，我未闻其详，但可以想象，时代荒芜，诗歌理想却蓬勃燃烧。写作组里走出了如他一样，后来蜚声文坛的几个人物。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
这一届的华师大中文系，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赵丽宏、孙颙、王小鹰……而我听说，当年的赵老师常在课堂上写诗，临考也不温课，成绩“以良为纲”。奇怪的是老师都喜欢他，同学视之为好友。在学期间，他的作品便已纷纷扬扬了。1982年初毕业后，顺理成章分配到《萌芽》编辑部。1987年应聘当专业作家，1998年，当选为上海作协副主席。2003年，出任《上海文学》社长。此时，他已著作等身，在当代文学的竞技场上，左右开弓，弦响处，支支响羽击中诗与散文的靶心。
三、诗之外，他一直坚守散文这一文体。这是个必须直面人生，而无法以小说的虚构作幌子、或以诗的隐晦作多解的文体。
有人说，读赵丽宏作品，能读出一个作家的精神“洁癖”。
一个经历过文革的疾风暴雨、体味过旷世孤独的人，仍满怀真诚、恳切，笔锋饱含温度。在《壶碎了，诗还在》里，与文坛前辈、同辈友人或深或浅、或长或短的交往追怀；在《灵魂的故乡》中，对艺术的沉浸、寻觅、赏读；还有《玉屑集》里，融学术与美文于一体的雅趣、深邃……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充盈着真与美的情愫。
早期的作品，多诞生于“小黑屋”，是他最早的一间“书房”。无窗，无阳光，仅容一张小书桌。搞美术的朋友替他在墙上画了阳光灿烂的窗户，他得以沐浴人造的阳光，呼吸有情的空气，亦频频吐出了他的讴歌和情思。散文集《珊瑚》、《诗魂》和报告文学集《心画》等，大多于那时面世。如此逼仄空间，一墙之隔又是嘈杂沸声，而他心无二念，笔下生花，难怪圈内朋友叹他，“实在道行非浅，几近圣人。”
几年后拥有新的书房，起名为“四步斋”。望字生义，大约仍是形容书斋之小，仅有四步见方。但终于，能见到真正的阳光了。画家范曾为他题写斋名，落款处题曰：“七步成诗，四步为文，丽宏有深意在焉。”他则谦谦然说，“四步为文”难免夸张，而如何于四步空间，走向文学的辽阔，正是他一直思考的命题。
他走得很前沿，身为《上海文学》社长，不断为杂志的生存与发展奔波。纯文学刊物的处境，在当下不免尴尬，他多次提案呼吁：不转企，不改变办刊宗旨。他的坚持被有关部门采纳，不仅如此，刊物稿费还翻了多倍。这一点，令他欣慰至极，“上海给予文学以足够的包容与尊重。”
前年全国两会，身为政协委员的他，还提了个建议：在中国设立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项。此议一出，网上一片惊呼，有人赞赏，有人反驳。他则坚持认为，对文学的评判，不应由西方说了算，这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越是众声喧哗，他越渴望，作家要勇于表达出中国人的文学口味。
余下心力，几乎全部交付读书，写作。以诗成名的他，自然不会辜负“诗人”这个称谓。2004年，写就一部抒情长诗《沧桑之城》。据说，前后花了近5年时间，数易其稿，中间电脑病毒，初稿散失殆尽，而这一变故未使他放弃，反促使他进一步锤炼与重构，完成了关于上海的第一首长诗。诗分九章，时空穿行，贯穿古今。著名文艺评论家王纪人说：赵丽宏用诗的音符，完成了一座城市的命运交响曲。
诗之外，他一直坚守散文这一文体。这是个必须直面人生，而无法以小说的虚构作幌子、或以诗的隐晦作多解的文体。对一个写者而言，选择这一文体，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态度：真诚，不伪饰。
他坦言，作品里不是没有过荒诞、虚构的成分。当年，他写过广播稿，写过发言材料，写过与时代合拍的文字，意气风发，又言不由衷。陈村说，读赵丽宏最早期的作品，似乎感觉到真诚与善良的动机如何最终变为欲言又止。他本人也不隐讳，曾有网友搜罗当代著名作家“文革”时写的东西，他的名字赫然在列。“我承认，我无法超越当时的时代。”
这正是他的至真之处，敢于直面人生，剖析灵魂。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经历过疾风暴雨，多少存了点“狡黠”，他却端不出半点虚伪。不止一个场合，他表明他的创作观点：文学，是一个时代的良心，散文，就贵在一个“真”字。如他敬重的巴金先生，晚年一部《随想录》，何其真实、深刻，堪称散文创作里的最高境界。
也有过一点争议，似乎赵丽宏的文字过于求真，求美，很少锐角，不够“好玩”。不过我想，这正是他的风格，无论为文、为人，都端正、高雅，他若变得太“好玩”，他便不是赵丽宏，简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事实上，读赵丽宏的散文，至今仍是很多人的共鸣，其中不乏文坛中人、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读者。他们给他写信，倾诉他们的感动、向往和疑惑。写者自由洒脱，读者欢喜愉悦，文学之存在人间，也就大有道理了。
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聚散、原委，如同每个时代都有别样的尴尬。而他，经历世事多变，仍心有所念，保有一份岁月深情。
出道早，成名早，这么多年，赵丽宏著文、写诗、编书、主编刊物，甚或去世界各地演讲，始终抒发、传播的，总是那些美好、向上、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学理想。
文品，即他的人品。圈内圈外，有口皆碑。
很多文坛前辈，巴金、袁鹰、冰心、柯灵、辛笛等，都与他有过深交。固然是出于对晚辈的厚爱，但未尝不是其人格的力量让前辈们欣然。身边朋友说他，“忠于感情，知恩必报；呼吁真诚，怀念朋友；热爱艺术，不遗余力。”
他真是这么个人。有件小事，或许他不愿提及，但又有何不可呢，倘若我恰恰从中感受到他的率真与美好？有一年，他带几个作家来崇明采风，我一路坐他旁边。聊着，聊着，聊到我们都熟悉的一个人。他不吝赞美之辞，关于对方的才情、笔力。亦不掩饰他的伤感，为一段渐已褪色的友情。一个大作家，会在无名之辈面前，有如此本真的情感流露，令人生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聚散、原委，如同每个时代都有别样的尴尬。而他，经历世事多变，仍心有所念，保有一份岁月深情。
深情之人总被命运眷顾。我耳闻过他的初恋故事，姑娘与他是邻居，从小一起长大，他多才多艺，她美丽善良，长成半大不小的模样，心便含情脉脉了。后来他去农村插队，前途无着，她留在上海，追求者甚众。没人相信他们会长久，但书信让他们连在一起。赵老师写得一手好情诗，画得一手钢笔画，情书上自然有了剪不断的情思与线条。这场马拉松式的初恋长达15年之久，终于修成正果。至今，这一对初恋仍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他们有个儿子，名为小凡，毫无疑问，却是赵老师最不凡的“作品”。王安忆称之为“美男子”，还有人干脆喻之为“抒情诗”。惊喜处是，小凡和父亲一样多才多艺，很有出息，目前在某大学教平面设计。在《我的朋友赵丽宏》一文中，少年小凡曾写道，“父亲没有坚持让我学钢琴，但他教会了我如何欣赏音乐”；“父亲每出一本书都会送我，但他从来不要求我读，说你可读可不读，随你的便。”显然，这个做父亲的，无半点家长作风，所谓“多年父子成兄弟”，于他而言无须刻意修炼。
与他关系很铁的作家肖复兴，亦说他重情重义，哪怕对方是个小孩子。肖复兴儿子小铁爱集邮，赵丽宏将自己集得的邮票寄来厚厚一摞，小铁至今保存着他送的邮票、童话书，以及专门替他写的散文。我还听另一位作家说起，女儿幼时随手画下的一张稚气之作，被赵老师收下，他实在童心未泯，但未尝也不是他的宽厚，真诚，让所有面对他的人，都能享有一份珍视。
若认定他时时处处温厚、柔情，显然大错特错也。性子和缓的他，自有豪爽侠义的另一面。有次路遇两个年轻人打架，周围无一人敢相劝，肩宽体壮的他拔开人群，一站，一吼，吓得人家收了手。难怪作家魏明伦说他，“诗风柔和，有丽人之质，行动刚直，乃恢宏之举。”其实，早年农村插队时，他就是村里有名的不怕鬼的人，水性也极好，长江口的一处险滩，是他天然的泳池，一个猛子可以扎很远。我听说有一回，遇大风浪，他差点回不了岸，却也练出了一身坚毅之气。在他身上，刚与柔，呈现着完美、和谐的统一。
从《萌芽》编辑到《上海文学》社长，他还扶持帮助过很多文学青年。《十月》副主编宁肯，学生时代投稿给赵丽宏，在萌芽上发了处女作《积雪之梦》。很多年以后，宁肯在文学论坛“小众菜园”上发帖：我还留着赵老师的信，20年了，多像一次温暖而又百感交集的旅行。被誉为“诗坛才女”的杨秀丽，是崇明岛走出去的诗人，其初涉诗河的篇章，都经过他的指点。如宁肯、杨秀丽一样，受过他鼓励的青年，无数。
我同样分享过这样的温暖。这么多年，他一再激励我，要多读、多写，坚持下去必有收获。想必，我很令他失望。慵懒，拖延，明知自己的局限，还一再原谅自己，认为没什么，人何必时时鞭挞自己。
前不久，又收到赵老师的签名新书，《锦城觅诗魂》，亦散文，亦诗话，如同锦缎。书中还有他的40幅诗词书法插页，似锦上添花。看看书柜，他的赠书已排下长长的一列，《日昝之影》、《玉屑集》、《云中谁寄锦书来》……它们不动声色，静静打量晃来晃去、一事无成的我，似在轻轻发问：你，还有多少时光可以虚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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